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的宠臣

邴吉：俯首甘为孺子牛

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墨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有了助人为乐的品德，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里，我们还是先来看两个小故事吧。

故事一：《世说新语》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华歆、王朗二人一起乘船避难。半途遇有一人想要搭乘便船，华歆感到很为难。王朗却说：“幸而船上还有空余，为什么不许可呢？我们要多做帮助人的好事才对。”这个人上船后不久，就听到后面杀机四伏，原来是盗贼追来了。只见盗贼离船越来越近，在这事态险恶之时，王朗想抛弃后来的这个人，可是华歆说：“我原先之所以犹豫，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既然已经接受他的请托，怎么可以因为形势危急而见死不救呢！”最后，他们终于使那被盗贼追赶的人获救。

故事二：我国古代名医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的助人为乐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华佗行医不像当时其他医生那样，一定要病家寻上门来才给医治。他经常是主动给病人治病。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他常常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上百里、几千里以外去给人医伤治病。有一次外出看病回来，天已经很晚，途中碰到一个人蹲在路边呻吟，他就主动走上前去询问。路人说：“肚子突然痛得厉害，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华佗就在路旁为他诊断，告诉他说：“你肚子里有虫，可以向附近小店要三小杯醋酸，喝下去就会好了。”那人照他说的去办，果然肚子不疼了。当这位病人要感谢华佗时，华佗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就走了。

这两个小故事讲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前面已经说过，“草根皇帝”汉宣帝之所以能神奇般以黑马的姿态登上皇帝的宝座，离不开一位“雷锋”的帮助。这位“活雷锋”的名字叫邴吉。

下面首先来看邴吉的个人资料：

邴吉，字少卿，西汉鲁国北海人，因为从小就喜欢研修法律，做了鲁国的狱史。因为人谦逊，工作任劳任怨，慢慢升迁到了廷尉右监这个位置。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门”爆发，廷尉监邴吉作为“稽查长”被调到京城负责处理废太子刘据案。他怜悯这个无辜的婴儿，便让“女警官”胡组和郭征卿等人保护和抚养皇重孙。后来汉武帝听“风水先生”说长安监狱有一股天子气，便派遣出特使，将监狱中犯人一律格杀勿论。使者奉命连夜来施行“斩首行动”，“稽查长”邴吉却极为不配合，他把特使挡在门外，义正词严地说：“人非草木，岂能滥杀无辜，更何况现在皇上的亲曾孙也在牢中呢？”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天亮，吃了“闭门羹”的使者只能回去向汉武帝“搬救兵”去了。

也不知是汉武帝终于良心发现，还是怎的，总之，他发出“天意如此”的沧桑感言之后，便来了个大赦天下。

随后，邴吉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拿出自己的“薪水”来供养皇曾孙，后来听说皇曾孙的外婆和伯父还在，才将皇曾孙交给他们抚养。再后来昌邑王刘贺只做了短短几十天的皇帝，就因为淫乱成了“废皇”。就在皇帝人选难寻的节骨眼上，耿直的邴吉向“摄政大王”霍光提名草根皇帝候选人：皇曾孙刘病己。提名理由：温厚善良，聪颖仁和。

霍光再逐一考察，认为刘病己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没有强大的政治团体，没有不良的作风，是个易于操纵、易于管理的最佳人选。就这样，刘询便一步登天成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草根皇帝”。

然而，汉宣帝一直认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但不知道自己能登上皇帝宝座的幕后推手竟然是邴吉。而邴吉也不以自己“救命”、“抚养”及“推荐”之恩自居，相反，他对谁也不提起这些恩德，而是默默坚守在自己的监狱长的位置上工作。

是金子总会发光，邴吉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很快就被汉宣帝提升为关内侯。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宣帝立刘奭为太子，忠厚的邴吉被立为太子的老师（太子太傅）。几个月后，他又连升三级，官达权倾朝野的“二把手”位置——御史大夫。

权力几乎达到了顶峰（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年事已高的邴吉就认为自己将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完自己的一生时，风波又起。以前在狱中曾“哺育”过皇帝的一个女婢因为生活所逼，向汉宣帝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汉宣帝看在“哺育”之恩上给予批准“最低生活保障”。结果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引起了汉宣帝的高度重视。调查组的成员也不是吃素的，结果查来查去，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邴吉浮出了水面。

结果汉宣帝不但批准女婢们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还给了她们“一生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了大恩人邴吉，准备封他为博阳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邴吉却病了，据说这一病不轻，大有“驾鹤西去”之迹象。

这下汉宣帝急坏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恩人就在眼前，如果自己连报答一下都不能实现，那将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就在汉宣帝无限忧伤、无限痛苦、无限焦急时候，排忧大臣出现了。此时太子的另一位老师夏侯胜站出来有话要说了。他直接教会了汉宣帝这样一个关键词：好人有好报。解析：邴吉所做的恩德，现在还没有回报，是不会这样就死去的。

吃了定心丸的汉宣帝这才没有上演“病中送侯冠”的感人一幕来。果然，吉人天相的邴吉马上就来了个起死回生。

随后的事情很简单了，他在得到博阳侯的帽子后，丞相的帽子也落到他的头上。这位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好人，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而做了丞相、权力达到极限的邴吉并没有因此而脱离群众，而是一心一意为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真心实意为国家，凡事以“礼”服人。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于官属掾史，务求掩盖他们的过错，传扬他们的好处。

邴吉的“专职司机”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喝酒倒也罢，他还有一个特点不是“适可而止”，也不是“一醉方休”，而是半醉半醒。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寻”。都说喝酒误事，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丞相下乡考察的途中，这位专职司机一次又在半醉半醒之间，来了个醉酒表演，只听见哇的一声，丞相的“专车”上顿时喷上了一些叫人恶心的“分泌物”。

出行的负责官员见状怒不可遏，当场就要革了他的职，让他回家去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就在这时，邴吉制止了负责官的行动，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果仅仅因为一次过失就赶走他，让他以后何处容身？你只管容忍一下，这次只不过是弄脏了我车上的垫褥罢了。”车夫这才得以保全下来。

这个车夫是土生土长的边郡人，熟知边塞发生紧急军务的事。有一次外出，恰巧遇见边郡发来“紧急公文”。车夫趁机跟随驿骑到公车府打听，得到这样一个颇有价值的消息：敌人（匈奴）入侵云中、代郡。于是，车夫马上回丞相府向邴吉进行了汇报，并且建议丞相派专人到前线去进行“考察”。邴吉二话不说，就批了两个字：可以。

大敌当前，汉宣帝派人召见丞相和御史商量抗敌的事。结果就敌人入侵郡吏的情况，邴吉一一解答。而御史大夫仓促间不能知道详情，结果汉宣帝在“痛骂”御史大夫的同时，对邴吉竖起了大拇指，并且说了一句话：好一个恪尽职守的丞相。

