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宋金联合



中国故地，久陷戎虏，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时，恐有后悔。

——1119年王黼主张与金联合时提出的观点

出于自信，徽宗做出了自己从未做过的一项最坏的决定——与金国联兵，共同抵御紧邻宋朝北部的辽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北方边境地区一直靠宋向辽输送岁贡来维持和平，很多宋人都以此为耻，但辽认为这是他们的战利品。与金国联兵意味着撕毁这些协议。宋的目标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两省的北部，其中“燕”是指燕京（今北京）附近的地区，“云”指大同附近的地区。这里生活着很多汉人，在唐朝时曾经是中原领土，但在938年（宋建立之前）割让给了辽。从宋建国开始，主战派的口号就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

宋刚一建立，北部边境的安危就关系重大。由于战争的巨额花费、战败带来的耻辱，以及包括皇帝、宰臣、军事谋臣和武将在内的几方各不相同的利益、看法和野心，对如何应对战略威胁、军事挑衅和机会等问题，朝廷中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为了维持六十万到一百万兵力的军队，宋朝政府耗费了一半以上的财政资源。训练最充分、装备最精良的禁军被安排在京城附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前线军队由被任命为帅臣的文官或皇帝信任的宦官监军进行监管。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转运使负责军队的给养，不受军队统帅的指挥。军事情报基本上由宦官控制的皇城司负责，由他们来维持京城、各州和军队的秩序。

徽宗可以从几个信息来源获知军队和边境事务的情况。枢密院中职务最高的两名官员通常是没有战斗经验的文官，属于宰辅之列，因此要定期觐见徽宗。徽宗每年还会至少两次接见邻国派来的使节。另外，徽宗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回朝时，他显然能从他们那里获知更多消息。徽宗在京城以外的出游仅限于一些正式的礼仪场合，而且从来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因此，使节们穿越边境、数月行程中所见所闻的报告一定会让徽宗读起来饶有兴致。

北方的势力均衡

宋朝想从辽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并非只是因为自尊心。如果宋没有占据这些长城沿线的战略要塞和一些防御堡垒，守卫中国北方平原的任务就会艰巨得多。宋兵沿着新边境线挖战壕和种树，试图以这种方式阻止骑兵进入大宋领土，但都无法消除辽国所占据的地理优势。同时，由于这里是最好的养马区域之一，失去该地区加剧了宋朝马匹的短缺。再加上西北地区也被西夏占领，宋朝为骑兵提供的马匹严重不足。北宋饲养的马匹数量只有唐朝时的一小部分，尽管政府从青唐地区的吐蕃商人那里购买了大量马匹，但在1061年，宋朝的六万骑兵仅有五分之一能够满足马匹供应。如果宋找不到一条更好的途径获取马匹，就永远不可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辽的统治者是契丹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起源于兴安岭山脉东侧。他们经常接触唐朝及一些定居社会，包括位于渤海地区以及更远的高丽国。唐朝灭亡后，早期的辽国皇帝趁着华北局势混乱，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一些基本由汉人居住的地区。947年，契丹统治者率领军队一直攻打到开封，占领了皇宫，并宣布建立辽国。三个月后，由于天气逐渐转热，契丹皇帝率军离开了京城，但同时也带走了尽可能多的财富（包括人员和物资）。契丹人从京城带走数千位工匠和数百名官员及其家眷，以及从皇家图书馆和内藏库劫掠的财物，运输这些物品的车队绵延数里。即使在辽军撤离后，他们仍然控制着这个地区，并将拥兵自重的汉人将领视为傀儡。

