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1853年9月～1855年2月）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从此，上海及其附近各县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日益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早在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就相当发达，生产的土布畅销各地，成为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三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上海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但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赋、地丁税普遍加重。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一带地区的漕赋已经很重，而战后又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亩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额竟高达一石五斗。农民每年的收获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塞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48年，失业的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在青浦集会示威，反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1849年，嘉定农民冲进县城，开展反对大户和米商囤积居奇的斗争。在上海，则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游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1852年，青浦农民在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领导下进行抗粮斗争，烧毁官府的催粮船，并冲进县衙，活捉知县余龙光。苏州知府钟殿选率清军千余前往镇压，被数千农民用锄头、木棒击退。与此同时，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也不断掀起殴官，拒差、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刘丽川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谋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为一家外商洋行当通事（翻译），不久辞去这一职务，抄录医书，为人治病。由于刘丽川仗义疏财，名望渐高，加之上海小刀会中以粤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遂成了该会的总领袖。小刀会的成员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和城市贫民、游民等。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枪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敌人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5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眷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9月5日，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起义军纪律严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整个形势对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十分有利。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四十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各道衙门。吴健彰“象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是，美领事金能亨却出面请求刘丽川“加意优容，准吴链彰还里”，并由外国人帮助吴乔装逃出上海县城。吴健彰奔赴镇江后，便请兵围攻上海。成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刘丽川、周立春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小击，于9月9日占宝山，10日破南汇，13日克川沙，17日占青浦。从9月5日起，在十二天内，起义军即攻占了六座县城，声威大振。起义军原拟乘胜占领太仓，向苏州方向发展，后因苏州的天地会起义组织遭清军镇压，而进攻太仓又为清军所阻，故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遗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的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这时的小刀会起义军，包括嘉定，青浦两县起义军在内，总数万人左右。这些初起的义军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又多为小刀长矛，仅有少数鸟枪，因而战斗力较弱，但是，他们凭着勇敢的革命精神，却能屡败清军。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一）起义军退保上海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浙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背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员，捐资募勇，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在周立春等率众第二次占领嘉定后，钦差大臣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清军中派出刑部主事刘存厚、云南参将秦如虎统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苏州，归两江总督怡良调遣。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怡良随即调兵六百五十名，由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带，署江南提督和春也由镇江分兵六百，交游击长桂率领，另由吴县知县丁国恩带勇一千三百余名，前往围堵。不久，向荣又抽调官兵一千人，由新任总兵虎嵩林管带前往增援，并由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节制围攻起义军的各部清军（共计五千余人）。

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上海县城。1853年9月20日，丁国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周立春之女）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于苏州英勇就义。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从此，开始了上海县城的保卫战。

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10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地主武装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闸一带建立北营，南而推进到黄浦江下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态势夹击上海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有说三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枪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办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枪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

（二）挫败清军的水陆夹击

1853年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10月中旬，围城的清军增至八千余人，加上乡勇，共约二万人，并调集了水师战船数十艘。

11月9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清军战船一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五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

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三千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使清军伤亡惨重。清军攻城失败后，纵火焚烧东门外的民房，并大肆抢劫。一天之内，烧毁房屋不下一千五百余幢，从江边到城墙，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仅剩下一些破壁颓垣。

此后，清军又不停顿地向县城进攻，并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上筑起一座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向城内开炮，吴健彰的战船也继续轰击城东起义军的炮台，企图切断城内至江边的通道。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二千余名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简喷射火陷，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二百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十二门和许多抬枪，胜利返回城内。清军遭此挫败后，从3月到4月，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则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郎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

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二百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四十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起义军击退。

（三）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小刀会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县城后，标榜“中立”的英、美、法侵略者，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清政府对它们在上海的侵略特权作出更大的让步，然后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当时的外国租界位于县城以北的洋泾浜地区，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纠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陪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不久，许乃钊、吴健彰又接受英国领事阿利国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外国侵略者通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6月中旬，英、美、法三国领事就达成协议，决定以武力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将县城交给清军。

同年7月，清廷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将其革职，吴健彰也被拿问，由吉尔杭阿升任江苏巡抚，节制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清廷令吉尔杭阿立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筹攻，务将沪城克期收复”。吉尔杭阿接任后，不断驱使清水挖地道，埋火药，爆炸上海城墙。有的坑道被起义军湘水破坏，有的虽爆炸成功，但始终未能攻入城内。7月24日，清军在城南的一次爆炸中，竟自毙官兵五十名。起义军趁势反击，“孩兵局”的少年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吉尔杭阿见上海久攻不下，便步许乃钊，吴健彰的后尘，求助于外国侵略者，他通过买办分子杨坊及其亲信吴煦奔走活动，征得外国侵略者的同意，于10月至11月底，筑成一条东起黄浦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

在日益严酷的形势下，起义军中的少数不坚定分于（如李咸池、林阿福等）或者出走，或者降敌。但刘丽川等仍然不畏艰险，率部坚持斗争。12月上旬，起义军连续出击，摧毁了北门外的清军营垒，并于城外构筑炮垒，轰击围墙，以图打破敌人的封锁。

1854年12月6日，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蓄意寻衅，借口起义军的炮火将危及外国人的安全，竟要起义军拆除洋泾浜南岸的炮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起义军的严词拒绝。12月9日，法国战舰“高尔拜”号悍然开炮轰击县城和小东门炮台达两小时之久。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6日晨，法国侵略军四百人伙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动进攻。法舰“高尔拜”和“贞德”号以及领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猛轰，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接着，二百五十名法军首先突入城内。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人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有的清军来不及从城门逃走，直接由城墙往下跳，死伤甚众。此次作战，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二千余名，取得了反击中外反动汲联合进攻的辉煌胜利。从此，法军不敢力攻，惟配合清军加紧围城。

（四）弃城突围与最后失败

起义军英勇奋战，虽然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长期困守孤城，兵员、弹药的补充越来越感到困难，粮食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从1855年初起，城中粮食几尽，军民饥饿而死者与日俱增。2月16日，清军轰塌小南门城墙，冲入城内，法军也发炮助战。起义军忍着饥饿奋勇拚杀，再次迫使清军退出。尽管如此，起义军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便于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

起义军出城后，有的被清军截杀，有的散入租界。刘丽川率部由城西南冲出后，次日黎明到达上海西郊虹桥附近，与清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潘起亮和少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后，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任海关主官，后随太平军余部转战赣、闽，1866年在广东牺牲）；另一部分突围后，于1855年冬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农村，在以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积极配合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