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抗“倭”：张经、胡宗宪和徐海、汪直



朱纨自杀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于在第一线缺乏真抓实干的闯将，浙江海防再度瘫痪。卫所的兵没人训练，人员开始流失，空缺也无人填补。训练和打仗都需要花钱，修理器具、监造战船更是需要花钱，国家不肯出这笔钱，这海防自然一日不如一日。相反，由于海上贸易持续发展，商户们生意越做越大，为了防止真的海盗，也为了能抵抗官兵的进剿，海商们的武装自卫能力却有了显著增强。

嘉靖皇帝是铁杆主张海禁的，但这个昏庸皇帝并不清楚谁是真正拥护，谁是口头拥护。那些主张放宽海禁的官僚，在他面前总是先伪装起来，最后再把政策执行得变了样，总之是要让局面维持现状。两年之后，嘉靖皇帝觉得倭患问题依然严重，又打算恢复朱纨上任时的状态，改派王忬督军御倭。但王忬任职时间不长，一年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携李天宠等，总督山东、江南、江北、浙江、福建、湖广一带的军务，不过重点是在江浙。这样又有了一个以抗倭为主的军政机构。

张经到任后，知道情况不是所谓的“倭寇”内犯，而是内外勾结和朝廷的海禁政策作对的问题。因此，御倭绝对不能倚靠东南沿海一带的边民，这里的人不会出力抗倭，否则又会落得一个跟朱纨一样的下场。要想打胜仗，最快的办法就是从外省调兵前来作战，调来的主要是广西的狼兵和湖广的土兵。

正当外地兵源向江南开进的时候，朝廷派遣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前来督战。这个时候朝廷大权已经落入奸臣严嵩的手中。赵文华是严嵩的死党，在抗倭备战紧张的时候，他提了个馊主意，要公祭海神以镇倭患。嘉靖皇帝笃信道教，这个迷信活动竟然也被同意了。赵文华是个贪官，他和严嵩结成死党，这次前来又是搞百无一用的祭海神，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张经身居官场多年，当然清楚严嵩、赵文华的关系和为人，知道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次他们深入海防，无非是要摆一摆臭架子，还要再捞一票。张经同样身居高位，只是他心中对严嵩、赵文华一党多了些傲骨，也就不管不顾官场的运行之道了，对这个来自明世宗、严嵩身边的红人毫不买账。张经当时是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掌管江南一带的总督大臣，官职和权势都比赵文华重得多。他知道赵文华背后有严嵩撑腰，而且明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但就是要杀一杀赵文华的气势，对他表示轻蔑。

赵文华乘兴而来，一路上抖足了威风，但在张经这里遭到了冷遇。他压着火，出于官家的体面，脸上也不好表现出来，但心想一定要给张经找一找茬，惹一惹麻烦。于是他利用朝廷派他督战的身份，频繁干预军务。当时，一股“倭寇”正盘踞在浙江嘉兴以北的王江泾，张经开始酝酿一次军事行动，进行集中打击。由于兵力不逮，所以张经一直盼望具有战斗力的狼兵、土兵早日到来。赵文华要过问军事，张经偏偏不理他，从来不和赵文华谈论任何军事部署和安排，在他眼里，赵文华简直是狗仗人势，一味胡闹。

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经取得王江泾大捷，斩获两千“倭寇”。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赵文华也写了份密报告诉严嵩，又由严嵩上奏给皇帝。赵文华编造谎言，说胜利应该归功于赵文华，而不是张经。为了编得更像一些，又增加了一个胡宗宪，并说如果不是他俩的积极参与，坚决主战，张经还在一旁袖手旁观呢，根本原因就是张经畏敌如虎。赵文华还密报张经费钱无数，又纵容官兵骚扰百姓；还说张经之所以不敢进兵，实际上是等着倭寇大掠之后，再虚报战功请赏。于是，张经被盛怒的明世宗投入监牢，半年之后以纵寇的罪名处死。这样，张经的权力归了胡宗宪。在随后的七八年里，胡宗宪成了东南沿海一带和朝廷内部权倾一时的人物。

胡宗宪，安徽绩溪人，在张经总督江南的时候，胡宗宪巡按浙江，是张经的属下。等到赵文华来浙江督察剿倭军务，胡宗宪认准了只有依附赵文华才有升官的途径，于是选择了这个靠山。但在剿寇中，他也积极参与张经的部署和作战，通过军功表现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在官场的斗争中，胡宗宪八面玲珑，试图做到双方都不得罪，但总的趋势还是站在了严嵩、赵文华一方。胡宗宪依附赵文华，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巴结朝中权贵，其实在政治立场上，他和赵文华更加接近。赵文华并不赞成海外贸易的禁令，否则他就不会试图劝说朱纨离开浙江。后来胡宗宪招降汪直，很大程度上是理解和支持汪直通市的请求。

