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货币——两汉币制

汉王朝建立后，仍沿袭秦币制，同时使用黄金和半两钱，以后改用五铢钱，民间还习用粮食、布帛等实物货币。故在汉朝近400年中是实行黄金、谷帛和铜钱并行的币制。

汉承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西汉交易中盛用黄金，凡是价值大的和收支数额大的均以黄金计算，关系重大的种种活动，如赏赐、进贡、助祭、平贾、算赋、买卖官爵、对外往来、窖藏等等，也多用黄金。赏赐用金数额很大，多次赐给功臣武将，少则上百斤，多则上千斤，最高者一次就赐金5000斤。武帝时赏赐对匈奴作战有功将士的黄金有30万斤。《汉书》记载的赐金共计90万斤。《资治通鉴》汉纪部分记载用金93次，其中万金以上大额用金有四次，例如梁孝王府藏黄金40余万斤。为了加强朝廷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汉朝实行“酎金”制，令各地诸侯每年向京师祭祀祖宗时献金助祭，不合规格者严惩，武帝时就用此法夺去106人爵位。为了流通方便，汉朝曾铸过“麟趾”，即麟趾金、马蹄金。公元前119年，武帝因对匈奴作战，财政困难，又发行类似纸币的“白鹿皮币”，强迫使用。同时又发行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即圆形龙币，又名白选、白馔，重八两，值三千；方形马币，重六两，值五百；椭圆形龟币，重四两，值三百。因作价过高，私铸泛滥，不到两年即取消。仅就上述几例，可看出西汉广泛使用金银币的情况。王莽也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其货币中有“金错刀”，并屡次改变币制，借以搜括民间藏金。新莽“宝货制”中就有金货一品银货二品。他败殁后，在他的宫中搜出库存黄金60余万斤。东汉用金大为减少。如赐金只有21740斤，为西汉赐金总数的2%。对外贸易中大量使用黄金。西汉中期以后，金银器饰盛行，《西京杂记》等书有大量记载，如赵飞燕的金步摇，韩嫣的金弹丸等。光武帝时富商郭况就雇用400多工匠制造金器。曹植诗：“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钅义”，可见当时金银器饰的流行。明帝以后，佛教道教盛行，庙宇道观装饰及神佛像多用黄金。和帝以后各代，奢侈无度，外戚宦官争权，又连年对外用兵，公私匮乏，黄金价贵，官民竞藏黄金保值。如董卓败殁后，其郡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最早银币仿贝币，于1974年在原战国时中山国遗址发现四枚。同年8月，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银空首布一枚，银平首布17枚。60年代中期，江陵楚墓中出土包金银箔的圆饼形铅饼货币。这些出土货币说明，早在距今28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使用金银铸币。

粮食布帛自古就被用作一般等价物而起货币作用。秦汉时财政收支中有一部分习用谷帛。汉朝的官俸，西汉是以粮食计算，东汉则钱粮搭配，约各半数，如“二千石”、“六百石”、“四百石”，分别表示官爵的高低。史书常见“秩比干石”，“秩比四百石”，即指相当于某一等级的官职；缣帛也常被用作货币，如《汉书》载武帝出巡各地，赏赐地方官吏大量缣帛钱财。为此，西汉有许多人主张废黄金钱币，代以谷帛，认为珠五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贵五谷而贱金玉。王莽币制总崩溃时，民间就以布帛谷粟为币。东汉时，谷帛与五铢钱并行，有人称之为钱帛平行本位。桓灵两代扩大卖官鬻爵规模，钱帛均当货币计价。不过，金银谷帛两类货币的使用，在两汉时各有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对象的限制，只有方孔圆钱才是不限阶层、地域、对象和范围的通用货币。

从半两钱向五铢钱的转化

西汉前期的94年中，政局不稳，再加对外用兵，负担沉重，货币状况也是起伏不定，经过十次变化，半两钱逐渐转变成五铢钱体制。

公元前206年，刘邦初建汉朝时，历经楚汉相争战乱，经济尚未恢复，物资匮乏，因秦钱重不便使用，允许民间自由铸造半两钱，于是地方势力和豪绅富商趁机大肆滥铸恶钱，称为“荚钱”，即“榆荚半两”。钱身轻小粗劣，肉薄，广穿，形同榆荚。初重三铢，旋即重二铢，约二克，后仅重一铢左右。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万钱，马一匹值百金，造成汉朝第一次通货膨胀。

