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之战：从辽阳到广宁：明朝一败再败

萨尔浒战败的消息传入京师后，朝廷对四路溃师的惨剧震骇而哗然，有识之士纷纷上疏，要求商讨战守方略。当时的首辅方从哲被认为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万历皇帝更是以荒政出名。忧心忡忡的御史们有的指责是方从哲和赵兴邦误了国家大事，有的要求严惩前方作战无能的杨镐等人。几天后，万历传旨内阁，作出如下人事变动：逮捕为作战失败负有要责的杨镐，关入锦衣卫大狱，待诏论死；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出来收拾残局。

杨镐对战争失利当然要承担重大责任。但内阁和兵部屡次催促，使前方明军在军备未整、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进兵，同样也犯有重大错误。不过万历皇帝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不仅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误，还提升兵部给事中赵兴邦为太常少卿，首辅方从哲对战败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明史·方从哲传》是这样评价他们：“（万历）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从哲独秉国成，卒无所匡救。……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熊廷弼

数月来，辽东的局势持续恶化，无兵可守的开原、铁岭、静安堡等地相继被八旗兵蹂躏，军民惊溃四散奔逃。北京城的高官们一筹莫展，干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所作为。熊廷弼入京陛见后要远赴辽东，国子监司业张鼐请求调京大营三千精兵，跟随他一同前往以壮其行，结果无人愿去。八月，熊廷弼带着手下几百号人，像个孤家寡人来到了辽东战场。

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曾巡按辽东。当时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很大，但表面上还忠顺明朝。辽东的边将仍看不出潜在的危险，经常跑出来挑衅，与女真各部产生摩擦。胸有远略的熊廷弼提出，防边以守为上，应着力修缮城垣堡垒。他任辽东巡按的那几年，杜馈遗，核军实，弹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短短几年，当熊廷弼旧地重游的时候，这片广袤土地的主人已经更换，树起了后金的纛旗。

熊廷弼离京前，开原沦陷。他一贯重视开原在辽东的肱股作用，为此上疏皇帝，提出了自己的战略主张：辽东是京师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而开原是河东的根本，欲保辽东必保开原。开原还在明朝手中的时候，努尔哈赤对外担心朝鲜王国和叶赫部、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诸部与明朝的协力。开原沦陷后，明朝在辽东的控制权被完全切割，这几个同盟军会更加惧怕后金而袖手旁观。

现在努尔哈赤正想控制东西势力，在辽沈大地上下交攻，明朝在辽东的防御压力陡增。为此，熊廷弼请求朝廷速派将士，准备粮草，修整器械，而且不要拖欠辽东前线的军饷，不要让旁人掣肘辽东的军事部署，不要把事情扔给他一个人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上疏十分重视，除全部允诺外，也赐给他一柄尚方宝剑，表示对熊廷弼的完全信赖，增加他在前方的威望。

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熊廷弼凭借自己的才干，经略辽东整整一年，取得了显著成效。熊廷弼整顿辽东残局，从稳定军心民心入手，先斩杀了辽东的逃将贪将刘遇节、陈伦等人，并弹劾掉无能的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取而代之。同时监督军士造战车修火器，挖壕沟修城垣，为他的长期防御战略做必要的准备。

在军事部署方面，他调集各路部队，分兵在清河、抚顺、柴河等要口，首尾接应，遇到小股敌军骚扰就分头堵截，遇到大批敌军入侵就相互支援。同时他还挑选精壮的战士不停地邀击敌人，使努尔哈赤的前沿防御叫苦不迭。由于他法令严明，几个月之后，辽阳的守备得到很大巩固，边民开始返回，商人不绝于途。

在晚明时期，像熊廷弼这样的大臣属于能文能武的典范。总的来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经在乡试中名列第一，当过御史，后来还在南直隶任过督学。在武将中，他属于具有独到战略眼光的干才，谈战守策略时，不好高骛远，能从实际出发，不像他的那几个内阁同僚，尸位素餐高高在上，根本不了解战争严肃性，轻言出兵，拿战争当儿戏。

熊廷弼始终认为，现在谈恢复疆域进剿后金，是草率冒失之举，必须以固营为稳，以守为战；只有在阻挡住了后金的进攻势头后，才有希望谈恢复。正像明史学家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所分析的：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熊廷弼不同意恢复、进剿两种方案，而主张固守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对熊廷弼来说真是幸运，因为万历皇帝也很欣赏这个方案，称之为审时度势的万全之策。

但当时朝廷的舆论反对声一片，并没有给熊廷弼留下足够发挥才干的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这个人脾气不好，不懂官场规则。他在南京当督学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杖毙儒生的事件，引起巡按御史的愤慨，后来在朝廷与人共事，又得罪了许多同僚。因此有人处处跟他唱反调，气得他一度要辞官不干。晚明的官场党争不断，相互攻讦，像熊廷弼这样的地方大员，由于位置的特殊和重要，只有得到皇帝的信赖和支持，才能侥幸安于官位，而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很快就会被弹劾掉。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去世，熊廷弼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言官弹劾而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袁应泰对军事一窍不通，辽东局势又陷入危机之中。