在明朝的官场中，许多弛禁论的支持者都有历史的污点，或者是江南走私势力的后台，或者是朝廷中严嵩一党的干将，政治圆滑，见风使舵。但这些人物的污点和奸臣身份，不应该成为后人评价严禁和弛禁之争的标准。倒是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观点——谈论了“恶”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这对理解明代海禁政策导致的冲突可以起到帮助作用。恩格斯说：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胡宗宪是属于赵文华的人，他们对倭寇的立场又都是主张抚大于剿。但是嘉靖皇帝却是固执的海禁派，他们要听从皇帝的旨令和调遣。要彻底解决倭患问题，真是让胡宗宪左右为难。实际上，只有“抚”的政治手段，或者“剿”的军事手段，都是无法奏效的。只有坚持一手抓政策调节，一手抓军事威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彻底解决倭患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宗宪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正值倭患气焰炽热的时候，胡宗宪走马上任浙江巡按御史。就在这一年，也不知道谁给他出了条妙计，暗地里下毒，居然毒死了数百海盗，因为这个功劳，他升到右佥都御史。等到赵文华把张经、李天宠都推入大牢，等于为胡宗宪搬走了挡在仕途上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在赵文华的鼎力协助下，他升任到兵部右侍郎，总督闽浙海防军务，全权指挥抗倭事宜。

胡宗宪在当时的抗倭名将中，是一个政治手段较军事手段更为高明的人物。当他的前任还用武将的思维，死拼消耗国家的财力，与倭寇进行力量角逐之时，胡宗宪已经开始认真分析倭患形成的原因，以及明军和倭寇各自的弱点。

明军水师弊坏，伍卒虚弱，战斗力很成问题。如果明军要靠强攻，倭寇远远躲在外岛，甚至可以退到日本的九州，明军鞭长莫及；如果明军要靠防御，倭寇的进攻力量可大可小，线路飘忽不定，声东击西，单纯的防御措施，无疑是主动伸出了牛鼻子，等着别人来牵。

但是倭寇也有自己的短处。

首先，他们都是因海禁政策而弃商从盗，从本质上来说，恢复了行商的便利，则会弃盗从商。因此，倭寇虽然扰乱一方，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有经济上的要求。只要满足一些条件，让他们尝到物质上的甜头，招降并不困难。倭寇既然有浓厚的商人背景，那么商人的重利轻义和斤斤计较的短视特点，可以被朝廷通过贿赂和小恩小惠利用。

其次，倭寇可以划分为几个相互独立的武装集团，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合，也不会相互支持，甚至还要防范对方，这为明军挑拨它们之间关系、各个击破创造了可能，或者让他们互相厮杀，明军坐收渔翁之利。

最后，倭寇的主体孤悬海外，但又和沿海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乡土关系以及经济利益。

胡宗宪在上台前就知道，光用武力清剿徒劳无益，趁现在自己有了决策权，何不派人前往进行接触。如果倭寇能够接受朝廷“抚”的政策，那么可以了解对手的情况和要求；如果倭寇不想和谈坚持要打下去，那么可以深入对方内部，刺探一下虚实。如果朝廷知道胡宗宪派人接洽倭寇，不追究责任当然没事，要是流露出不满，也可以解释为打着“抚”的幌子，行军事刺探之实。总之，胡宗宪要八面玲珑，各方都能解释得过去，抓不住他的把柄。

胡宗宪此时的对立面，主要是汪直、徐海这两大集团，此外还有势力较小的陈东、麻叶等。派谁前去和谈，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次去，绝不能派政府的高官，因为这要代表朝廷的态度，万一被反对派抓住把柄，皇帝怪罪下来，和谈付诸东流事小，自己的乌纱帽乃至身家性命都难保。第一次派人去，最好是民间身份，然后举着自己的招牌，这样在谈判桌上就可以攻守自如了。最后，胡宗宪派门客蒋洲前往日本岛，最初的希望是见到汪直，探一探对方的底牌。蒋洲到达日本五岛后，碰巧遇到汪直的养子汪滶，蒋洲按照胡宗宪的授意，在汪滶面前流露出朝廷招安的诚意，同时大大夸奖了汪直从商的精明，然后向他提出和汪直会面的愿望，愿意为他们接受招安穿针引线。

