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晚清外交危机为什么从越南开始

中国的属国架构是一个很庞大的政治体。南部边陲的属国最多，从南海之南的吕宋，一直到印度洋旁边的缅甸、泰国、柬埔寨。但是最重要、跟中国南部本土最靠近的属国就是越南。

越南历史上和中国有扯不清的复杂联系。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秦朝的统治往南已经到了岭南地区。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从这时候开始就很多了。中国历史上还有几次人口大迁徙运动，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中原地区人口向南迁徙，其实就是一个人挤人的过程。北部的人把中原人往南挤，中原人把原先住在南部的人再往南挤。所以，如果要问谁是最“纯”的中国人，那中国的南部周边的人——越南人、马来人——可能是最纯的中国人。

以上这些都是想表明越南和中国有血脉相连的关系。在越南独立之前，越南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它使用汉字，使用中国王朝的正朔，甚至年号的设定都和中国有关联。它和中国保持着很密切的朝贡关系，过几年就会派人到北京进贡，中国清政府也派使臣过去。在这漫长的历史当中，按照过去文明的增长和积累来看的话，如果有某种特殊原因，比如越南内乱，它可能就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随着新航路的打开，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往远东而来，越南等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地区就成为他们最早觊觎、占领的地方。

在十六七世纪，法国的势力慢慢登陆南部越南。越南的领土呈长条状，可以分为南越、中越、北越，当时叫作南圻、中圻、北圻。其中和中国联系最密切的是北圻，也就是北越，它和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这一地区的边民，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关系。

法国人在十七八世纪就占领了南部越南，特别是南部六省(越南总共三十几个省)，南部六省在漫长的殖民过程当中，就渐渐地西方化了。这是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中国的宗藩体制是一种“文明”的征服，就是说我是文化高地，我对这儿不实行政治上的征服，不派总督，不强制你接受我的文明、接纳我的军队的改造。但西方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造，它是总督制，要殖民地按照宗主国的文化来建构新的政治架构。越南南部被法国殖民之后，就开始慢慢地剔除中国文化，替换成了法兰西文明。经过这种改造之后，越南内部就慢慢分裂成了“亲中国”和“亲法国”两派。一拨人认为法国好，另外一拨人认为中国对他们好，这种分裂慢慢地发展着、滋生着——中国的宗藩解体大多和这相似。这样一种亲清朝和反清朝的势力斗争，在遇到某种外部危机的时候一定会爆发。

就这样，西方势力逐步地扩展到东方来。特别在18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了，大量的工业产品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越南在这个过程当中，接纳来自法国的工业产品，接受工业化的改造，慢慢地内部也就发生了变化，觉得中国落后了。在十八九世纪，他们处在第三者立场，明显感觉到中法之间在文明水准上已经渐渐地拉开了差距。这时候，中法的文明在越南人心目中已经有了高下之分，这也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必须注意的。

在这种状况下，一旦遇到某种特殊契机，越南一定会脱离中国的本土，脱离宗藩的管束。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进行了二十年，中国内部的购买力开始增强，西方开始对中国的市场产生期待。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边疆危机。所谓边疆危机，就是外部势力想从边疆突破，到内地来发展。中国的边疆危机最先发生在南部边陲，从越南这个突破口开始。此后，周边的属国开始陆续脱离中国的约束。

越南问题的爆发是在19世纪80年代，这时中国经过二十年发展，积蓄了一些力量，觉得可以亮亮肌肉、动动手了。所以越南问题发生之后，清政府对越南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放任不管的态度。其间中国其实跟法国做了很多直接交涉，提出你在南部越南这么做我不管，但是中圻和北圻要保持它原来的架构。

这中间实际上有个大问题，那就是越南人本身作为第三者，它看到了中法两国发展的差距。同时，越南人也并不是完全接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19世纪80年代越南要脱离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内部的强硬力量过去没面对过这种情况。过去属国要分离，可能会利用中央王朝没有力量的时机，脱离就脱离了。但现在大清有力量，就不让它脱离出去。所以在1883—1884年越南问题暴露之后，中国和法国就围绕着越南的前途发生了战争。

但是，中国的军队在进入近代之后，一直没有经过真正的近代化改造，完全没有战斗力。而且中国的军队主要以拱卫京师、防范内部叛乱为原则，没有专门为对外战争准备的军队。因此当时从地方上调的一些军队，到越南打得一塌糊涂。清流们主张打，朝廷也支持打，打胜了好办，结果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办？于是，1884年慈禧太后就趁这个机会改组政府，把政府当中主张对法国强硬、对越南强硬的人给换下来，换上了李鸿章，这就是甲申政变(也称甲申易枢)。

我认为，李鸿章和恭亲王在引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其实都是一致的，一直主张对外要尽量地和解，尽量维持和平的外交姿态。李鸿章接替恭亲王之后，中国要与法国和解的思路更明白，他慢慢就制定了一个善后的策略。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一定要有很鲜明的国界、主权、领土。因此李鸿章在1884年和法国人漫长交涉的时候，一方面，为了中华帝国的威严，不能轻易丢掉属国，因此在那儿摆阵布局，打了一个镇南关大捷，把法国人打败了；另一方面，李鸿章凯旋后，不跟法国人打了。后来好多人研究这个就搞不清楚，说打胜了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李鸿章趁着这场胜利，同意越南独立，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不再和你建构这种宗藩体制了；之后和法国也达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架构，允许法国通过越南进入中国的云南自由贸易，南部边陲通过中法战争就打开了。

越南的独立是表面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它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和法国走近了。法国成为越南的保护国，中国原来的宗主国地位就被剔除了。越南的这个例子，很能表明近代中国的宗藩体制是怎么解体的。从越南开始，一直到朝鲜结束，这四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么一个架构当中，慢慢脱离了大清帝国。

那么，在1860年之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时候，大清帝国是怎么看待这些属国的呢？我们之前建构属国体制的时候，属国除了是文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自然扩展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拱卫中央，拱卫中原本土。它使中央王朝处在一种很安心的状态：外部势力要进入，你总要从我的属国经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属国承担了一个“替天子守四方”的功能。

在工业化时代的新式武器发明之前的冷兵器时代，一个外来的敌对势力想绕开属国打到中心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了，在近代之后，属国的这种防御性功能越来越淡。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不过派了一万人，就可以在东南沿海畅通无阻，长驱直入，直接打到大沽口，打到天津，直逼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的军队也不过就是一两万人，也可以在中国的沿海长驱直入。

这两次战争给中国的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属国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意义不像原来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