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7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就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万余发枪弹、约250万发炮弹。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

地图13　中日甲午战争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6万人对2.5万），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15万到20万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张书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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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 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同上书，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6000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3500名步兵，2000名骑兵，500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洋务运动》第3册，第459—470、481页。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清政府在两个城市聘用外国教官训练八旗军和绿营兵，即福州（从1865年中至1866年）与武昌（从1866年初至1868年中），见同上书，第471—472、482、492—494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卷29，第13、16、18—19页。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戈登档案（英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页。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页。

同上书，第136—184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页。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页；卷2，第1—2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页。

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页。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第2册，第106、111—131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18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页）。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页。

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页。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页。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59—579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页。

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页。

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页。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312页。

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特别可参看1863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34页。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第23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2289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13页注4，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240页及第1页对面的图版。

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页。

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于当前弗莱彻教授关于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考察的手稿。在见解方面，我们也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拉尼·布鲁斯·菲尔兹教授，我们从他的《左宗棠与回民：1868—1880年在中国西北实行的经世之道》一书受到很多启发。

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449页。

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27页。

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页。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页。

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15—48、303—305页。

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页。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23—26、52页；卷11，第10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5页；卷14，第48、55页；卷16，第27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页注58—59。

《大清穆宗实录》卷220，第26—27页；卷244，第19—29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页。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页；卷38，第63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2、52页。

《大清穆宗实录》卷261，第24页；卷262第17—19页；卷263，第10—11页；卷276，第23页。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第198、201、238注、259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9、26、36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5页；参照卷11，第29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55页；卷11，第7、1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页。

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页。

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页。

《大清穆宗实录》卷277，第1—3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2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页。

《大清穆宗实录》卷276，第7页；卷282，第15页（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和248页上的地图。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1、27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页；卷37，第12—13、59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页；卷38，第3—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页。

《大清穆宗实录》卷293，第17页；卷309，第22—23页；卷312，第10—11页；卷313，第1、11页；卷315，第6页；卷319，第12页；卷320，第12页；卷321，第16页。1870年12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页。

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册，第1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第15—16页。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页；卷43，第24—25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32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51—53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34—35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页。

《左文襄公家书》卷6，第58页。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页。

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见李云麟《西陲事略》，第2—3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第36—37页。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两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银行付给公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册，第251页。

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页。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8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3页；卷16，第27页；卷17，第1、39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卷15，第41—42页；卷16，第31页；卷17，第14、15、36页；卷18，第26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第156—157页。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第142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第36、44页；卷7，第23—2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9页；卷16，第65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页。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97—206、243、249—250页。弗莱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4页；卷16，第10页；卷17，第5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第59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页。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11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页。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22、34页。

关于1878—1879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年新　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六至七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页。

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 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书，第37、39、41页。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537—538页。

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增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页。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同上书，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902页。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其他各处。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247页。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与财政改革》，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5第3期（1976年5月），第458页。

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年4月）第319—320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册，第209页。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年），第11—23页。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年》，第91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页注28。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1—108页。《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18—286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1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页，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34—36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书，卷1，第246—256页。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69—275页。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75—27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90—10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2、70—71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81—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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