天启元年（1621），御史周宗建曾说：辽东局势的败坏，不是坏在无兵，不是坏在无饷，也不是坏在没有合适的经略将帅，而是坏在朝中大臣的无知。如果这话还有一些道理，那么用袁应泰取代熊廷弼，就是一次极不合适的人事变动，体现了朝中大臣对边患的麻木无知。这次辽东经略走马换将，正值明朝万历皇帝、泰昌皇帝相继去世，年幼的天启皇帝刚刚即位。权贵们为“红丸案”、“移宫案”吵得不可开交，朝政混乱之极。努尔哈赤打算利用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出兵向辽沈一带发展。原来有熊廷弼在，很难寻觅到破敌的良机，现在正好碰上了明朝自毁长城，用庸才替换良将。

平心而论，袁应泰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也不是酒囊饭袋之徒。如果在和平年代，他或许是一个出色的从事民政与水利治理的官员；就算是从军，充其量也只能在提供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一些类似萧何的作用。但战争的阴云竟把他压迫到了最危险的辽东前线，充当起了最高指挥官的角色。

在履新的时候，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一定的危险，袁应泰斩白马，发誓将身家性命托付在辽东。他说：我愿与辽东的战局相始终，更希望文武诸臣不怀二心，对我协助一臂之力。如果有人借故托词逃跑坏事的，罪无赦！当时的人评价袁应泰用兵非其所长，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战略方面，他缺乏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很随意地放弃了熊廷弼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第二，在治军方面，他失之于“宽”，军无法度号令不严；第三，在战术方面，他被努尔哈赤耍得团团转，被牵着鼻子走。正是因为没有完整的全盘规划，所以经常贸然出击，以攻对攻，最后上了后金的圈套。

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数万八旗兵，发动了辽沈之战，目标是拿下辽河以东的沈阳、辽阳，将明朝的力量全部赶到辽河以西。驻守沈阳的总兵官贺世贤弃城而出，与八旗军进行野战，这正中努尔哈赤的下怀。八旗兵在城外一举击溃明军的出城部队后，又猛攻沈阳，依靠城中潜伏人员的策应，最终夺得沈阳城。除了总兵贺世贤阵亡外，驰援而来的川、浙总兵童仲揆、陈策等人也相继战败身死。

紧接着下一个目标是辽阳。在明朝统治期间，辽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熊廷弼和袁应泰经略辽东时均驻跸辽阳。第一天，面对八旗军的进犯，袁应泰以攻对攻，督促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率五万人在城外决战，很快就被杀得大败。第二天，袁应泰再派遣三万骑兵步兵在城东门摆下战场，结果又被擅长野战的八旗兵冲击得土崩瓦解。第三天，面对八旗兵的冲击，一筹莫展的袁应泰只能坚守城池，作最后一搏。努尔哈赤惯于利用间谍战术，很早就派遣了大量人员潜伏在城中，他们四处放火，明军里里外外乱作一团。袁应泰见势不可支，于是自缢而死，辽沈决战以八旗军的大胜而告结束。

经略自缢、丧师十万、辽沈丢失，战略性的一败再败像狂风暴雨冲击着朝廷。天启皇帝急忙下御旨，召集大臣共商对策。和往日慷慨激昂不同的是，众多大臣对这次廷议保持了沉默，只有零星几个人还义愤填膺自持高见外，绝大多数已经拿不出良策。解决迫在眉睫的边患危机，看来只好再次请回熊廷弼。四月，徒有虚名的辽东巡抚薛国用以病重被罢免，换上了王化贞。五月，天启皇帝一再催促熊廷弼赶赴辽东。熊廷弼起初并不愿意，皇帝言之切切，就差下罪己诏了。

取得辽沈大捷后，后金开始在辽阳、鞍山一带大兴土木，准备长期据守。由于女真族的进入，这里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同时努尔哈赤还要兼顾与朝鲜、喀尔喀蒙古诸部的矛盾。有几个月的时间，后金与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王化贞先于熊廷弼到达辽西，驻扎在广宁城。他召集逃散的民众，勉励军士，联络蒙古各部和朝鲜，同时调动各方力量共守辽西。人心安定后，破败不堪的混乱局势得到恢复，一时间王化贞也成为赫赫有名的堪当大任之材。但是王化贞的战略是进攻，是要一鼓作气荡平辽东，这和熊廷弼的想法格格不入。等到六月份熊廷弼到任后，经抚的矛盾开始凸显，最后发展到义气之争，导致了广宁之战的溃败。熊廷弼也因为倔强的性格和朝廷内部严重的派系之争，成为王化贞错误战略的殉葬品。

熊廷弼也有一个军事计划，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的“三方布置”。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沿三岔河两岸部署大量的步兵和骑兵，造成有利的积极防御态势，来迎击后金的进犯。