邴吉却将“功劳”推到车夫的身上，并且发出这样的感叹来：“士没有不能容忍的人，他们的才能各有所长。假如我不是先听车夫的劝告，怎么能受到皇帝的褒奖呢？”

于是，邴吉贤能之名远播。

例二：“问牛”不“问人”，邴吉这般执著为哪般？

话说邴吉一次“下乡”，路上发生一起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结果死者伤者呼啦啦地躺了一地。手下问他要不要停一停管一管，他摇摇头，继续走。突然，他看见路边一头牛吐着舌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邴吉连忙下车，详细询问牛“哮喘”的原因。

手下人见丞相问牛不问人，都感到很疑惑。邴吉喃喃地说：打架斗殴，死伤理赔，那是警察局局长派出所所长（京兆尹、长安令）的事情，用不着我这个门外汉瞎操心。

然后，他又解释问牛不问人的原因：按现在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牛是不应该得哮喘病的。这说明时令节气可能有问题了。万一是瘟疫发作呢？再说，牛是农之根本，牛如果出了毛病，庄稼谁种？人民吃饭的最基本的问题谁来管？

结论：问牛不问人，这才是我这个当丞相最应该重视和管理的问题呀！

相对于邴吉“问牛”而不“问人”，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做法大不相同。由此可见，问与不问，问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样，掾史们心悦诚服，认为邴吉注重的是大事，对他更是敬佩。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邴吉在春暖花开中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死后被汉宣帝封为定侯。

魏相：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孔子的一位朋友要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了，就跑来问孔子：“孔子啊孔子，你是一位智者啊，你说我这个地方行政长官该怎么当啊？”孔子说，老朋友啊，搞管理很容易，也很不容易，我只能告诉你九个字：“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什么叫先有司呢？先有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首先自己要做好表率。自己做好表率起码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自己要出色地、专业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二是要在工作状态和职业精神上给下属带一个好头。这也是做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哪个下属会忠诚地追随一个不能胜任自己工作的上司呢？哪个下属会死心塌地地为一个不能为他们树立表率作用的领导效力呢？所以，孔子说的“先有司”，是做好管理工作的第一要义。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创业者或管理者，他们抱怨自己的同事和下属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或者无法完成任务，或者不能以最好的质量完成任务，或者在工作上无法做到全力以赴、精益求精。但是，他们自己有没有想过：自己达到这样的要求了吗？是否为他们的下属做了一个好榜样？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领导者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所以，如果你的管理工作遇到了问题，你首先要想一想：自己做得怎样？

什么叫赦小过呢？孔子说的意思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选用人才要看大局，如果一个人总体上能够胜任你所给他安排的工作职位，那么在工作的非关键细节和其他方面，就应该宽容一些。没有哪个人没有缺点，没有哪个管理者身上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所以，管理人要做到张弛有度，该严的地方要严格，该宽松的地方要宽松。

很多管理者，特别是刚刚出道、本身学历又很高、做事情力求完美的管理者，非常容易犯的管理错误就是对人比较挑剔，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甚至苛刻到完全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要求自己的下属。这样，容易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工作团队内部制造紧张气氛，最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团队的战斗力，甚至使团队趋于解体。管理是一门平衡的艺术，谁不能宽容别人，也就不能管理别人和领导别人。在重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的中国，掌握这种平衡的艺术，尤为重要。

什么是举贤才？大家都很明白，就是要重用贤人。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说法，贤人至少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有能力，第二是有品德。无德无才、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或者德胜于才、才胜于德，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才类型。真正的人才应该做到“德才兼备”，一方面能够具有胜任一个职位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另一方面能够具有相当的职业操守、能忠于自己的公司和团队、能给下属和同事发挥表率作用。做企业、做管理，要求不断地发展经营的规模；而经营规模的有效扩张，又以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放权为前提。兵不多、将不广，企业家和总经理何以率领队伍征战沙场？如何做到战必克、攻必取？

刘邦曾经说过，搞战略、做策划，我不如张良；搞销售、开拓市场，我不如韩信；搞后勤、管行政，我不如萧何。这三个人都是杰出人才，而我能够用他们，所以刘邦感慨，他的兴起都是靠着这样的优秀人才！那么，我们今天的管理者怎样想呢？有道是，一流的人才造就一流的公司，二流的人才造就二流的公司。管理者遇到公司管理问题时，不妨先看看自己的左右：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人才？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给管理者的三条忠告都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历久而弥新，足为今日管理者借鉴。

下面我们就来看汉宣帝时期他的另一位重臣魏相。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定陶县东王店乡魏相同村）人。年轻的时候好学，精通《易经》，后来考“公务员”成功，做了茂陵县委书记（县令），上任后，他很快就做了一件非“书生意气”的事来，当时朝中二把手御史大夫桑弘羊的一位宿客到茂陵出差，为了引起茂陵县县令的高度重视，宿客来之前给魏相传的话是这样的：我是桑弘羊。魏相听说当朝红人桑弘羊来了，自然不敢怠慢，虽然没有弄个“十里相迎”，但欢迎仪式还是相当的隆重。结果只见桑弘羊的宿客，并不见桑弘羊。

“御史大夫呢？”魏相问。

“我是御史大夫。”宿客答。

“你是御史大夫？”魏相惊讶地问道。

“我是御史大夫派来的。”宿客从容地回答。

对话到此结束，结果堂堂的县委书记明显被这位神秘来宾给忽悠了。

国家忽悠国家，叫外交；政府忽悠百姓，叫政策；百姓忽悠政府，叫犯罪；领导忽悠百姓，叫号召；百姓忽悠领导，叫捣乱；领导忽悠领导，叫交易；百姓忽悠百姓，叫生意；男人忽悠女人，叫调戏；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男女相互忽悠，叫爱情……

而桑弘羊的宿客的忽悠明显是属于“领导忽悠领导”，本来是可以达成某种“交易”的，我来考察，你来接风，上级对下级的“临幸”，下级对上级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宿客一相情愿的想法，他忘了忽悠里还有这样一句格言：忽悠对了叫艺术，忽悠错了叫惹祸。

面对宿客的忽悠，魏相不认为是“交易”，而认为是“欺骗”，结果他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怒发冲冠”。吴三桂冲冠一怒为陈圆圆，结果李自成在皇帝的宝座上连屁股都还没坐稳就滚下去了。魏相的一怒虽然不及吴三桂，但威力也不可小视。结果这一怒，可怜的宿客生命就到了终点。

