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张学良与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

张学良决心和共。据其自己回忆，最初是因为1935年11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各种刺激，有不少感慨。一是朋友之规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是东北军中少壮同志责备其不应同亲日者同流合污；三是刺汪凶手孙凤鸣的激烈抗日言辞；四是大会中显露出来的党内权利之争；五是国民党中央负责者多不热心抗日，反有内心里亲日者，真正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是汪精卫再三鼓吹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让人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再加上开会前后东北军三次“剿共”作战严重失利，两个师长、一个参谋长战死，两个半师在内战中覆灭，在东北军历史上前所未有，“使良（张学良——引者注）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而“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再加上他在上海时，曾数次与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讨论收复东北的办法问题。李杜明确认为，而今要收复东北，靠南京政府不行，必须要联络中共，并通过中共与苏联合作，否则难以进行。李杜愿意前往苏联，代张学良与苏联政府进行交涉；但联络中共这一层，却必须要张学良自己来解决。张学良自己很清楚，因为中东路事件，他早已深深地得罪了苏联人。如果没有中共在中间帮助，苏联是绝不会信任他的。而没有苏联的援助，单靠东北军，哪怕是加上南京政府的力量，也是没有可能收复东北的。

正是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张学良在3月5日见李克农时，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再三强调希望能够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会晤。接到李克农的电报之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当天就从山西前线回电，说明可派周恩来等前去与张会晤，只因周等中共在陕北的领导人都已到达山西前线，如果约期迫切，最早也只能于3月17日左右才能赶回。而张学良随后突患喉症，不能不离陕治疗。中共中央也因为要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一些重要文件，这次会晤也就推延了。

3月底，张学良返回西安。4月5日，王以哲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代表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于8日晚8时前往延安会面。已经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马上与李克农一同准备动身。后因雨雪将至，天阴打雷，双方联系的电报接收不畅，周恩来按约如期赶到延安城外的川口后，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不见延安来人接引。直到9日晨张学良、王以哲接到毛、彭电后，两人才急忙于当天上午由洛川飞往延安。晚8时，将周恩来、李克农等接入城内天主堂中。

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的这次会谈从4月9日晚9时开始，谈至10日凌晨3时许结束，前后大约进行了6个小时之久。由于中共中央事先已经通知了张学良希望讨论的内容，因此会谈大体围绕着中共中央所提建议进行。中共中央提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于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据周恩来出延安城外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张学良对上述问题的答复大致如下：（1）他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是在公开抗日前，他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但只要红军与日本军队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即不成问题。（2）将全国主力红军集中到河北去，他完全赞成，但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现在出河北又太早，最好争取绥远，以绥远为根据地，靠近外蒙。（3）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他很赞成，认为要抗日就要如此做，他愿酝酿此事。（4）联苏问题，他最为关心，但不知苏联是否肯定会帮助中国，是否真心或干脆只为了利己。与此同时，双方还花了不少时间讨论了中共中央原本想要回避的对蒋态度问题。张学良承认：对蒋问题，他的部下中态度确有分化，但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因在他看来，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的路，一条法西斯的路，他相信法西斯的方法可以救中国，而国民党里只有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得力，故他相信帮蒋能抗日。当然，他也知道蒋介石的周围多是亲日分子，蒋很难下抗日决心，极矛盾。因此，他对蒋也有两手准备。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蒋，独树异帜。他派人去新疆联络边防督办盛世才，就是想要打通西北，自成局面。他对此有把握。周恩来对此的看法是：“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有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