第二，在天津、登州和莱州各置水师，进行策应和牵制，并乘虚进入辽南沿海地区，从侧背对后金进行打击，迫使敌人在进攻时有所顾虑，不敢贸然进攻，或者分兵防御，从而起到收复辽阳的间接作用。

第三，在山海关设经略，屯重兵，全权负责节制三方，起到战略中枢的作用。后来，他又提出利用后金与朝鲜的矛盾，以及朝鲜对华的亲善立场，联络朝鲜，张其胜势，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对后金以防为主，防中带攻，兼顾牵制和威慑的战略合围。

王化贞制定的规划是战略进攻，属于“一举荡平”。他的依据是：第一，七月以来，征调援辽的人马已陆续出关，现在王化贞手上有新旧官军十三万；第二，前抚顺守将李永芳已经暗中归顺，允为内应；第三，西部察哈尔林丹汗允诺，派四十万大军协助破辽。因此部署如下：以重兵集结广宁，沿三岔河设立大营，分兵把守各要口；依靠东江毛文龙作策应，以李永芳为内应，然后倾力进攻，内外开花，彻底消灭后金主力。

平心而论，不能说熊廷弼久经沙场，最后死得冤枉，就算他的战略完全正确，但也和王化贞的战略规划一样，都有空想的成分。例如，熊廷弼如何能利用驻扎在山东的水师去援助辽南，而且一定能牵制后金的兵力？当然，他们都重视广宁的军事价值，不过在如何利用广宁的问题上，却有截然不同的攻守差别。熊廷弼根据后金军长于骑射短于攻坚的特点，主张利用广宁进行坚守，因此重在修缮城垣和堡垒，与后金军打防御战。而王化贞利用广宁是主张进攻，把广宁当作进攻努尔哈赤的大本营。他看不到辽沈失陷后的艰难局势，屡次上疏请战，放言用兵六万就能一举荡平后金。

至于其他方面，王化贞的想法就更加简单。例如，他居然轻信早已投降的李永芳会在努尔哈赤战无不胜的背景下归顺明朝的谎言。他可能还不知道，李永芳早已经成了努尔哈赤的上门女婿，怎肯再为明朝的一顶乌纱帽而卖力？最后，他利用李永芳不成，反而被李永芳策反了总兵孙得功。还有，察哈尔林丹汗虽然也和后金有矛盾，但他哪里有四十万大军，让王化贞随心所欲！退一万步说即便有部队，在局势尚未明朗的时候，又有谁肯舍得花自己的本钱给别人挥霍。而当时，连朝鲜国王也一度存在畏惧后金的心态。

经抚之争一开始是战略规划的差异，但熊廷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而王化贞则是刚愎自用，“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一个好谩骂，一个好谩语，因此逐渐转成了人事之争和义气之争。他们互相弹劾，举凡一方赞成，另一方必反对，发展到“事事龌龊”的地步。

对前方最高指挥官之间的矛盾，朝廷当然很清楚，而且也想办法给予调解，不过大多数人无论为公还是为私，多偏向于王化贞而诋毁熊廷弼。为私，熊廷弼之谩骂，更像武人缺乏修养盛气凌人，因口无遮拦而得罪人不少，所以《明史·熊廷弼传》说他“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而王化贞之谩语更像说大话吹牛，并不涉及人事纠葛，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从私交情感上来看，主张专用王化贞而撤换熊廷弼。为公，王化贞主攻的战略更能满足朝中大员们的愿望。他们屡战屡败，急需要胜利来改变长期受辱压抑的心态。因此，出兵速胜雪耻，成为明朝君臣的急盼。

这样，王化贞在前线偶有的一两次所谓胜利，都被极端夸大，朝廷上下更加对他抱有厚望。而熊廷弼主守的战略，势必造成战争过程的持久漫长，所花钱粮浩繁，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熊廷弼提出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对此首辅叶向高的评价是：你要求征调三十万兵士，肯定不能实现，现在海内已经骚然浮动。如果继续征调不止，那么祸变恐怕不仅仅局限在四川等内地了。如果是这样确保了广宁，复得辽阳，但天下大事也就彻底完了。

在经抚争执不止的时候，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以五万对明朝的十三万，发动了夺取广宁的战役。明朝方面，西平堡守将黑云鹤轻敌出击，一战而亡。三路增援的明军中，总兵孙得功已经被收买准备投降。固守西平堡的罗一贯等不到援军，在勇猛杀敌后因弓矢已尽，便自刎身亡，西平堡陷落。惊慌失措的王化贞弃广宁而逃，途中遇到前来接应的熊廷弼。看到王化贞的败状，熊廷弼也不想接过这个烂摊子，遂率领溃散的大批兵民向山海关撤退，人数之多，使山海关的城门四昼夜无法关闭。

就在这样一个人人退却、上下自危的时刻，在兵部中有个人微言轻的六品职方主事毛遂自荐，他表示，只要“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矣”。说这番豪言壮语的就是袁崇焕，由此开始了明朝新一轮的防御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