打狗都得看主人，处死了宿客，等于打了桑弘羊一耳光，很多人认为魏相大祸临头了，他的县长的帽子无论如何是保不住了。然而，当时桑弘羊正处于和霍光争权夺势中，再加上宿客又“罪有应得”，他也是爱莫能助，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而通过这件事，魏相声名鹊起，茂陵在他的治理下成了有名的先进县。也正是因为这样，随着桑弘羊等“四人帮”的倒塌（指霍光成功粉碎“四人帮”的阴谋诡计），魏相马上就得到了升迁，升为河南的省委书记（太守）。

上任不久，麻烦事来了。因为这时的朝中丞相田千秋死了，按理说生老病死，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问题是田千秋死了，正在洛阳管兵器库的“仓管员”田千秋的儿子却辞职不干了，原因是魏相管理太苛刻，他怕自己“犯错”，弄个晚节不保，于是干脆直接炒了魏相的鱿鱼回家去了。

田千秋的儿子走了，魏相知道祸患来了，于是发出这样的感叹来：“别人肯定以为是我把他的儿子赶走了，看来我的祸期不远了。”

果然，他话音未毕，霍光霍司令的谴责令就到了：“年少的皇帝刚刚即位不久，而函谷关是保卫京城的屏障，武器库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因此，让丞相的弟弟做函谷关的都尉，丞相的儿子委屈做武器库的仓管员。你作为河南的父母官，不以国家大局考虑，丞相尸骨未寒，你就落井下石，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厚道了呢？”

这时那些被他打压的“敌对势力”马上纠集起来，联名上书状告魏相：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结果这事一闹就闹到了“信访办”（主管官署）那里，可怜的魏相马上就被“纪委”来了个“双规”和“听候审查”。据说河南戍卒数千人对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拦驾，共同请愿在边关多留守一年来为魏相赎罪；又有河南的老弱百姓上万人云集函谷关要求入关，向皇帝告御状，为魏相鸣不平。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魏相还是被霍司令交到“最高法院”廷尉那里治罪。

接下来魏相开始了他的“铁窗生涯”。就在他想着会不会将牢底坐穿时，汉宣帝上任了。他一上任，马上来了个“大赦天下”，结果背着“莫须有”罪名的魏相得以重见天日，又回到了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茂陵去做县长了。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从头再来，魏相没有失望，依然踌躇满志。付出总有回报，不久，又升迁为扬州市委书记（刺史）。就在这时，朝廷对国家公务员进行“考核”，政绩不达标的就要被“裁减”，很多人因此“下岗”。

魏相亦是诚惶诚恐，就在这时，还是朝中光禄大夫的邴吉给魏相寄来了一封慰问信，在信中邴吉“暗示”魏相：朝廷已经深切了解你的成绩，希望你办事谨慎自重，不断提高自己的才能。

魏相对邴吉的“忠告”很是接受，从此，他把自己的威严收敛起来，做事更加谨慎小心。结果，不到两年，朝廷的调令就到了，让魏相就任谏议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就像现在的人大委员或者是国外的反对党议员一样，负责反映民生民意以及一些官员中不同的意见）。再不久，他又回到“基层”，重新再当河南的省委书记。

接下来，他的仕途生涯就一路青云直上了：“基层”锻炼结束后，他回到朝廷当大司农（专掌国家仓库或劝课农桑之官），接下任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此时正值霍司令霍光病逝，汉宣帝迫于霍家势力，不得已只得任用霍光哥哥的儿子霍山做尚书令，让霍光的儿子做右将军。

魏相却主张“削弱霍家势力”，并且提出了“架空”霍家势力的经典方案——朝中奏折可不通过尚书令，直接送给皇帝，直接架空掌握朝中人事权的尚书令。结果霍家权势如风雨飘摇般每况愈下，这时已接替韦贤做了丞相的魏相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霍家通过家庭会议，一致认为先假传太后令，把魏相骗到府上杀了，然后再废除太子，夺取皇位。

但结果东窗事发，霍家一日之间灰飞烟灭，魏相的仕途一波三折，当真是成也霍光败也霍光。可他最终东山再起，成为霍氏家族的掘墓人，为后人树立起百折不挠的精神典范。

严延年：我是“屠伯”我怕谁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严延年，那就是：自信、自负、狂妄，还有不顾一切的莽撞……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郡下邳县（今江苏睢宁）人。绰号，屠伯。

先还是来简单地看一下他的发迹史吧。严延年的父亲是丞相的属官。严延年年轻时便在丞相府学习法律，后来“荣归故里”，做了地方官。以后经过选拔，补任御史属官，又被推荐做了御史。这时，正赶上“皇帝轮流做”的大动荡时期，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而拥立汉宣帝。

汉宣帝刚一上任，对“摄政王”霍光百依百顺。严延年却第一个以大无畏的精神，立即上疏对霍光进行了弹劾，大致意思是：“擅自废立国君，有失一个做臣子的体统，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虽然他的奏章上报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被霍光卡住了），但为当时死气沉沉的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大家对严延年既敬重又敬畏。当真是：霍氏风光，千里耳闻，万里流传。望长安内外，霍氏遮天，朝廷上下，谏失滔滔。延年弹劾，石破天惊，欲与霍公试比高……

虽然弹劾霍光“未遂”，但从此严延年似乎对弹劾上了瘾，接下来又弹劾和自己同名不同姓的大司农田延年，罪名是：私自携带危险武器冒犯天子的副车。而大司农马上以牙还牙，进行了辩解：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最终案件交给御史中丞来裁决。御史中丞质问严延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写公文给宫殿门卫，阻止大司农入宫，你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最终，严延年被定为：纵容罪。依照当时法律，是死罪一条。

偷鸡不成蚀把米，面对“砍头”的危险，严延年来了个“畏罪潜逃”。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后来赶上N年一度的“大赦”，他才得以“重出江湖”。

严延年不会料到，他再出山时，像他这样的人才居然成了抢手货，丞相府和御史府所发出的“聘请书”几乎在同一天送到他手上。由于御史府的“聘请书”只先到那么一丁点儿时间，严延年最终按先来后到的顺序，选择去御史府任职。

而汉宣帝对第一个敢于站出来勇敢地和霍光作对的严延年很是赞赏，时隔多年还记忆犹深。于是乎，严延年很快就摆脱了“下人”的命运，去平陵当县长去了。当年魏相就是以县长为平台，一步一个台阶最终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宝座的，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敢作敢为的严延年能很好地胜任这项工作。然而，事实证明，性格太直的人并不适合做官。正如严延年一样，他在任职期间错杀了无辜的人，结果喜欢弹劾别人的严延年被别人来了个“以其之道还施其人之身”，被人反弹劾，弹劾的结果是严延年光荣地下岗了。