显然，张学良的态度出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此前的意料，因此，离开延安多天之后，在有人由苏区前往西安的情况下，周恩来仍不忘委婉地去信劝说张学良一同抗日反蒋。其函称：“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中共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在延安会谈后出乎意料地取得了重大突破。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了3月底苏联宣布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的消息的刺激。在得知苏联因日本军队不断在中蒙边界制造磨擦，不惜公开与明明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外蒙古签订条约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党内的会议上就曾明白讲过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他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张学良寄希望于联苏抗日，且早有在西北“自成局面”的想法，自然也会得出相同的认识。张学良早就不满蒋介石对苏冷淡的态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后，南京政府被迫放弃对苏回避政策，于1932年12月12日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双方关系此后却毫无进展，至“塘沽协定”后，蒋介石更采取了对苏冷淡的态度。延安会谈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先后两度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更使张学良相信苏联很可能会摒弃蒋介石，转而援助那些敢于抗日的地方实力派。而东北军地处西北，接近外蒙和苏联的地理位置，自然也使张对争取苏联援助产生了相当的期望。因此，张学良思虑再三，终于下决心向中共靠拢了。

1936年4月26日，张学良专门飞到洛川等着见中共中央派驻其身边的联络员刘鼎。刘鼎当天下午从瓦窑堡返回洛川，当晚张学良即约其谈话。他一上来就交给刘鼎一本名叫《活路》的油印小册子。在这本专门针对东北军进行抗日反蒋宣传的秘密小册子当中，明白地提出了晋、绥、宁、甘、新诸省与红军联合，取得苏联、外蒙援助，共同抗日的主张。张学良声称，这个小册子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他计划要和蒋介石翻脸了。不过，尽管蒋介石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他目前还是必须装得老实些，通过半年时间来做准备。主要是：第一，要争取掌握全部东北军；第二，要训练可靠的干部；第三，要联合西北乃至西南、华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即经过半年时间与苏联取得联络和谅解，得到苏联愿意援助的明确表示。张学良讲：“只要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张学良态度的突然转变，给了中共中央极大的鼓舞。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他说：时至今日，中间阶级的态度终于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觉醒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张学良的态度，这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现在张学良由反日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这说明经过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完全可能的。中共总的任务是组织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蒋日，但具体到西北地区，现在的任务则应当是创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的胜利。而这是有条件的，不仅中央和红军在此，东北军正在转变中，地理上又接近苏联，再与宁夏、新疆、外蒙联合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据此，周恩来受命再度与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了会谈。中共中央计划的会谈内容有三项：“（A）张学良先生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之问题；（B）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联合战线问题；（C）张学良先生所部与弟等所部今后行动方针问题。”

5月12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延安会谈。这次会谈基本确定了实行西北大联合的方针。双方初步约定，以9—10月为期，争取届时组成西北抗日联军，以兰州为大本营，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从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及由红2、6军团改编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可知，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就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鉴于红军弹药匮乏，张学良同意在会谈后尽快向红军运送子弹10万发，以为接济。与此同时，张学良还亲自把中共派往苏联去的代表邓发送至兰州，以便经新疆进入苏联境内。

这个时候，红军为扩大苏区，接近苏蒙边界，开始实行西征甘北的军事行动。为此，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乘势由甘南北上。在中共中央给他们的电报当中，对这时西北抗日反蒋形势发展的趋势有清楚的说明。其电称：“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在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1936年6月初，反蒋的两广事变爆发。粤桂两军揭旗反蒋，组织抗日革命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挥师北上进占湖南衡阳，引起国内极大震动。这一消息对于正在计划发动西北大联合的中共中央来说，自然最为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开始明确提议，推动张学良加速发动，以西北发动来响应两广事变。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成功地接通了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在6月16日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就具体汇报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和准备提前发动的设想。电称：“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它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

两广事变的发动，也明显地刺激了张学良。他在6月22日对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激烈的抗日讲演。他大声疾呼：“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很快约刘鼎谈话，了解共产党的相关情况，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据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张学良明确要求中共派人来帮助加快训练他的干部，同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明显地是积极的。张闻天在7月2日给莫斯科的电报当中特别提及此事，说明张学良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电报明确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并说明：“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

