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变局——中英忽战忽和的缘由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

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二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的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在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a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在所不惜。

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关系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

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1840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须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

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两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