高后二年(前186)，朝廷垄断铸币权，禁民私铸。官铸“八铢八两”，钱文半两，铸币质量改进，文字扁平，大样薄肉。这是汉王朝首次整顿币制。

高后六年(前182)，自吕后当政，刘吕两家争权，斗争激烈。吕氏三王专权，再次搞钱币减重，改铸“五分钱”，钱文半两，重二铢四累，为半两钱(秦)的1/5，减重为类似榆荚钱的轻小恶钱。文帝初年，货币又一次贬值，出现第二次通货膨胀。五铢钱文帝五年(前175)，为稳定局势而取消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文曰半两，重四铢，平背，极少数有外郭，准民间自铸，也准大臣诸侯铸钱，如吴王濞和宠臣邓通均各自大量铸钱，形成吴邓钱遍天下。同时还注意让民休整，发展生产，紧缩通货，一直持续到景帝时，促成汉王朝第一次通货稳定。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对内对外年年用兵，征调频繁，国库枯竭，再次求助于铸币减重，改铸钱文为三铢的“三铢钱”，重如其文，私铸更多，钱愈轻而物愈贵。自此以后20余年间，断断续续，时轻时重，处于货币贬值状态，造成汉初第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建元五年(前136)，因三铢钱过轻，武帝不得不取消这种货币，又铸行四铢半两钱。钱文半两，实重四铢，又叫“三分钱”。

行三分钱不久，为了财政需要，朝廷仍恢复三铢钱，造成私铸泛滥，钱更多更轻薄而钱价更贱，物价更高。

元狩五年(前118)，武帝再次取消三铢钱，令郡国(相当于地方政府)铸五铢钱，通称“郡国五铢”。钱文“五铢”，重如其文，正面仅有外郭，背面有内外郭，形制不规整。后郡国竞相杂铸轻小薄钱，形制重量不一，钱制又乱。如1982年西安灞桥出土的郡国五铢，仅重0.8克，即一铢，径1.5厘米，铢字五金旁，是五铢钱标准重量的1/5，秦半两钱的1/12。

武帝于元鼎二年(前115)，收回郡国铸币权，改由专司铸造发行钱币的机关“锺官”专铸“赤仄五铢”，又称“赤仄钱”、“赤侧钱”、“孑绀钱”，面背边郭制作规整。规定此钱一当郡国五铢五枚，税赋官用只准用赤仄钱，行了两年废止。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严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发行标准五铢钱。废除以前各种钱币，通令收回销毁。此后，只准发行流通官铸“上林三官五铢钱”。这种由中央集中统一铸造发行的标准官炉钱，重约四克，制作精整，郭纹细致，文字古朴遒劲，轻重适中，颇受欢迎。从此五铢钱制定型，一直沿用了2000年。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平六帝均继续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总体形制不变，在钱文书法和穿孔等方面稍有变化。如“宣帝五铢”的五字相交两划向内收缩，外郭稍宽，穿上加横画。西汉五铢钱从元狩五铢到平帝时为止，共铸有280余亿枚。

五铢钱的诞生及上林三官五铢钱的定型定制，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肯定了封建王朝必须实施货币铸造发行的中央集中统一，明确了货币稳定与否对国家社会都有重大关系。其次，为中国古代货币开创了新的货币体制，确定了方孔圆形、肉好精整、有内外郭、轻重大小体型适度、以铜为主的金属货币。

西汉后期货币稳定原因

西汉后期，从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到平帝初年的100多年中，出现了中华货币文化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货币稳定。表现为政清人和，社会安宁，文化发达，经济逐步上升，物资比较丰富，财政年年有余，人民安居乐业，物价相对平稳。怎样会出现这种美好景象？究其原因：金五铢其一，政局稳定。汉初，从高祖到武帝六代，中央政权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之争，亦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几经反复，变化曲折，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后，朝廷采取多种办法巩固与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汉王朝一再强调休养生息，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力求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到文帝时，已经出现初步稳定局面，所铸四铢半两，平稳流通了近40年。当时形势迫使文帝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允许民间和诸侯铸钱等等。经过景帝和武帝的努力，加强中央权力，推行种种利国利民政策措施，收到实效，从而稳定了政局。武帝以后的昭、宣等帝也这样做，竭力保持政局稳定。