再就业时，严延年成了丞相的属官，有了丞相属官这层关系，很快他就当了好畴县的县长。在赵充国平叛西羌过程中，严延年作为特邀“将军”出征，立下战功。回朝后，严延年就直升为涿郡市委书记（太守）。

那时涿郡是有名的“难剃头”郡。以豪强大族西高氏和东高氏为首的黑势力猖狂到连郡府的官吏都惧怕他们三分，凡事都得礼让他们三分。据说有这样的顺口溜：“宁可得罪太守，不可得罪豪门。”这两家的门客在外放肆地偷盗抢劫，因为有大树罩着，官吏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去抓捕。长此以往，涿郡人民不但晚上要“闭户”，连白天都带刀佩剑才敢在路上行走。

严延年上任后，决定除暴安良，扫除涿郡的黑恶势力，还涿郡人民一片宁静的天空。结果郡府的属官赵绣有幸成为“稽查大队长”，去调查取证高家的罪行。一边是命令，一边是势力，左右为难的赵绣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起草了两份劾罪书，一份轻的一份重的。他准备先呈上那份轻的，来个“投石问路”。如果严延年“怒而发飙”，他就把那份重的呈上去。总之，以确保自己的乌纱帽不丢为原则。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赵绣呈上那份轻如“花拳绣腿”的检举书后，严延年的脸上无喜无忧，无怒无争，无哀无恕，总之，脸上平和得像一潭死水。然而，表面的平静背后是巨大的波涛汹涌，就在赵绣以为忽悠成功可以走人时，严延年说话了，只有两个字，两个石破天惊的字：拿下。

结果可想而知，赵绣怀里那份重罪检举书马上被搜出了。接下来，恭喜赵绣，监狱里有请。如果大家认为严延年只是以“忽悠罪”关他赵绣十天半个月就大错特错了。赵绣第一天夜里才去“牢里蹲”，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判以“死罪”被斩于闹市中。

庇护高家是这般下场，官吏们吓得两腿直打哆嗦。什么叫杀鸡儆猴，让严延年去告诉你吧。

当严延年再派人去查两个高家时，各种罪行便如“雨后春笋”般浮出水面来。这时，严延年毫不手软，查出一个处理一个，轻的入狱，重的砍头。在两家各诛杀了几十个“罪人”后，怎“震撼”两个字了得！起到的效果是：谈笑有布衣，往来无恶霸。可以干农活，做生意。无白天之拾遗，无晚上之闭户。涿郡严延年，汉朝包青天。百姓云：清平世道。

也正是因为这样，严延年在涿郡任职三年后，迁升为河南省委书记。“严青天”一到来，河南郡中的豪强顿时收敛以前的行为，烧杀抢劫的事几乎从此杜绝了。这都得益于严青天治理地方的宗旨：

1.扶弱制强。如果贫弱者犯了法，他会尽力掩饰和庇护他们的罪行，为他们开“绿灯”；而对那些欺侮百姓的豪强恶霸，他就加重案文辞语，先把他们抓进监狱再说。大家都认为有罪的，严延年说不定哪天就给予释放，而大家都认为没有犯死罪的，他却偏偏“无情”地将他杀死。古龙笔下的《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小李飞刀用在他身上最合适不过了。

2.苛刻严酷。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如果对地方法院判的案子存在疑问或者说认为不公平，可以申请上级法院二审。总之，终审下来才算结案。但我们的严青天当时就不来这一套，他定的案子，便如铁板钉钉，无可更改，无从翻案。

3.雷厉风行。严青天擅长写文书和狱辞，认为要判“死刑”的人，就亲手写成奏折，连掌管文书的中主簿，以及最接近他的属吏都无从得知。奏准判定一个人的死罪，他就迅速无比。到了冬天行刑时，他命令所属各县把囚犯解送来郡，统一集中在郡府施行“枪决”。

之前看过一个关于通用CEO韦尔奇的成长故事：韦尔奇在小时候说话有很严重的口吃，以至于每次他到餐厅都得吃两份牛排，这让他很苦恼。原因就在于他说话会结巴，牛排会重复两次，所以服务员给他上了两份牛排。韦尔奇很郁闷地对他母亲说：我真没用，连说话都说不好。他母亲很耐心地说：亲爱的小韦尔奇，这是你的优点啊！你想，有谁能像这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将一个词重复两遍呢。韦尔奇接着说：可说话时感觉很吃力啊！他母亲说：那是因为你说话的速度比较快，大脑的速度跟不上你说话的反应速度，所以你只要在说话的时候将你的速度放慢就可以了。韦尔奇很高兴，有了自信心，按着母亲的建议放慢了说话速度，通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改掉了口吃的毛病，演讲的口才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从营销“三点一线”的思考方式来讲：要将缺点当成特点，把特点当成卖点，这样的营销才会成功。而我们严延年的三个鲜明特点，既是卖点，也是缺点。他多变的办案风格因为众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案子判得轻什么时候判得重，大家都诚惶诚恐，害怕触犯法律。这种灵活办案法开创历史之先河，是值得效法之举，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特点是很好的卖点，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然而，不管是不是真该判死刑，不管是不是血流成河，他这种“我要你三更死，就不能留你到五更”的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特点又变成了缺点。

也正是因为这样，严延年有了一个新的绰号：屠伯。

眼看严青天转行当“屠宰夫”去了，在最高人民法院（京兆尹）任职的他的好友张敞作就写信对他进行了劝告：“古时候有名的良犬韩卢猎取野兔时，都先要看一看主人的示意，然后再去追逐捕获，从来都不过多地进行捕杀。希望你借鉴一下韩犬的方法，稍稍放松一下诛杀的刑罚，做到量刑有度。”

严青天再次发挥“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马上进行了回复：“河南这个地方是天下咽喉，以前东西两周的国君因为治国无方，留下了这样一副烂摊子。既然恶草茂盛，禾苗稀疏，应该铲而除之啊！”

前途和歧途只有一字之差，却差之十万八千里。严延年不但没有听从好友的建议，减少“屠杀”政策，反而不断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功绩，具体表现为三个“非典型”症状：

1.妒忌。当时在颍川当书记的黄霸采用和严青天相反的政策，以宽容仁厚的办法来治理地方，郡内也是一片太平盛世。据说这一年又来了个大丰收，结果凤凰从天而降，一片祥瑞之兆。汉宣帝为此表扬他的政绩，并赏赐黄金和爵位以示鼓励。黄霸受赏了，严延年却不高兴了。他心里很不服气，正巧他管辖的河南境内出现了天灾——蝗虫，便说出了这样一句一语双关的话来：“这蝗虫难道是凤凰的食物吗？”话中讽刺意味十足。