宋朝的开国者一直都想将契丹人赶出中国的北方。979年，宋太宗攻打辽的南都燕京，但被辽国骑兵打败。宋军眼看就要战败，太宗匆匆逃离战场，甚至没来得及通知手下的大将。通过这次战役，契丹人缴获了宋军大量的武器和装备。986年，宋太宗第二次北伐。他派遣三路大军同时从不同地点向辽军发起进攻，但这三支军队全部被辽军打败，宋朝别无选择，只能重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1004年，辽军大举进攻中原，他们绕过防御严密的城市，迅速向开封进军。在宰相的请求下，宋朝的第三位皇帝真宗亲自督战禁军抗击契丹人的进攻。双方在位于开封东北部150公里的澶渊交战。真宗先是作势反击，然后很快就开始与辽军谈判，希望停止军事对抗。契丹人提出的条件是割地或将一位公主嫁到辽国和亲，宋人不愿意答应这些要求，提议向契丹输送银两。宋朝提议的岁币总额是银十万两和绢二十万匹，这对契丹人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尤其是当他们了解到这只是每一年收到的数量。在盟约的最终版本中，双方还同意，两国均不得沿共同边界修筑防御工事，而且两位君主要互称皇帝，并根据年龄和辈份以亲属相称（如皇兄、皇叔等）。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宋、辽之间尽管也发生过冲突，但通过澶渊之盟建立的基本框架为双方关系确定了基调。

但宋朝的西北边境却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安定下来。党项族（他们的语言与吐蕃有所关联）活跃在陕西西北和甘肃大部分地区，那里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往来的交汇点（见图2.1）。1038年，党项首领称帝，公然与宋朝对峙。至于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宋仁宗的大臣观点不一，这些差异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是强硬派，还要看他们如何推测西夏和辽国宫廷中发生的事件。通过三方谈判，最终宋朝不仅增加了对辽国的岁贡，同时还开始向西夏输送岁贡。给西夏的岁贡包括十三万匹绢、五万两银子和两万斤茶叶。但是，宋称呼西夏的统治者时不用皇帝的称号，只称西夏首领。自此以后，北方处于一种三足鼎立、相对稳定的时期。

在大宋朝廷，作为对主战派政策的反驳，主和派提出了战争费用的问题。尽管主战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认为这些盟约很屈辱，对国家荣誉而言是一种耻辱，但主和的妥协派能理由充分地指出，这样做的成本远远小于战争成本。在宋朝前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军队规模迅速扩张，从宋太祖末期的37万人增加到宋太宗末期的65万人，而到了真宗统治后期，更是飙升到近百万人，军队花费占国家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三。仅河北一省，每年花费在军事防御上的开支就达到了对辽岁贡的大约四十倍。相比之下，即使算上交换使节的费用，与辽国维持和平的总开支也不过国家年度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如果以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输送给辽和西夏的岁贡显然没有对整体的宋朝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后来在1042年，宋给辽的岁贡增加到了银二十万两和绢三十万匹，也并没有使辽的黄金储量相应增加，因为宋对辽的出口额远远超过了进口额，这就意味着向辽输送的银两，通过辽支付出口商品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宋。当代有些人甚至认为，宋朝取得的很多成就都应当归功于用金钱换取和平的务实决策。然而在当时，人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宋给辽和西夏的岁贡有利于辽与西夏，损害了宋朝的利益。

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下决心解决财政与军费问题，这些问题曾让前几任皇帝无法驱逐契丹人和党项人。他拒绝了司马光的论点，即汉人从本质和生活习惯上都无法与天生好战的蛮夷抗衡，不过他赞同王安石提出的谨慎观点，认为在开始军事行动前必须先充实国家的物资储备。宋神宗和王安石在配备良马的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从1074年起，茶马司每年用四川附近生产的茶叶从吐蕃地区换取一万匹马。到了1081年，神宗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他调集十多年来筹备的资源，发起了11世纪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企图击败西夏并夺回西部的领土。尽管他征用了近四十万挑夫为大约三十万人的作战部队提供给养，但是，宋军最后还是因给养问题失利了，仅收回了少许领土，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次失败后，就对战争失去了兴趣。