胡宗宪和汪直都是徽州人，一个从政当大官，一个经商发大财，互相之间应该比较熟悉。胡宗宪先将汪直的妻母从浙江监狱中放出，给了她们一些钱，妥善安置起来，算是主动释放出和谈的诚意。过了不久，汪直知道家人的情况后，果然改变了对胡宗宪的印象。他从和蒋洲的谈话中了解到，胡宗宪也认识到海盗问题的泛滥，用武力解决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才寻求缓和的途径。汪直托蒋洲带话给胡宗宪，表示自己不过是被逼得没有了归路，所以才铤而走险到了这一步，如果政府能够允许他有合法的地位，继续经营海上贸易，那么他愿意解甲接受招安。汪直派遣汪滶先期回国，代表自己和胡宗宪进一步谈判。

胡宗宪老谋深算，对付年轻的汪滶绰绰有余，他雍容的风度和热情彻底感化了汪滶，以致汪滶对胡宗宪深信不疑。胡宗宪对汪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能否像林冲加入水泊梁山一样，交出一个“投名状”，表示一下诚意。即汪直如果愿意协助政府扫除他在浙江的小股同党，不但可以作为赦免的条件，也是为今后从事海上贸易创造条件。汪滶带领手下人马，很快就去袭击了舟山群岛上的两小股海盗。胡宗宪则投桃报李，向朝廷上表请求赦免汪直，并赏赐给汪滶大量金钱，然后让汪滶回日本汇报国内的情况。汪滶对这些小恩小惠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临走之前，他凑到胡宗宪身边，悄悄地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徐海正准备进犯中国大陆。

徐海当时是和汪直齐名的海盗头领。他早年在杭州虎跑寺里当和尚，还俗后下海经商，后来出国去日本，跑上了跨国买卖。海禁后“倭寇”兴起，他在乱世之中越做越大，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联络陈东、麻叶等，招引大隅、萨摩二岛的一些日本人，进犯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同行的还有一个名叫辛五郎的日本倭寇，这是明朝正史中能见到姓名的日本倭寇首领。

胡宗宪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自己就驻扎在塘栖，浙江巡抚阮鹗驻扎在桐乡，互为犄角。等徐海到来时，阮鹗派遣游击宗礼在崇德县的三里桥发起攻击，初战告捷。但是兵强马壮的徐海用一个反击，又击败了宗礼，将堂堂的浙江巡抚围困在桐乡。

胡宗宪手头没有足够的士兵，此时直接去营救阮鹗，无疑是飞蛾扑火；他也不打算像对待汪直那样，用伪善的和谈使徐海投降。此时的徐海和仍盘踞在日本的汪直不一样，他正处在军事进攻的有利态势，对明朝来说，现在提出和谈时机不利。

但是倭寇自身的几个弱点，徐海哪一个都有，这是海盗兼海商本性所决定的，胡宗宪必须利用好。他撤回杭州后，派遣手下将领夏正送给徐海一份官书，上面写着希望徐海归顺朝廷，以汪直为榜样。并且，还给徐海看了汪滶与他们往来的信件。其实在这些信里，汪直只是一般性地表示了愿意归降朝廷的意愿，并没有启动归降的程序，但对恫吓徐海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

徐海拿着这些信，心神不定。他也想接受招安，但又怕朝廷政策多变，秋后算账，前不久还把浙江的父母官包围在桐乡，官军被打得一败涂地，现在就投降，恐怕日后没有好果子吃。但如果拖着不接受招安，等到汪直等先归降朝廷，自己就更孤立，谈判的本钱就更少。

夏正看出徐海摇摆的心态，就哄骗他说：陈东已经和官军有密约了，现在主要看你的态度。夏正告退后，徐海一个人在大帐左思右想，还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夏正又溜到陈东的营帐，流露出官军正在和徐海谈判招安之事。这一招一箭双雕，本来松散的联盟，果然开始互相提防和猜忌。

徐海在这伙倭寇中势力最大，他的态度对其他首领有决定性的影响。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夏正将离间重点，或者说是所谓招安的重点，还是放在徐海这边。对徐海来说，最重要的是朝廷招安的诚意。于是他派手下和夏正回杭州，面见胡宗宪，一方面向朝廷谢罪，同时借口手下人多，希望能给一些钱，解燃眉之急。在徐海看来，如果朝廷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那肯定是诚意全无，他不但要继续围攻阮鹗，还要把战火烧到杭州。