2.多疑。话说一次管理京城地区的官员（左冯翊）空缺，皇上打算任用严延年，征召的竹符已经发出，但由于严延年的“名声”问题，只好中途又收回。按理说严延年应该好好地进行自我“反省”了，然而他没有从自身角度去分析问题，反而怀疑少府梁丘贺在皇上面前“弹劾”了自己，导致自己的仕途受阻，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3.自大。严延年推荐狱官，说他为人清廉，不料此人却犯了贪赃之罪，而犯贪赃罪的人又不准入选。严延年因推荐人才不符实际而受到“株连”，受到降级处分。他依然没有从自身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自我解嘲地道：“以后看谁还敢做推荐的事！”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由于严青天误入了歧途，灾难也就不远了。话说府丞狐义因为上了年纪，心思颇有些乱。严延年原先与他在丞相府做过属官，实际上严延年也很亲近、厚待他，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且常常送他很多东西。常人有礼可接那是喜形于色，而狐义却显得与众不同，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他有自己的担心，担心伤害不期降临到他的头上来。得了“抑郁症”的他于是找算命先生给自己算了个生辰八字。结果这一算不打紧，居然算出了“祸不远矣”的死卦来。承受不了精神压力的他，终于迈着蹒跚的步伐来到了长安，对严青天进行了检举揭发。送上“十大罪状”后，也不知是突然“释然”了，还是感觉“解脱”了，总之一句话，他当晚就把自己带到了另一个极乐世界去了。

“死谏门”事件引起了汉宣帝的高度重视，案件交由御史丞去审查核实，结果，以“杀人罪”、“诽谤罪”、“怨恨罪”，数罪并罚，判处严青天死刑。

对于这样的结果，很多人都不解，知子莫若母，唯有严延年的母亲心中有数。原来，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乡下”来“城里”探望儿子，顺便一起行猎祭拜。一到洛阳，城里的风景还没看够，就倒了胃口。因为正碰上当众处决犯人，一问才知道，见怪不怪，这里每天都要这样处决犯人。

众人很平静，母亲很震惊，于是便坐在道旁的亭舍里，不肯再踏入郡府，对严延年表示强烈抗议。严延年只好亲自来接母亲了。母亲却让他吃了“闭门羹”，并且对他进行了教育：“你是芸芸众生中的沧海一粟，有幸当了郡太守，管理一方土地，应该以仁义、仁爱、仁善之心教化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你现在想树立威信，却动用大量酷刑，杀人如麻，你这样做会是一个好父母官吗？”

“母亲教训得是，孩儿知罪了。”严延年赶忙叩头认错，于是亲自充当“车夫”，把母亲接回郡府去了。祭祀完毕后，母亲就要回家，严延年自然进行了真挚的挽留，母亲头摇得像拨浪鼓，叹道：“苍天在上，黄土在下，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这个白发人还要送黑发人！我还是先回去，到家乡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吧。”

母亲就这样走了。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出事了。东海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母亲贤明的。

萧望之：亦正亦邪为官之道

《庄子·徐无鬼》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黄帝带着六位贤臣驾着高车骏马寻找具茨之山，将要去会见大隗，可走到襄城之野时迷失了道路，刚好遇到一个牧马童子。询问之下，小童既知道具茨之山，又知道大隗，黄帝竟然很是惊奇，于是忘了自己要去见大隗，询问小童如何治理天下。小童果然不凡，说治理天下就这么回事，无须他求，自己小时候一个人出游于六合之内，不想得了精神混乱的毛病，一个长者教他驾着太阳之车出游于襄城之野，现在病好了不少，他现在要去出游于六合之外了。黄帝听了以后，还是很谦虚地说治理天下的确不是你这小童的事，不过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小童推辞，黄帝追问，于是小童说治理天下和牧马没有区别，去除害马就行了。黄帝于是恭恭敬敬地向小童参拜稽首，称小童为天师，然后退下，也不再去找什么大隗了。

下面就来说一下汉宣帝太子的老师萧望之。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汉初鼎鼎有名的萧何的六世孙。萧何当年封侯加爵，风光无限，但到萧望之出生时，萧家已沦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布衣”家庭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萧望之从小喜欢读书，《齐诗》、《论语》、《礼记》样样精通。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可以说此时的萧望之就像一条“卧龙”，虽然没有出山，但声名已被朝中的许多儒生所称赞。就在萧望之“伏处一方”“以待天时”时，他的伯乐出现了。

三国的诸葛亮出山之前之所以“如雷贯耳”，这完全离不开他的老师司马微先生的“包装”和“炒作”，其经典广告词是：伏龙、凤雏得一者，能安天下。这使慕名而来的刘备来了个“三顾茅庐”，最终才把诸葛亮请出了山。虽然最后刘备得到了他们两人，仍没有得到天下，司马微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刘备能从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成为独霸一方的雄主，诸葛亮的才华还是为后人所称道的。

萧望之的伯乐是当时还只任长史的邴吉。邴吉向当时的“摄政王”霍光进的推荐语是：王仲翁和萧望之是百年难遇的人才。邴吉那是怎样的人物，他的话自然引起了“求贤若渴”的霍光高度重视，于是乎，正在“躬耕陇亩”的萧望之马上就接到了霍光的“聘请书”，请他到大将军府中去任职。

萧望之没有诸葛亮那么矜持，非要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他接到应聘书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京城直奔将军府。一到霍府，他的满腔热情就被泼了一盆冷水——他被拦在了门外。

《晏子使楚》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晏子出使楚国。楚国君臣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门请晏子进去。晏子不进去，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现在我出使到楚国来，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迎接宾客的人带晏子改从大门进去。

晏子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天就阴暗下来；一起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派遣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没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我晏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所以只能出使到楚国来了。”

于是，楚王安排酒席招待晏子。正当他们喝得高兴的时候，两个官吏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楚王问：“绑着的是什么人？”小吏回答说：“是齐国的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对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窃吗？”晏子离开座位，郑重地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橘子生长在淮南是橘子，生长在淮北就变为枳子，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它们果实的味道完全不同。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现在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就偷窃，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喜欢偷窃吗？”楚王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地说道：“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萧望之此时同样面临晏子一样的遭遇。

“你，干什么的？”门卫色厉内荏厉声地问。

“我，受将军所邀前来面试的。”萧望之卑谦地答。

“把衣服脱了。”门卫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脱衣服干吗？”萧望之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凡是要见大将军者都得先在门外脱了衣服，‘净了身’才可以进去，叫你脱就脱，哪这么多废话！”

“士可杀不可辱，堂堂七尺男儿，这般赤胸裸背成何体统？这试不面也罢。”萧望之对这样的“净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愤怒之下，就要来个拂袖而去。