这时红军所处之地，山多沟深，林稀水缺，遍地黄土，交通状况极为恶劣。红军据有的9座县城，除定边外，住户都不超过200家。除黄河沿岸外，一般村庄也很少有超过四五十户者。总计苏区人口不超过40万人，而红军及各级脱产人员却已超过了3万人，其比例远大于中央苏区最困难的时候。而且这里物产贫乏，除小米外，最大宗的特产就是农民蓄养的山羊。不要说打仗，就是不打仗，这里也不是大军久驻之地。因此，从红军生存的角度，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够及早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均已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北上，即将进入甘南，三支红军主力会合在即，红军兵力将达10万之众，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生存的角度，也都需要加速西北的发动。

1935年4月受命前往上海接通与共产国际联系，后辗转赴莫斯科曾任中共代表团成员的潘汉年，8月6日从香港经南京、西安，到达陕北保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有关红军发展战略方向的明确指示。共产国际再度重申了中国红军应该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展，设法将陕、甘、宁、青、新打成一片，与苏联、外蒙接通的战略意图。同时，共产国际明确肯定，在中国红军有可能接通外蒙或新疆的情况下，苏联方面可以考虑从这两个方面为红军提供必要的军事物资。而潘汉年在经过西安时，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张学良进行了交谈。张学良这时的建议是，西北的发动应以红军开始实施打通苏联计划为契机，由此来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可考虑在9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远之时，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以便号召时局。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红军行动的整个战略方针。会议明确决定：“打通苏联的意义是伟大的，应放在第一位。”它是党和红军目前阶段的基本任务，无论是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统一战线的巩固，还是抗日战争的实行，以及对付蒋介石南京政府，党的所有工作均应围绕它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的动摇。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联名写信给张学良，具体说明了中共对张学良行动设想的意见，并派潘汉年迅速返回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具体磋商。毛泽东等在给张学良的信函中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兄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与提出的意见，我们都是基本上同意的。”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远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必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形成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趁蒋注意西南、无力北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于8、9、10三个月完成其基本部分。而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如此，则可在1936年秋天3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要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苏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以战略上巩固内部来说，巩固地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毛泽东等在信中并且告诉张学良：“我们正在讨论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如此更能保持团结与号召全国。”

8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对今后战略方针的决议，更进一步把西北发动和打通苏联具体化了。决议说明：“一、二、四三个方面有配合甲军（即指东北军——引者注）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具体计划是：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地夺取甘肃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在部队得到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3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老家，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东北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东北军之手。在完成上述任务后，即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从12月起，三个方面军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过黄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最终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张学良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具体计划，仍相当犹豫。促使张变得犹豫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突然宣布一向力主联苏的蒋廷黻为驻苏大使。7月间在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蒋廷黻还找过他两次，希望他共同向蒋介石提议实行联俄容共，而蒋介石当时还颇不以为然。如今宣布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表明南京政府已有联苏的动向，并很可能会与中共妥协。在这种时候张学良若不顾南京政策的转变继续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势必会被国人指责。因此，他一直拖着不见潘汉年。最后虽然见了面，也还是再三说明东北军可以配合红军实行打通苏联战略，但东北军对蒋仍须保持灰色与忠顺，兰州可以由东北军设法来控制，但红军不能进城。他表示固原以北诸地任凭红军攻击取道，宁愿牺牲少数部队，避免落证据给蒋。

就在张学良犹豫不决之时，8月29日，他意外地听说中央军有三个师及一个补充旅由郑州西开往西安、三原一线。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他，竟然对此一无所知，不免疑窦丛生。当夜，他又忽然得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队密捕了东北籍大学生宋黎、马绍周等，这使张学良深受刺激。张一怒之下当即调集卫队和手枪营，一举抄了省党部，并把捕人的便衣统统捉到“剿总”审问。只是在第二天，得知有关中央军秘密西进的消息是误传，并且了解到宪兵团有南京方面指令要逮捕嫌疑人的情况后，张才放下心来，一面致电蒋介石自请处分，一面亲自下令逮捕有关嫌疑人，交军法处做做样子。这件事的发生，再加上潘汉年的反复劝说，西北大联合的车轮终于又重新转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