胡宗宪是官场上的老手，颇懂商人们贪利的心态。之前他就通过给严嵩、赵文华送礼，得到了他们的垂青，当然清楚金钱所能发挥的作用。何况前不久官军吃了败仗，堂堂的浙江巡抚还被围困在桐乡，一旦被皇帝降旨怪罪，自己总督前方军务，必须承担剿匪不力的罪责。于是，徐海向他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一丝一毫都没有打折扣。徐海拿到钱后，果然如约从桐乡解围，并且释放了两百名俘虏。陈东看到徐海拿着钱领兵先撤，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抵御阮鹗和胡宗宪的内外夹攻，于是第二天也撤走了。胡宗宪用经济手段打赢了这场战役。

徐海从桐乡撤到吴淞口，心中还惦记着朝廷招安的承诺。他在率众来大陆之前，为了向手下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先将所有的船只烧毁，如果必须要退回日本，到时候再抢一些船也来得及。但现在要和谈了，要接受招安了，怎么搞船居然也成了一个问题。像他们这样以海为家的“倭寇”，如果没了船，真的是寸步难行。

胡宗宪派人告诉徐海：你现在拿了朝廷的封赏，已经是朝廷的人了，朝廷对你不薄，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现在到了你为朝廷立功的时候了。吴淞口方向有一小股“倭寇”，既和官军作对，又不服从你。现在你要能出击将他们消灭，不但是为朝廷立功，而且所有的战利品也全部归你，一举两得。

徐海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当场就同意了，一仗下来斩杀对方三十多人，还缴获了好几条船。正当徐海扬扬自得的时候，胡宗宪却派遣俞大猷悄悄将船焚毁，让徐海落了个空喜欢。

这个时候，徐海还摸不透胡宗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了再次表示诚心，他索性将弟弟徐洪送给胡宗宪作人质，并带上各种礼物，试图博得对方的好感。胡宗宪厚待徐洪，希望徐海再为官军卖一次命。他写信给徐海说：麻叶、陈东虽然听你的命令，但他们不是你的人，直到现在也不肯接受朝廷的招安，丝毫没有归降朝廷的诚意。我们招安的希望破灭了，你最好能把他俩捆来见官，我一定向朝廷请命，给你封个爵位。

事态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很难判断徐海的心智是否正常。难道他不知道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如果失去了麻叶和陈东，自己将孤立无援么？他就真的相信胡宗宪的花言巧语？还是胡宗宪有表演天分，彻底迷惑住了徐海？反正徐海对胡宗宪已经是言听计从，耍了个花招将麻叶抓了起来，送给了胡宗宪。

按照徐海的想法，胡宗宪一定会把麻叶打入监牢。但出乎意料的是，徐海的人刚走，胡宗宪立刻就给麻叶松绑，要麻叶写信给陈东，告诉他必须提防徐海，此人不可靠，自己是如何遭到徐海陷害，同时乞求陈东最好能宰了徐海，为自己报仇。按照麻叶的想法，胡宗宪应该把这封信送给陈东。结果又出乎麻叶的意料，胡宗宪将这封信送给了徐海。

胡宗宪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徐海，而不是送给陈东？看来主要是两点原因：一是陈东和胡宗宪素无来往，突然胡宗宪拿着麻叶的信，真假很难说得清楚。而且陈东的力量弱小，来硬的打不过徐海。二是胡宗宪始终对徐海伪装亲善，因此徐海比较听话，现在将麻叶的信再给徐海，更加证明自己对徐海真是够义气。其实，胡宗宪希望的是徐海见信后，再对陈东下手，这样就砍断了徐海的左右手，从而彻底孤立徐海。

徐海接到胡宗宪转来的信后暴跳如雷，认为麻叶和陈东早有串通，再加上徐海的两个宠妾翠翘和绿珠，早些日子都收到胡宗宪送来的金银首饰，因此也吹起了枕边风，站在胡宗宪一方给徐海出谋划策。

此时的陈东还蒙在鼓里，他根本没收到任何书信，也没有盘算着如何去捉拿徐海邀功请赏。徐海派来的日本武士辛五郎突然出现，陈东还当作是平日的盟友前往迎接，就这样，猝不及防的陈东被抓个正着。尾随辛五郎的明军一拥而上，见人就砍，见物就抢，不但杀死了陈东手下三百人，还焚烧了陈东在乍浦的据点。