想走，没那么容易！门卫随即逮住萧望之非要他把“理”说清楚再走。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萧望之和门卫，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两人自然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在两人纠缠不清时，霍光出现了。他破例直接把萧望之叫到府里去了。按理说，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萧望之应该及时收敛自己的情绪，以最饱满、最温和的方式来迎接“主人”霍光的“面试”才对，然而，他一张口不是像常人面试那样做自我介绍，而是充分发挥自己博学多识的特长，讲了《史记·鲁周公世家》里的一个故事。

故事的大致意思是：周公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比如说制定战俘处理政策，比如说签署奴隶管理规定，比如说讨伐周边不服气的小国，比如说镇压反周复商势力，比如说给政策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总之一句话：他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也正是因为这样，周公连洗个澡都成了“奢侈”，一旦有客人来了，他便握着湿淋淋的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他才接着去洗头发。洗一个头发，有时要中断好几次。而吃饭也成了“累赘”，有的时候饭还没咽下去菜还在嘴里，客人就来了。他没有“狼吞虎咽”的本事，只好先吐出来，接见完客人再接着吃。

结论是：大将军这样“净身”见客恐怕不是周公的“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做法吧。

霍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敢这样直生生地“质问”他啊！于是，他很生气，后果是：萧望之面试不合格，拒绝录取。

而另一位被邴吉所推荐的“贤才”王仲翁，因为很“听话”得到了霍光的重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把他升至光禄大夫给事中（相当于秘书，供事殿中，顾问应对，参与讨论政事）。而怀才不遇的萧望之眼看时不我待，只得委屈地参加了“全国公务员考试”。结果在千千万万的考生中，他被录用为“郎”（属小苑东门侯，负责按时开门关门的小官）。说白了就是“门卫”。

而此时的王仲翁出城，跟随人员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坐在高头大马上的王仲翁来到城门，看到萧望之，便作了一首诗来嘲讽他：“遥想你我当年，同去霍公府，雄姿英发，自命不凡，弹指间，骂门卫责将军。如今再见，同命不同天，富贵无常。如若重来，怎做守门小吏？”

面对王仲翁的嘲笑，萧望之微微一笑，不以为然，笑道：“你的诗前面还少了两句修饰语：江山如画，你我各从其志。”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萧望之因为他的弟弟犯法而受到牵连，连“看门狗”都没得做了。就在萧望之失望时，他的第二个伯乐出现了，这便是时正在朝中担任御史大夫的魏相。他早就听说萧望之“身怀经天纬地之才，胸藏定国安邦之智”，于是把他招来当自己的秘书。不久，又把他提升为秘书加办公室主任，处理府中接待、礼仪等方面的事务。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在经过改皇风波后，霍光迎立刘询为皇帝（汉宣帝）。五年之后，霍光病逝，其子霍禹复为大司马主持朝政，侄孙霍山领尚书，霍家亲属皆任宫廷宿卫、内使等职。

汉宣帝执政之后，也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便广揽人才。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成了萧望之的第三位伯乐。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天，一场硕大的冰雹袭击了京师长安城。当时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就在汉宣帝一筹莫展时，萧望之如雪中送炭般及时呈上了一封有关冰雹灾异的白皮书。

于是乎，汉宣帝马上召萧望之进宫和他面对面来解惑。只有萧望之自己知道，与其说是解惑，不如说是人生中的再一次“面试”。他能否再度一飞冲天，鲤鱼跳龙门，成败在此一举。

“朕早就听说萧爱卿博学多才，现今我朝盛夏遭此冰雹之灾，怎么会有这么蹊跷的事呢？不知天意为何如此？我朝又该如何应对？”汉宣帝问。

“《春秋》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昭公三年，天降大雨和冰雹，当时季氏专权，后来昭公被赶下了台。如果当时昭公善于观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祸变。现在陛下以盛德居天子之位，求贤若渴，这真是像尧、舜一样的良苦用心啊！但是，现在为什么祥兆没有出现呢？这是因为大臣专政所带来的结果啊。只有圣明的君主会亲自处理朝中大事，重用贤明的人才，参与大政的谋略，公正的道理才会树立起来，私人的权势才能得到制止，奸邪的道路才会被堵塞，国家才会变得民主富强起来。”萧望之答道。

一问一答，对话到此结束。结果汉宣帝对萧望之“含沙射影”似的回答非常满意。他深知霍氏势力一天不除，朝中一天就不得安宁。他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面试合格，汉宣帝拜萧望之为“谒者”，专司御前的传达、通报事务。不久，业绩突出的萧望之又被汉宣帝升为“谏大夫”，专门掌握朝中所议论的政事。再后来又升迁为丞相司直，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萧望之也因此以黑马的姿态直接摘得朝中年度新人王的桂冠。

与萧望之平步青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氏集团却一落千丈。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氏家族终于来了一次大爆发，不出意料地摘得一项奖项——最佳造反奖。在拿到奖项的同时，霍氏家族从此也灰飞烟灭，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汉宣帝为了让萧望之这个年度新人王得到很好的锻炼，派其为平原太守。在朝中干得好好的，到乡下当个费力不讨好的太守，萧望之尽管心里不太愿意，但还是隐忍着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委婉地上疏向汉宣帝提出自己的忠告：“朝中如果没有争先上谏的臣士就不容易知道过错，国家缺少贤达的人士就不容易听到百姓的好恶。愿陛下选明经术、通古博今之士为内臣参与政事，忠心辅佐皇帝。这样有利于政局稳定，诸侯怎么敢为所欲为！”

汉宣帝觉得萧望之言之有理，于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将他调回京城任“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山海池泽收入等事）。察萧望之精明持重，众人都说他“精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说简单点儿就是他是天生当丞相的料。可是，当汉宣帝的迁升令下来时，不是叫他去当丞相，而是出任“左冯翎”（其职位相当于郡太守）。刹那间，萧望之原本热血沸腾的心降到了谷底，对于这样的“平调”，萧望之以自己身体有恙为由，拒绝上任。

汉宣帝知道原因后，就派侍中成都侯金安去向他进行“解释”，说这是对他进行“全方位立体式考察，绝无贬低的意思”。萧望之消除了误会，很快就上任去了。

汉宣帝又将意见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赈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邴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而否定了张敞之议。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西羌军事叛乱，西汉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前去讨伐。京兆尹张敞提出“入粟赎罪”的建议：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

张敞的建议很快就遭到萧望之的反驳，他认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充分发挥博学的专长，引经据典，好一口铁齿铜牙。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得到了当时的丞相魏相和御史大夫邴吉的支持。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萧望之获胜，张敞落败。