其二，经济稳定发展。汉初经过百年实践，深知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如何稳定政局？关键在于国泰民安。而国泰的关键又在于力求民安，民众安居乐业，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为此，政府力求稳定发展经济。农业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粮食布帛日丰，政府取之有度，藏富于民。手工业生产发展更快，其中冶铁、煮盐、铸钱三项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并成为诸侯、豪绅和富商等地方封建势力据以同中央对抗的经济手段。朝廷采用贾谊、桑弘羊等制订的策略，推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一整套强有力措施，经过多次的激烈斗争，终于把三大项的权益收归中央，使国库充裕而又不增加民众负担。《盐铁论》中桑弘羊与文学贤良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昭帝以后，继续推行节用爱民政策，保持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大力扶植农业，使民众丰衣足食，社会安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货币稳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其三，对匈奴战争胜利结束，形成“漠南无王庭”，也就是把匈奴的主力赶跑了，再无力南犯，从而大量减轻朝廷军费负担。财政负担轻了，而数十万身强力壮的兵卒投入生产，又增加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对稳定货币大有好处。

第四，在货币发行流通方面也推行了许多有效措施，完成了货币铸造发行权的中央集中统一，货币政策以坚持稳定为中心，不断完善按此要求实施的货币制度措施，特别是始终保持五铢钱的货币质量和币值稳定，使民众信任五铢钱。终西汉之世，五铢钱的形制和质量不断改进提高，很少削弱。西汉货币稳定的经验，对后世很有借鉴意义。

陶范与铜钱新莽和东汉晚期的货币

王莽从居摄二年(7)到天凤元年(14)的八年中，标榜“复古，好名，好货”，四次修改币制，以削弱刘汉统治势力。搜括天下财富，以应付繁重的军政开支。

居摄二年王莽始行第一次修改币制。同时推行四种货币：五铢钱；“大钱五十”，重12铢，值五铢钱五十；“金错刀”，钱文“一刀平五千”，值五铢钱五千；“契刀”，首有大环，身形如刀，钱文“契刀五百”，值五铢钱五百。后三种都是虚增钱值倍数，即官定的铸币减重，造成严重的通货贬值。

始建国元年(9)，王莽第二次币改，宣布废除两种刀钱和五铢钱，保留“大钱五十”，另铸“小钱直一”钱，重一铢，毁12枚小钱可铸成一枚大钱，私铸大盛，加剧币制混乱。

始建国二年(10)，王莽实行“宝货制”，计有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也就是有六大类28个品种货币同时流通，无主辅币关系，各币种间比价关系也不明确，均平行流通。这是一种庞杂繁琐、稀奇古怪、荒谬绝伦的币制，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的基本要求，虽严刑竣法也行不通。币制混乱，民怨沸腾，社会骚动。这已经不是什么通货膨胀大小的问题，而是中国货币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货币与政治经济大混乱。后因宝货制彻底垮台，复行大小钱。

天凤元年(14)，王莽废大小钱，改行“货布”与“货泉”两钱。货布重25铢，值25；货泉重5铢，值一。两钱书法纤秀，为垂针篆。民不乐用，复准大钱五十与货泉并行。此外尚有“国宝金匮值万”及“布泉”“布钱”垂针篆圆钱。

总之，王莽更改币制，对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每改变一次，民众就大破产一次。所行币改措施，有的尽量仿照史籍所载名目，凭空臆想，不顾当前实际；有的根本忽视作为货币的起码要求，形同儿戏；而且朝令夕改，叫人无所适从。造成钱法一团糟，四民失业，怨声载道，揭竿而起，新莽政权迅即崩溃，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此后民间杂用谷帛、金及五铢钱。有些地方自铸钱币，如淮阳王的“更始五铢”，公孙述的“铸铁五铢”，均为时不久。

建武十六年(40)，光武帝采纳马援建议，复铸行五铢钱，以后各代照办。东汉晚期政治混乱，财政困窘。桓帝打算铸大钱未成。灵帝铸“四出五铢钱”，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直达边郭，又叫角钱。民间传言此钱象征天子四面下堂而去，乃将亡之兆。此时汉室腐败至极，宫廷荒虐，官吏贪残，民不聊生，黄巾蜂起，诸镇纷争，天下大乱。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搜括长安洛阳铜人铜器和五铢钱，改铸小钱，轻小粗恶，大五分，无文字。因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五六万至数十万钱，此种恶钱旋即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