朝廷对倭患海盗问题一直是对立的两种态度，要么主张安抚，要么主张围剿。例如阮鹗属于围剿派，胡宗宪属于安抚派。高高在上、脱离一线的京官们，如果在东南沿海分享不到贸易带来的好处，总会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表示出对倭患的愤怒。嘉靖皇帝一直主张围剿，现在受形势所迫，又一次派遣赵文华来江南监察军务。这次来赵文华又官升一级，身份是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他到浙江后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拼命捞钱受贿，二是督促胡宗宪制定围歼徐海的计划，以便回京的时候带上喜报。

徐海自以为给朝廷立下了大功，兴冲冲地带着手下人前来叩拜胡宗宪。但是他带来的兵太多，着实把赵文华和胡宗宪吓了一跳。赵文华是文官出身，养尊处优，平时狐假虎威，突然看到好几百士兵全副武装，吓得不敢出面接见徐海。胡宗宪是武将出身，还能强打精神出面相迎。

徐海见到胡宗宪后纳头便拜，口称有罪。胡宗宪见徐海背后的好几百号人都亮着武器，自己心里忐忑不安，敲着小鼓，只得好言安慰，表示这是朝廷的宽容与大度。象征性的表示收编后，胡宗宪为徐海的人马指定了安置地点，并将陈东的部下安置在徐海营寨的附近。胡宗宪强迫被俘的陈东给部下发出密令，透露出徐海要血洗他们的细节。陈东的部下对徐海早已经心怀怨恨，此刻更为处境担忧，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定趁夜幕降临采取行动。

在官军的支持下，一场解决徐海的战斗打响了。直到大祸临头，徐海那根松弛的神经才又重新绷紧，但是为时已晚，四周喊杀声一片，徐海落入重重包围之中，插翅难飞。

徐海为了支撑住局面，决定先派裨将辛五郎回日本求救，又赶紧派人坚固栅栏，不断施放雕翎箭阻挡官军进攻，如果能多坚守几天，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平时官军打仗总是出工不出力，但这次进攻因有陈东、麻叶部下参与，显然犀利了许多。他们用火攻摧毁了徐海的防御栅栏，等天亮的时候，徐海被发现已溺水身亡。连同被俘获的辛五郎，徐海所有人马被胡宗宪的离间计消灭得干干净净。

浙江的倭患轻而易举就被挫败，赵文华真是喜出望外。他刚到浙江督师就碰上好运气，于是连忙向皇帝上奏。很快，封赏传了下来，赵文华无功受禄，加升少保，胡宗宪加升为右都御史。

在胡宗宪消灭了徐海这支海上武装后，大概过了一年，汪直在养子汪滶的鼓动下也从日本来到大陆。他从不同渠道听说了徐海集团覆灭的消息，莫衷一是，一下子也掌握不了详情。在和朝廷官员交涉的策略上，汪直较徐海高明一些，但本质都是希望通过招安，能够顺利地在闽浙一带从事自营的海上贸易。因此，他对胡宗宪既有一种期待，又有一定的警惕。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汪直率领的庞大船队抵达舟山定海。这支船队一方面带来很多货物，准备做生意，同时带来三千多兵丁，以防不测。同船而来的还有一个叫妙善的日本商人。

突然出现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浙江的官民内心充满了疑惧，一时民情汹汹。这几年来他们备受侵扰，倭寇海盗在海上抢，官军和歹人在陆地上抢，老百姓的生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朝廷正好以民意为借口，派出一些军队驻扎在定海四周。

汪直素来警觉，看到周围聚集起来的官军，心里难免产生疑窦。果真像胡宗宪所说，官军只是因民情民意而以防万一么？还是另有企图？

汪直派遣汪滶去见胡宗宪，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我们奉朝廷的招安旨令前来，虽然带着兵，但并不准备打仗。如果朝廷派人前来迎接，我们设宴盛情款待。但是现在周围全是官军，而且禁止船只往来。这将如何解释呢？

胡宗宪反复解释朝廷对招安的诚意，甚至将皇帝的圣旨拿出来看，总算过了汪滶这一关。但汪直并不像徐海、汪滶那样轻信对方，多少年来，他见惯了朝廷官员的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因此对胡宗宪的表态仍不放心。血气方刚的汪滶写了血书，陈情是其祖母的意思，以证明胡宗宪对全家恩重如山，希望汪直能参拜认罪，得到赦免。汪直对这些伎俩不为所动，说：“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末，阖门死矣。”

