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援朝：停战与议和

《明史·李如松传》说，一开始，官军告捷平壤，锋头正锐，闭口不提日本向中国封贡之事。等到碧蹄馆兵败，李如松泄了气，他和宋应昌都急欲休整，而日军也弹尽粮绝，加之平壤之败，产生还乡之意，于是双方开始停战议和。的确明军赴朝作战，虽然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平壤，以后又陆续收复了一些被日军占领的城镇，但是冬季在朝鲜作战，环境太恶劣，加之日军作战顽强、帮朝鲜作战意义不明确等原因，终于导致了许多将士产生归乡的思绪，不愿再继续打下去。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包括经略宋应昌在内，都倾向于对日议和。

实际上，早在平壤之战前，兵部尚书石星就派遣浙江嘉兴人沈惟敬前往日营，目的是与小西行长议和罢兵。史书上说沈惟敬是个市井无赖，这个说法不确切，其实他更像个精明过头的商人。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商人遇见兵不厌诈的军人，同样也要吃亏上当。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诡称，只要明朝按兵不动，日军将马上撤兵，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归朝鲜，双方还装模作样地达成十五天的休战协议。沈惟敬的报告送到北京后，朝廷大臣商量的结果是日本人不可信，对倭作战应速战速决。李如松在听到沈惟敬的报告后一脸怒容，斥责沈惟敬罪该万死，幸亏参军李应试从旁劝说，正好将计就计，用奇兵偷袭，在这以后才出现了平壤大捷。

碧蹄馆之役受挫后，按照兵部尚书石星的意图，宋应昌、李如松与日军和谈。他们根据沈惟敬的建议，向日军提出三个条件：归还朝鲜故土、返还被俘的朝鲜王子和大臣、丰臣秀吉上表谢罪。在放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争议；归还朝鲜领土也较为容易，日军同意先从汉城撤往釜山；但就丰臣秀吉上表谢罪，却有明显的分歧，最后达成的协议较为折中，即明朝派和谈使节前往日本，直接和丰臣秀吉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

万历二十年四月，日军放弃王京汉城南撤，退保釜山港，汉江以南千余里重新归朝鲜王国控制。《明史·李如松传》上说：倭寇弃王京逃遁，李如松与宋应昌入汉城，曾派遣士兵渡江尾随于倭寇之后，将击其惰归。但由于日军有所准备，步步为营，轮番休整和行军，明军找不出破绽，因此没敢进攻。

其实，日军是有组织撤退，并且有协议在先，对李如松来说，并非是敢不敢的问题。根据协议，明朝派遣和谈使节参将谢用梓和游击徐一贯抵达日本名户屋，谒见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对达成议和提出七项条件：一、纳明公主为日本后妃；二、中日恢复久已断绝的堪合贸易，希望官船商船同时往来；三、两国永结同好，互换誓词；四、朝鲜一分为二，北四道和王京归朝鲜，南四道归日本；五、朝鲜以王子和大臣各一人为人质，前往日本；六、遣返去年被俘的朝鲜两王子；七、朝鲜向日本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现在需要看一下万历皇帝对日议和的态度。他表示可以传谕宋应昌，劝日本归还朝鲜半岛，日本只要能上表称臣，永为属国，就可以既往不咎。至于日本提出的这几项条件，都通通予以了否定。万历二十二年（1594）岁末，万历皇帝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下令从朝鲜撤军。他当时这样爽快，一是明军官兵思乡情重，盼望回国；二是日本的和谈使者小西飞来到了北京，和兵部尚书石星会谈，万历皇帝认为和谈的指挥棒在自己的手中。

石星是铁杆的主和派，他极力优待小西飞，让他回国后，将石星提出的从朝鲜撤军、册封而不朝贡、发誓不再进犯朝鲜三个条件传达给丰臣氏，小西飞都表示接受。小西飞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人才，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将丰臣秀吉的外交要求置之脑后。小西飞对比了一下双方的条件，只是觉得明朝的官员并不了解日本，但为了贪图眼前的享乐，于是就胡乱答应下来。但他这样满口应承，万历皇帝却深信不疑，感到很是满意，最后一厢情愿地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万历二十三年（1595），万历皇帝向日本颁发诏书，任令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同那个夸夸其谈、精于算计的日本通沈惟敬一起，渡海前往日本，完成万历皇帝交给的任务。

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李宗城等人到达釜山，看到日方在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即将要再度侵犯朝鲜。他知道这次赴日将凶多吉少，不是被砍头，也要被长期监禁，吓得连夜弃玺书逃走。副使杨方亨找不到自己的上司，就向朝廷报告说正使失踪。因为杨方亨没有确切报告说日本即将动武，这就又造成了万历皇帝的误判。他只是龙颜大怒，下令四处搜捕李宗城，改任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其余条件不变，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一定要到达日本。

这年九月，丰臣秀吉在大阪城接受明朝使臣带来的册封诰命书、日本王印信及明朝的冠服。当宣读诰命至“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等典型的中国朝贡辞令后，丰臣秀吉果然大为震怒。用丰臣秀吉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吾为王，天朝奈吾何！”不过他震怒的样子只是给日本人看。对明朝使者，他要继续耍花招。第二天，丰臣秀吉穿上明朝的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前来的使节。这无非是释放一个障眼的烟雾，为战端再起争取一个有利的开局。

所谓谈判，无非是亮出可以接受的条件，还有能给对方的承诺，按照力量的博弈最后达成协定。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要求相距甚远，根本无法达成一致。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战后的中日关系。日本方面不但要求册封，还希望明朝的公主嫁给日本天皇，更希望达成日方所需要的朝贡贸易。

但是对日本的“封贡”要求，明廷一直议而不决，反对的声音异常强烈。像来自沿海前哨的福建、浙江等地，长期遭受倭寇侵扰，巡抚许孚远最反对与日本往来。他认为丰臣秀吉是“猖狂岛中，滨海岌岌”，建造战船以数千计，征兵诸州以数万计，无非是窥视中国，以求一逞。他说所谓对日封贡，无非是有人认为，如果此次封贡不成，倭寇必然大举入侵。其实这是不知道丰臣秀吉的狂妄野心，他侵华意图久已有之，封贡亦来，不封贡亦来，不过是早来和晚来的关系。因此坚决认为不能对日妥协，只有认真备战方是上策。

也有一些人希望对日议和，早日停止战争，如蓟辽总督顾养谦。他正要代替宋应昌赴朝鲜处理撤兵事宜，为了早日打发日本撤出朝鲜，因此极力主张对日采取缓和态度。他提出的封贡方案是贡道定在宁波，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选择能臣为使节，宣谕日军早日归国。至于朝鲜国王李昖，为了早日收复失地，保土安民，也力促万历皇帝允许对日封贡。

从这些情况来看，所谓各方的封贡之争，只不过是借战争事端，最大化满足各自的眼前利益。日本有日本的要求，朝鲜有朝鲜的打算，国内各级官僚也是一群本位主义者。万历皇帝在封贡问题上举棋不定，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他能力平庸，完全要听从大臣的意见。兵部斟酌利害得失，建议万历皇帝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封贡要求，结果是老调重弹，和之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完全不能达到日方的希望。于是才有了丰臣秀吉的震怒，发誓再和明朝决一雌雄。

当然，中日和谈达不成协议，也和朝鲜有一定的关系。在明朝的方案里，万历皇帝表现得还算有些气节，他始终没有拿朝鲜的利益作为与日本和谈的筹码，坚持要求日本退出朝鲜。丰臣秀吉当初的狂想就是要假道入明，当然不肯从朝鲜撤兵。形势的发展总是要超出双方最初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