萧望之做了三年左冯翊，考察期满，京师的人都称赞他具有才智，治理有方。汉宣帝提升他为“大鸿胪”（掌管接待、处理少数民族方面的事务，为九卿之一）。

公元前59年，丞相魏相去世，邴吉继任了丞相。空出的御史大夫位置终于落在了萧望之的身上，他成为朝中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两年后，匈奴内部大乱，四分五裂，单于自立为王。汉宣帝召开朝议，说：“匈奴危害边境很久了，我们可以趁其混乱之机，派兵消灭他们。”

萧望之听了，摇头反对。他说：“春秋时，晋军侵略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带领大军返回，原因是君子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以手足之情感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四海之内欣然。现在我出兵攻打匈奴，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恐怕劳而无功。应该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果匈奴因为蒙受我们的援救之恩得复其位，必臣服我们。治国以德，国家就会昌盛。”

一席话说得汉宣帝频频点头。他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派兵前往匈奴，辅助匈奴国单于平息了内乱，安定了局势，匈奴遂向西汉臣服。人们都夸赞这是萧望之的功劳。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望“丞”心切的萧望之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原则错误，向汉宣帝打了一个小报告，大致意思是说丞相邴吉“廉颇老矣”。汉宣帝无法接受萧望之赤裸裸的“取而代之”的宣言，就下令建章卫尉金安上、光禄勋杨恽、御史中丞王忠等人一起对萧望之进行了一次批判大会。

按理说萧望之应该及时“浪子回头”，主动承认错误，消除误会，争取汉宣帝的宽大处理。然而，萧望之的牛劲上来了，他取下头上的乌纱帽表示对这样的结果无法接受。

既然你自己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对不起，我就不客气了。汉宣帝直接就没收了萧望之御史大夫的帽子，随即给他戴上了另外一顶草帽——太子太傅。以后你就专门来当太子的老师好了。

韩延寿：“循吏”之名流芳百世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孟子

韩延寿，字长公，历任郡文学、谏大夫、淮阳太守、颍川太守、东郡太手及左冯翎。以廉洁名世，史称“循吏”。

韩延寿源出颍川韩氏，是韩王信的第七世孙。其父韩义，在西汉昭帝时担任过燕王刘旦的郎中。燕王叛乱时，韩义挺身而出欲阻止他自毁前程，结果“为国捐躯”。韩延寿作为“烈士”后人而被提升为谏大夫。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韩延寿因出众的治理能力，迁升为颍川太守。颍川郡的强宗豪族众多，势力根深蒂固，错综复杂，他们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危害乡里，百姓苦不堪言。前任太守赵广汉对豪强采取极为强硬的分化打击措施，虽然有效地抑制了丑恶势力的壮大，同时却也导致社会关系紧张，邻里相恶，互为仇敌，暴力冲突一触即发。总之一句话：俗多仇怨。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安颍川和涿郡安天下。

韩延寿一上任便决定进行风风火火的“扫黑除恶”行动。当然，他并没有像一般人一样采取“武力镇压”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采取“教以礼让”的措施来治理，具体表现为：

1.善于纳谏。韩广泛征求意见，善于接纳劝谏，表彰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和有品行的人，他甚至放下自己“高贵”的身份，亲自宴请当地具有威望的长者，跟他们一同商议，规定了婚丧嫁娶的礼仪规格，要人们大体上依照古礼，但不能越过法律。他修建了学校，大力推广儒家礼乐，宣扬维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观念，坚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2.严于律己。他接待官吏，给予很多的恩惠但纪律严明。有人欺骗或者辜负了他，他总是责备自己：“难道是我对不起他们吗？他们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官吏听说后，都非常后悔，据说有一个竟然因为“太后悔”而选择了自杀。

3.民主决策：他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有一次他巡行到高陵县，有兄弟两个因为田地的事打官司。延寿听说后非常伤心地说：“我侥幸做了这个小官，本来应当给全郡人作出表率，然而我对教化宣传得不够，以致让骨肉兄弟打起了官司，责任在我。”这一天，他闭门思过，整个县里的人都不知他在干什么。于是打官司的那家人整个宗族都责备这兄弟两个，这兄弟二人也深深地感到后悔，自己剃光了头光着上身来向韩延寿谢罪，愿意把田地互相移动一下，到死也不再相争，整个郡中非常和睦，互相告诫勉励，没有人再犯法。

4.取信于民：一次，韩延寿出门上车时发现一个骑吏迟到了，便斥责并处罚了他。韩延寿回府时遇见骑吏，见他欲言又止就停车问他缘由。骑吏说：“《孝经》里说，善待父亲的人才有资格侍奉君主，在家中兼有母亲的爱和像君王一样值得尊敬的人就是父亲。今天早上您驾车出门，我等了很久您还没出来，我的父亲来到官府门前，不敢进去。我听说后，急忙出去迎接，恰好您登车出门。因为尊敬父亲而被处罚，这岂不是有损教化吗？”韩延寿叹道：“如果没有你，我差点儿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于是，韩延寿特地召见骑吏，因为他勇于进谏而起用他。

韩延寿有这样的四大优点，自然得到了百姓的一致拥护，后调任左冯翎。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受到了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嫉妒，被呈上“狡猾不道”的罪名，这时萧望之正是汉宣帝身边当仁不让的最红的人，因此，他的金玉良言，汉宣帝只有“依了”的份儿，结果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又一起“窦娥冤”事件上演。东风无力百花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行刑那一天，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将韩延寿送到法场，扶老携幼，攀住囚车，进奉酒肉，痛哭流涕，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离歌。

刀斧手问他最后有什么遗言，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苦也要有骨气，再穷也不要再做官，切记，切记。

韩延寿后来被世人称为“循吏”，清名流芳百世。

杨恽：恃才放旷终酿祸

提起杨恽恐怕大家会比较陌生，但提起他的父亲杨敞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不错，这个当年成功推荐了魏相的杨敞做过丞相。他的母亲司马英是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总之，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杨恽就是：名门之后。他先任左曹，后因“揭发”霍氏家族谋反有功，迁升为中郎将，封为平通侯。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升为诸吏光禄勋，位列九卿。当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虎父无犬子。

应该说杨恽什么都好，要才华有才华，要口碑有口碑。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杨恽同他外祖父一样，出淤泥而不染，铮铮铁骨，一身正气，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谏，大胆进行揭发。步入仕途后的杨恽，目睹朝廷之中贪赃枉法成风，心里那个急啊，于是眼里容不下一粒沙的他开始了“弹劾”的漫漫征程。

喜欢弹劾别人的人，注定被别人弹劾。结果他的“政敌”戴长乐对他进行了反弹劾，罪名是八个字：“拿主为戏，语近悖逆（拿皇帝开玩笑，言语很是反叛）。”当时的汉宣帝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对他的“大不敬”，于是以“诽谤罪”就把杨恽头上的乌纱帽给摘了，让他回家修理地球去了。