最后汪直还是同意去见胡宗宪，表示接受朝廷的招安，向朝廷投降。汪直要为自己留一手，要求朝廷派一位达官贵人做人质，胡宗宪派出在徐海面前耍花招的夏正，并兼做谈判代表。

夏正虽然是一介武夫，但在谈判的时候确能察言观色，应对自如。他对汪直说：你又要保全家属，又要求官，又要开市，但是现在连向朝廷归降都不肯，到底还需要哪些条件能满足你呢？你带了好几千兵丁，说是来归降，现在却毫无动静，让朝廷怎么相信你？再说，你在外有几千兵丁做后盾，这样去见总督，谁敢扣留你，他难道不怕武装冲突引火烧身吗？

这一连串合理的假设推论动摇了汪直的心理防线。最后，汪直要求汪滶回港，以备不虞，在安顿好自己的大本营后，他带着自己的两个主要盟友叶碧川、王清溪入谒胡宗宪，表示彻底归降。

胡宗宪对倭患的态度是主张安抚，能不用兵就不用兵，希望朝廷允许边民从事海上贸易，这样才能官与民、中与外平安相处。他知道汪直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海盗，只不过是在海禁政策面前，连走私生意都做不成的武装商团首领而已。因此，他觉得汪直和徐海不同，可以一用，通过招降汪直，或者说以汪直做榜样，再招降更多的大小走私商贩，通过“抚”的手段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汪直的归降，胡宗宪最初待之以嘉宾，让出高级馆舍给汪直居住，食有鱼出有车；还送出大量的蔬米酒肉，供应汪直的部下，日费数百金。同时向京师呈报汪直的愿望，请求赦免汪直，给予招安。

天有不测风云。此时胡宗宪在北京的支持者赵文华，在政治上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赵文华受到恩宠，日益骄横，这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恼怒，产生了要把他赶走的念头。面对皇帝的不满，严嵩替赵文华辩解，说他工作不得力是因病所致，赵文华也装模作样地上书提出请假静养。皇帝顺水推舟，认可了红光满面的赵文华身患重病，但一定要回原籍休养，不许留在北京，就这样把赵文华轰出了京城。

对胡宗宪来说，赵文华被赶出北京是一个不好的政治信号，自己不但在仕途上有可能被亮出红灯，即便对眼前的汪直问题，也面临着一个如何解决如何答复的悬疑。

如果赵文华还是北京城里炙手可热的红人，胡宗宪完全可以利用严嵩、赵文华的鸽派态度，最大限度上在嘉靖皇帝面前缓和汪直问题。但是嘉靖皇帝却是坚定的鹰派，把汪直视作匪妖，他下达的圣谕是汪直为元凶，“不可赦”。胡宗宪试图赦免汪直的努力泡了汤。

之前，胡宗宪让汪直去杭州拜见浙江巡按王本固。王本固是浙江清除倭患方面次一级的朝廷大员，在剿灭倭患的坚定性上与胡宗宪判若两人，而且对他的上司毫不买账。汪直一到就被抓进了大狱。

面对突然来临的变故，胡宗宪心里一惊，第一个反应就是设法营救。但当时的社会舆论，清议派占了上风，一边倒地支持王本固，纷纷传言胡宗宪之所以积极营救，又竭力替汪直说好话，是因为胡宗宪接受了汪直的贿赂。在最后关头，他决定舍车保帅，抛弃汪直保存自己，还派人追回要求赦免汪直的上疏，划清了两人的界限。这样，汪直又变成了第二个徐海。

胡宗宪是唯一能替汪直说话的朝廷大员，他此时的沉默意味着汪直只有死路一条。汪直回大陆不到三个月就被投入监牢，转眼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他接受浙江按察司的审讯，并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在杭州被处决。

有人认为诱杀了汪直是抗倭战争中的一大胜利，其实不然。据守定海的汪直部下眼看着拯救首领无望，于是肢解了人质夏正，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官军四面包围多次进攻，结果都徒劳而返。史书记载，汪直虽然被杀，但他手下的三千人马都是拼死之士，现在招安不成又被围攻，于是将所有恚恨都发泄出来，浙江沿海的形势大乱。

可见汪直被杀，不但没有减轻倭患已经缓和的苗头，反而因为朝廷失信在先，海盗集团再也不可能与之谈判招安，双方只剩下刀对刀、枪对枪地死拼。

胡宗宪因为诱捕汪直有功，被追加太子太保，政治地位再高升一步。就平定嘉靖倭患的措施来说，胡宗宪打算赦免汪直的初衷未必不可取，只不过在当时的官场斗争中，这样预想的目标最终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