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孙中山的革命方案

什么叫作革命？凡事积之久则不能无弊。这个积弊，好像人身上的老废物一样，非把它排除掉，则不得健康。人类觉悟了，用合理的方法，把旧时的积弊，摧陷廓清，以期达于理想的境界，这个就唤作革命。

革命不是中国一国的事。以现在的情形而论，是全世界都需要革命的。但是我们生在中国，其势只得从中国做起。

然则中国的革命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说其动机有三：

其一是民族思想。人生在世界上，最紧要的，是自由平等。但是因为民族的差殊，彼此利害不同，而又不能互相谅解，就总不免有以此一民族，压制彼一民族之事。

中国待异民族是最宽大的。只觉得我们是先进的民族，有诱掖启导后进的责任。绝无凭恃武力，或者靠什么经济的力量，去压迫榨取异民族之事。但是此等理想，要实现它很难。而以过尚平和故，有时反不免受异族的压迫。中古史的后半期，辽、金、元、清，迭次侵入，便是其适例。到了近世，欧人东略，民族间利害冲突的情形，就更形显著了。我们到此，自然觉得我们自己有团结以争生存的必要。同时，也觉得阻碍我们民族发展，或者要压迫榨取我们的，非加以排除抵御不可。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一种动机。

其二是民权思想。中国的民权思想，发达得是最早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纪元前四世纪时，就有人说过了。但是因为地大人多，一时没有实现的方法。每到政治不良，人民困苦的时候，虽然大家也能起来把旧政府推翻，然而乱事粗定之后，就只得仍照老样子，把事权都交给一个人。于是因专制而来的弊害，一次次地复演着，而政治遂成为一进一退之局。这种因政体而来的祸害，我们在从前，虽然大家都认为无可如何之事，然而从海通以来，得外国的政体，以资观摩，少数才智之士，自然就要起疑问了。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二种动机。

其三是民生问题。历代的革命，从表面上看，虽然为着政治问题。然而民穷财尽，总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这是谁都知道的。历代的困穷，不过是本国政治的腐败，经济制度的不良，其程度尚浅。到欧人东略以来，挟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天天向我们侵削。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沦入次殖民地的地位。全社会的经济，既然日益艰窘，生于其中的人民，自然要觉得不安了。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三种动机。

此等现象，或非全国人民所共知，即其知之，抑或不知其原因所在。然而身受的困苦，总是觉得的，觉得困苦，而要想奋斗以求出路，也是人人同具的心理。如此，革命思想就渐渐地兴起于不知不觉之间了。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持，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团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决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产生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满清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义和团活动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得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地、正式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决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决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满清，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是我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