之后，杨恽过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眼看杨恽年纪轻轻就“退居江湖”而逍遥自得，他的好朋友，也就是郡太守孙会宗，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杨恽，提出一个忠告：希望你闭门思过，安心改造，早点儿出山，一展宏图。忠告是：不要整天宴请五湖四海的朋友，饮酒作乐，放浪形骸。

应该说孙会宗的目的和愿望还是好的，但他不会料到，正是这样开门见山的“希望”和“忠告”，却让杨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受了“伤害”的杨恽来了个“反伤害”，马上写了一封回信——《报孙会宗书》。

回信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三点：首先对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进行了辩解和维护；其次对孙会宗表示了讽刺和挖苦；最后对皇帝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和怨恨。总之一句话：整封信写得洋洋洒洒、通畅流利、锋芒毕露。

当然，杨恽发泄归发泄，但这样一封带“政治色彩”的信他并没有寄出，也就是说他的回信只传两耳，别人并不知晓，只是自我泄愤罢了。然而，都说这年头运气差时，喝凉水都能呛到。

杨恽依然过着他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但大祸却不期而至了。

大祸来临之前，老天还是先出现了征兆：日食。如果站在我们现在的主场来看，天空中出现日食现象很正常、很普通啊！人有生老病死，月有阴晴圆缺。但很遗憾，当时人们认为日食的出现，是很严重的不祥之兆。

这时，果然不出孙会宗所料，有人上疏了，不是说日食是自然现象，而是因为杨恽骄奢不悔过所致。

这是哪跟哪啊，按理说日食和他杨恽八竿子也打不着啊！但忌恨杨恽的人却大做文章，硬是牵强地扯在了一起，当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人这样说，汉宣帝傻笑地摇摇头，置若罔闻。

两个人这么说，汉宣帝苦笑地摇摇头，置之不理。

三个人这么说，汉宣帝冷笑着摇摇头，置之度外。

无数人这么说，汉宣帝皮笑肉不笑，终于点了点头，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逮捕。

逮捕了杨恽，廷尉有事可干了。他又是调查又是取证，总之，他要想自己的乌纱帽长久，要想再青云直上，就得看“皇色”行事，把杨恽进行重判。事实证明，廷尉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在取证时，在他家中某个秘密的角落搜出了杨恽写的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报孙会宗书》，于是乎，随着《报孙会宗书》的公开发表，当真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

世多半赞叹杨恽的创作才华，汉宣帝却在发飙。汉宣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结果直接剥夺了廷尉的判罚权：以“大逆不道罪”判处杨恽死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此同时，老好人孙会宗的乌纱帽也被成功摘除，恭喜孙兄，杨恽的“悠然见南山”生活终于后继有人了。

盖宽饶：万物皆醉我独醒

盖宽饶，魏郡人。因为“博学多才”，以孝廉的身份登上郎官的位置。后来在一次公务员内部提拔考试中，他因为得到了首席“状元”，而被汉宣帝直升为进中二把手——御史大夫。

都说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儿不假。正当人民以为风华正茂、才气逼人的盖宽饶前途不可限量时，汉宣帝却对他来了个“限量”。汉宣帝以他推荐的人“华而不实”为罪，把他连降N级，贬为卫司马。

身为卫司马的盖宽饶并没有气馁，相反，他对待士兵们很不一般，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吃则同锅，睡则同床。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很快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和司隶校尉。这和我们现在的“信访办”很有一比。

盖宽饶一上任，社会风气大好。

据说有一次，平恩侯许伯因为新居落成，来了一次“乔迁之喜”。结果朝中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高官都前去捧场。唯独盖宽饶是个例外，最后许伯亲自去请他，他才姗姗来迟地去赴宴。

按照我们现在的酒席规矩，一般是来迟的要主动“自罚三杯”，但面对自命清高的盖宽饶，我们许伯放低姿态，来了个主动敬酒：“盖宽饶能来，当真是蓬荜生辉啊！”

但盖宽饶就是盖宽饶，他的举动就是出人意料。他推辞道：“只要倒一点点就够了，要知道我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狂呢！”（和当年田蚡对灌夫的敬酒，“不要倒满杯”有的一比）

所谓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面对盖宽饶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许伯几时遭受过这样的“蔑视”？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就在他不知道如何下台时，当时的丞相魏相很识时机地出来了，说了一句帮他解围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万物皆醉我独醒。次公（盖宽饶的字）没有喝酒的时候就很狂，何必用酒呢？”

这话里明显带有一语双关的味道：三分调侃，三分暗讽，三分嘲笑，一分感慨。引得众人都对盖宽饶“侧目而视”，只有盖宽饶“目不斜视”。

有歌有酒才叫酒宴。接着长信少府檀长卿也许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也许为了故意卖弄一下“舞姿”，于是以“助乐”为由登台现舞。他表演的是一出别具一格的“猴狗斗”。他时而装猴，时而扮狗，忙得不亦乐乎，引得在场众人捧腹大笑。

事实证明，盖宽饶就是盖宽饶，他永远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众人都在笑，唯独他没有笑。他非但没有笑，而且还在悲，悲到极点的他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屋子的确很美，很美，美不胜收。然而，富贵无常，说不定哪天这屋子就会变换了主人。就像这间屋的主人招待客人一样，接待的人虽然多，但算得上真正朋友的人又有几个呢？”最后他说出“人生若要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忠告后，来了个“中途离席”。

飘然而去的盖宽饶马上来了个检举告发，不是检举许伯而是检举长信少府檀长卿，罪名是：“沐浴猴。”这事在许伯出面调解下，最后才“不了了之”。但盖宽饶为此已经得罪了朝中不少权威人士。

太子的庶子王生眼看盖宽饶在官场上“直来直去”，也进行了善意的提醒。但盖宽饶并没有改，而是继续我行我素。这时，汉宣帝喜欢用刑法来治国，用宦官来当政，盖宽饶马上打了个小报告，内容归纳起来有两点：

1.别拿刑法来治国，别不拿儒学来安邦。（言外之意，抛弃了儒学将会国将不国）

2.别不拿宦官当官看，更别拿宦官当周公、召公这样的清官来看。（言外之意，要汉宣帝注意宦官当道，揽权祸国）

应该说盖宽饶分析得一针见血，还是很有道理的。然而，盖宽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说话太直接、太露骨。

于是汉宣帝以“大不敬”为由将盖宽饶直接打入死牢。

高傲的盖宽饶没有选择“将牢底坐穿”，而是选择了“士可杀不可辱”，在还没有等到汉宣帝的正式判决之前，就解下了自己身上的裤腰带。

就是这样一根小小的裤腰带，把盖宽饶带到了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去了。不知道那里有没有纷争，有没有争权夺势，有没有尔虞我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