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清末改革的特点



当我们回顾清政府1901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各点。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创设资政院和咨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清朝接受了立宪政体的思想，中国的知识界就立刻开始要求马上召开国会。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以促进宪政运动。清政府对这种颇有影响的运动疑虑重重。它警告：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它还警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1908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参与制定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1901年以后各项改革主要是由满族军机大臣荣禄和几名汉族总督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所提倡。1903年荣禄死后，庆亲王奕　劻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倡改革的主将就是奕劻，协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凯，他在北京有兼职——以及地方上迎合汉族士绅改革要求情绪的张之洞等人。1902年，当张之洞的同僚刘坤一死后，张之洞的影响也下降了；几乎可以这样说，在1903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然而，大约在1906年行政改革时，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的满人集团。这个集团由陆军部大臣铁良和学部大臣荣庆领头，后台是光绪皇帝的兄弟醇亲王载沣。荣庆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满人。在1906年以后的两年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在1908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河南。1909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的毋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的是，在1908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有清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咨议局常常发生冲突。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刘坤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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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德宗实录》卷476，第9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第4页。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卷本，1963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第19—20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9—67页；再参看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章。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第8648—8650页；又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2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第4—5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234页。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第61、63、68—69页。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第10页。

同上书，第12页。

参看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2册，第974—989页。

《各学堂管理总则》，载《奏定学堂章程》卷5，第8页。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1970年修订本），第461—463页。

关于开始于1901年的军队的改革，参看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4—7章；麦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与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博士论文）。关于1895—1901年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参看刘凤翰的两部专著《新建陆军》和《武卫军》。

参看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

参看麦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第106—119页。

参看贝斯《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第189—197页。参考书目该书所列时期为“1895—1909年”。——译者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519—520页。

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47—249页。

参看波多野善大《新军》，载　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65—382页。

关于清朝立宪主义者运动的总的背景，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6章；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3章。

参看孙任以都《1905—1906年的中国宪政考察使团》，载《近代史杂志》卷24第3期（1952年9月），第251—268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562，第8—9页。

关于一般制度问题的背景，参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清国行政法》第一部分。在莫里森的《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拉德克利夫学院1959年博士论文）一文中可以看到有关晚清行政改革的史料。

这个官员负责河南省黄河堤坝的保护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可以由该省的巡抚来照管。

这个官职始于明代，其职责是审查奏议，然后再呈送皇帝。但是它引起很多批评，到清朝期间，它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职。

这个衙门负责与皇太子有关的事项。由于清代后期的皇帝并不指定皇太子，詹事府便形同虚设。

这些巡抚的衙门与总督的衙门都设在同一城市中。

《大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1—13页。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02，第12—14页。

负责祭祀皇家陵墓的官署。

负责宫廷举行的宴会事项的官署。

据认为是负责国家宴会礼仪的官署。

负责繁殖和训练军马。

这点在引的诏书中已提到。

参看和。

参看。

《大清德宗实录》卷574，第6—7页；《东方杂志》第4年第8期（1907年）“内务”，第401—424页。

《东方杂志》第5年第1期（1908年），第10—13页。

参看。

参看赵中孚　《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313—335页；参看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七章。

《大清宣统实录》卷52，第18—23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第4—5页；卷595，第1—2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5—32页。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19，第1—7页。

见谢保兆（音）《1644—1911年的中国政府》，第372页。

《大清宣统实录》卷43，第2—5页。

《大清宣统实录》卷63，第10页；卷65，第9、10—18页。最后一处载有“十九条”的原文。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14—15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24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4页。

关于进行选举方法的叙述，参看张朋园《立宪派》，第12—40页。

《大清宣统实录》卷17，第14—19页；又参看《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1—2页。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44—62页。

《大清宣统新法令》卷14，第1—15页。

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与民族革命》，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85—226页；菲利普·库恩：《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载小韦克曼等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68—280页。

关于背景，参看弗兰克·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1814—1919年》。

财政处建于1903年，但于1906年与度支部合并。

精琦推荐方案的译文载于《币制汇编》第3册，第1—62页；文件原文发表于《关于金本位制传入中国的报告》（美国参议院文件第128号，第58届国会第三次会议，1904年）。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79—181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83—361页。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74—385页；魏建酞：《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92—207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2—3页；《光绪政要》卷43，第43—44页；卡梅伦：《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第179页。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0，第95—98页。

《财政说明书》有23个报告，每一报告长达数百页，大约刊印于1911年。

参看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5—76页。

参看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1—2章；陶龙生：《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载《社会科学论丛》第25期（1976年9月），第275—290页。（参考书目所列陶龙生一文刊载时间为1966年9月。——译者）

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3—5章；《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第25—64页。

《大清现行刑律》卷26；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第887—898页。

岛田正郎：《关于清末民法与商法草案的编纂》，载《法律论丛》卷34第6期（1962年），第119—149页；米特拉诺：《1906—1907年中国的破产法》，载《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年），第259—337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492，第9页；李又宁、张玉法合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册，第525—532页。

《东华续录》卷203，第6—7页；《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2—3页；余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5章；至于背景，参看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43—173页。

《禁烟条件》1911年5月8日，载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的和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第1册，第861—866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492，第9页；卷576，第1页；卷579，第2页。《大清宣统实录》卷30，第26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44—145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第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5—32页。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501—2516页。

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297—313页。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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