坐龙椅——最后的时光

毫无疑问，帝国最后时光的主角或者说影响力人物是袁世凯。一如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一样，袁世凯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或者说格局。自从宣统元年他被解职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终日垂钓后，帝国政治格局里似乎再没有他的位置。但是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二十三日，一道谕令将袁世凯重新拉回帝国舞台中央，让他长袖善舞。该谕令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以及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那么，袁世凯是怎么反应？他上奏称：“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这是托病不出的意思。随后袁世凯通过奕劻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有关之党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开始了他一个人与一个垂死王朝的最后博弈。袁世凯的六项条件有深意存在，“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意在夺取内阁总理一职，以便进一步有所作为。而“宽容武昌事变有关之党人，解除党禁”则是向革命党人示好。一方面“养敌自重”，一方面为他自己的进退拓展空间；同时防止清政府玩兔死狗烹的把戏。至于最后两条“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更是在军事上全力武装自己，加强对抗或者说博弈的本钱。袁世凯提出的这六项条件，其实犯了一个为人臣者的大忌。但是时局如火，欲遏止气焰正盛的革命党人，非袁世凯重出江湖不可，因为北洋军这时只听他的。载沣无奈，只得应他所请。由此，一个王朝最后的崩溃之旅开始启动。

正如那句警世名言所说的那样——所托非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帝国对袁世凯的寄托就是所托非人。最后时刻，袁世凯没有充当救火队长，而是想当主人，这个国家的主人。他的底牌是有西方人的支持，西方人也想在这个国家寻找一个新的利益代言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接下来，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并提出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为总统三项条件。而南京临时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临时政府里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在面对驶进长江里的英、美、德、日各国军舰时，纷纷认为帝国未来大总统“非袁莫属”。

但袁世凯的表演却是表情真切，一唱三叹，很有为帝国前途呕心沥血的意思。初，他要求“亲贵能集资千二百万两，足半年战费，约计大局可粗定”（见《辛壬春秋》）。亲贵们做出了回应。载泽答应捐款五千两，但银子要等到来年三月才能到位，原因是他太穷了，一时间拿不出来。其他亲贵也纷纷表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样的时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湖广总督段祺瑞等却不知趣地大曝黑幕，称经过调查，发现各亲贵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银子达三千余万两，此时不拿出来救国，军界人士怕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袁世凯听了，也很愤怒。他告诉隆裕太后说，亲贵们再爱财如命，军界怕是有哗变的可能，到时候国将不国，银子也不是银子了。

事实上在银子面前，隆裕太后的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尽管她做了亲贵总动员，但亲贵却各怀心思。口号是可以喊得响彻云霄，银子却不拿出来。无奈之下，隆裕太后只得发内帑黄金八万两以充军费。这一幕，像极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募捐秀：虽然国难当头，银子就是不拿出来，奈我其何？

当然对袁世凯来说，能不能得到银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统皇帝必须让位。募捐不成，让他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但要说服帝国腾出位置来，皇帝体面地引退，还必须另找理由。这样的时刻，一篇影响历史的奏文出笼了。袁世凯在这份奏文中不仅展示了他的文采，更将其袁氏逻辑学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妨来细读一下。

在奏文开篇，袁世凯先渲染形势的严峻：“现北方一隅，虽能稍治安，而海军尽叛，一旦所议不合，舰队一进攻，已无天险可恃。常此迁延，必有全面内溃之一日。”紧接着袁世凯指出人心乱了，队伍不好带了，“兵能平定者土地，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再随后袁世凯认为由于西方各国的介入，目前的形势决不能一拖再拖，否则日久生变，“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

袁世凯行文至此，引君入瓮的主题已呼之欲出。但为了加大打击力，他又荡开一笔，“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呵呵，这都法兰西上了。法兰西的今天是不是大清国的明天呢？袁世凯的暗示几乎是明示。当然，到最后袁世凯还是不会忘记给清帝引退一个体面理由的：“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

这是宣统三年年底，与袁世凯奏文同时出现的一个事实是——有四十六个军人联名上奏。他们是湖广总督段祺瑞、古北口提督姜桂题、提督张勋等，联名上奏的内容是：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这样的联名上奏几乎称得上是兵谏了，正如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评论的那样，“段氏通电实不啻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天下之催命符”，而此次兵谏的幕后操盘手正是袁世凯。

妥协就此达成，大清帝国的命运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儿。它没有交到革命党人手里，而是交给了袁世凯。尽管袁世凯看上去表情悲切，痛不欲生。但是一项交易已经不容置疑地达成，尽管这个帝国当时名义上的主人溥仪还一点也不知情。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多年以后，溥仪是如何描述当时情形的：

“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也不进宫了。”

这实际上是一次关于最高权力的和平交割。溥仪所记录下来的那个历史瞬间正是袁世凯和隆裕太后谈论清帝退位的情形。这一年，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终于终结了，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其皇帝职权也被剥夺。那个著名的状元张謇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这真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起草，张謇大约没想到，自己作为状元，一生中干过的能载入史册的事情竟是这样一件事。但帝国至此，处处非常已是寻常，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和不能接受的呢？！所以张謇欣然命笔了，他甚至将《清帝退位诏书》写得欢快无比：“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很有安天知命的意思。

1912年2月12日，养心殿。爱新觉罗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溥仪在当了三年零两个半月的皇帝之后宣布退位。退位诏书读至一半时，隆裕和一些王公大臣已忍不住泪流满面，只有溥仪依旧天真烂漫，不谙世事。此前，良弼、溥伟、铁良等成立宗社党，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反对宣统退位。1月19日，隆裕亲自主持养心殿会议，溥伟、载泽、善耆主战，隆裕却担心万一“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1月26日，良弼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之后，宗社党的抵抗姿态软弱了许多。由此，一个王朝的谢幕再无任何悬念可言。但1912年的大戏其实不止于此，应该说它注定了是个新陈代谢的年头。这一年，在全球范围里，巨大的悲喜剧在轮番上演。4月，在纽芬兰附近的北大西洋海面上，“泰坦尼克”号巨轮的处女航不幸撞上了冰山，这个号称“不沉之舟”的超豪华巨轮在两个半小时内从海面上消失了，1500多名乘客遇难。7月，明治天皇去世，标志着日本明治时代到此结束。和大清帝国的匆匆谢幕相比，它似乎是个光荣的结束。

同样是这一年，第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斯德哥尔摩开幕，显示了某种世界秩序的有条不紊，而艾伯特·贝里在圣路易斯第一次从飞行的飞机中跳伞成功，却又开创了人类某种实践活动的新纪元。在变与不变之间，世界呈现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是有一个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溥仪。这一年，适龄学童溥仪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他身后的大清王朝却已寿终正寝。他不知道，作为末代皇帝，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