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全传——附：神宗朱翊钧贵妃郑氏

郑贵妃为明神宗贵妃，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她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她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她搅得朝政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了。

郑氏

一、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惨败

明神宗郑贵妃，是大兴（今北京大兴）人。郑贵妃在万历所有的嫔妃中是惟一长得最为娇艳妖美而又最善于迎合万历的心意、得到万历欢心的妃子。所以一入宫即被超晋加封为贵妃，甚至地位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这王恭妃是何许人也？还得从头说起。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万历帝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万历帝百依百顺。但是万历帝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万历帝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的一天，万历帝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王氏宫女被封为恭妃。与此相反，郑贵妃却受到万历如此的宠爱。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万历帝如此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恐怕非盛世应有之事。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纷纷扬扬，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铺天盖地袭来，搞得万历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万历帝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为此而上奏章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来，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子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抱出来一看，竟然也是个小龙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的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席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但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利玛窦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因为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做是未来的皇帝。虽然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万历帝立其子为太子；虽然万历帝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常洵，不喜欢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万历帝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万历帝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流言蜚语，万历帝看过姜应麟的奏章以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可降极边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万历帝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已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万历帝于是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万历帝原以为，这么一说就可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万历帝本人就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现在如何反说太早了呢？此时，人多口众，“孤家寡人”的万历帝一口如何能抵挡得起。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万历帝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帝二十年（1592）才能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着，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

定陵出土云龙纹莲花纽金盖金托玉碗

“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此时皇长子年已11岁了。但因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万历帝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所以就在限期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变了个法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万历帝果然抓往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万历帝加以宣谕。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一样，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至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又生二计，转眼又想出了一招，郑贵妃请求万历帝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都别无二致。郑贵妃于是让万历帝交与阁臣拟旨，经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阁臣万万不可拟就。经过大臣们的反对，这招又不灵了。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已长到了20岁，万历帝此时自己也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为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下来了。

二、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后，万历帝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以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万历帝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依仗着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万历帝与郑贵妃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此后，福王朱常洵受命应到洛阳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就任。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已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万历三十三年刊本《精选点板昆调十部乐府先春》插图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万历帝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不然福王就不到任。按照明初规定，藩王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给福王的土地，已大大超过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万历帝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超过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3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明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万历帝竟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结果遭到朝廷中许多官员的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都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反而不久则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另一个弟弟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廷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万历帝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万历帝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万历帝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万历帝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

三、三大奇案 祸首皆是郑妃

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这位女人也一刻都没有因此而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无减，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被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所谓“妖书”一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有个刑部左侍郎叫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图说。是说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是由于那马皇后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他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事后当皇后，找个说法而已。万历帝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在这问题上也可以加以利用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深意实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大学士朱庚又发现了在京城流传一部名为《续忧然竑议》的书。文章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那时候皇三子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从这篇文章的内容一望便知，是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被立为太子。此书的出现，自然又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再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后不了了之。

郑贵妃的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以后，曾一度绝望过，因为还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盼望着王皇后早日死掉，如果真的王皇后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她，又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话又说回来，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但却因她生性清心寡欢，对人对物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万历帝同一年死去。郑贵妃一个个手段都用尽了，一个个幻想都破灭了，她绝望之余，就要铤而走险。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二月，李太后死去，郑贵妃的顾忌再也没有了，可以放手去干了。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著名“梃击”一案——此乃是万历年间发生的明三大案之首案。

郑贵妃生活的万历年间，著名的杨柳青年画开始兴起。图为中国吉祥图案杨柳青年画《福禄寿喜图》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之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

董其昌《书画合壁卷》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万历帝启奏。万历帝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情况大致如此：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河北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若涉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又接着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也是习于官场、见风使舵的宦官，此时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万历帝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寀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寀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万历帝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真相大白。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庞保、刘成都是她的贴身太监，他们一旦被审，那还了得！郑贵妃越想越害怕，只有使出女人的最后一招了。于是到万历帝面前，连哭带嚎地要万历帝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万历帝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万历帝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郑贵妃一听连忙收住眼泪，急切地问道：“是谁？”万历帝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万历帝说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心一横转身亲自求太子去了。到了东宫，她先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顿时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还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没有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他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太子倒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

定陵地宫后殿

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牵扯他人了。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把太子又好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太子对此事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按旨意将张差处死，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使二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一案算是草草了结了。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5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死了。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了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才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了，因此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一旦万历帝死了，自己该如何自处？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去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宫中不得宠，长年受到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暗想此招一则定会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亲近我；二则最主要的是这一绝招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郑贵妃所料，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8名最为漂亮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一定要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了，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此即为“红丸案”。光宗一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原来进泻药而使病情骤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中的。原本二人都应处以极刑，但最后却都从轻处理：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却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场。

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爱妃李选侍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在朝中正派官员主持之下，郑贵妃的阴谋才被挫败。

光宗死后，郑贵妃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专政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此事便是“移宫”一案。明熹宗末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欲望而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