在高太后摄政时，主和派在朝廷居主导地位，因此，宋朝未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相反，为了交换战争期间被西夏俘获的一百名汉人，宋朝还把从西夏手中夺取的六座城池还回四座。但这并没有使西夏首领满足，他们趁着宋朝主和派在朝廷占据上风，蚕食宋朝领土，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新划分边界。高太后驾崩后，宋哲宗开始着手继承先父遗志，他受到返回朝廷的改革派左右，将保守派视为懦弱的妥协者。从1097年到1099年，宋军在西北地区加强防御，发起了多次战役，并利诱吐蕃人首领成为宋朝的附庸。1098年十月，西夏对这些挑衅行为做出回应，调集十万军队去夺回丢失的一座城池。宋军在这次战役中大败西夏军队，并俘获了他们的统帅。1099年九月，西夏派一名使者前往开封求和。

在徽宗统治的前二十年，军队事务一直备受关注，他常常忧虑饲养马匹是否充足、军队实力能否维持的问题，但宋朝从未受到过真正的威胁。徽宗似乎大致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尽管没有像父皇那样收复失地的雄心，但在成本和危险看似可以控制的前提下，他也不拒绝那些可以立刻加强宋朝在边境地区势力的建议。在西南地区，当地松散依附的外族——称为“羁縻”之地——也改置州县，宋朝的权力因此有所扩张。当地的知州、知府经常要动用军队进行剿匪或平息暴乱，但他们通常不用中央政府派军援助就可以应付。

蔡京在1102年七月被任命为宰相后，他的弟弟蔡卞也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此时青唐战役被重新提上了议程。童贯在一支由各族将士组成的军队中亲自担任监军，并取得节节胜利，到1103年七月，宋军已收复了两个州。据史料记载，每收复一个州，蔡京都要向徽宗奏报，在地图上为徽宗指出具体的位置，并解释其重要意义，如“此处可趋西界”或“此处可通青海”，等等。到了1104年底，宋朝已经能够完全收回有着七十多万人口的青唐地区。当西夏回击、攻打宋朝的堡垒和城墙时，宋军开始进攻西夏领土。在银州城被攻破后，西夏请求和谈。和谈的结果是西夏承认宋朝在青唐地区的主权，但宋也将银州城归还给了西夏。

尽管宋朝与西夏达成了和平协议，但青唐地区的吐蕃人仍被夹在中间。1108年，徽宗发起了第二次青唐战役，由童贯担任统帅。童贯再次利用一些没有与大宋为敌的吐蕃人，通过他们，劝说和胁迫其他吐蕃人浪子回头，从而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打了胜仗的刘仲武将军被召入宫中觐见徽宗。徽宗先是称赞了他的赫赫战功，然后问他有几个儿子，刘仲武回答说有九个，于是徽宗对他这九个儿子都赐予军职。

徽宗曾向多数官员咨询过这些战役的策略。有一次上朝时，徽宗问负责军队供给的钱即，是否应当向西夏领土的内地继续推进。钱即提醒说不要低估西夏，因为党项族是天生的士兵，而且不需要和宋兵一样多的食物。当徽宗问到一个具体的进攻地点时，钱即说那个地方是一片盐碱滩，对所有人都没用。其他人的估计则比较乐观，认为有可能从西夏手里再攻下几个州。1106年，冯澥上书说，这些军事行动会消耗兵力并使国家陷入混乱，除此之外一无所获。徽宗对这份奏疏大为恼怒，宣称收复这些地区是完成神宗和哲宗的遗志；冯澥提出的建议是在这些地区实施“羁縻”政策，在徽宗看来不啻于放弃这些领土。

在度过了几年和平时光后，1114年，宋和西夏重新开始敌对。从1114年到1119年，两国发生了十几次战争，双方各有胜负。根据现代学者李华瑞的分析，整体而言，宋朝是胜者，1119年六月西夏向宋求和，从而使宋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告一段落。但李瑞（Ari Levine）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宋朝在整个战役中是失败的一方，“童贯损失了数十万大军，只夺回了一些极为贫瘠的土地”。据《宋史》记载，童贯十分迅速地报告取得的胜利，但却瞒报了遭受的损失。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徽宗朝廷认为整个战役是一场胜利，王安中还受命为这场战役写一篇赞颂文章。王安中在文章中总结道，宋军在青唐吐蕃地区共擒获二十万部族人口，建立了四个州、一个军府、一座守关、六座城池和二十二个堡寨，从西夏夺回数千里土地，以及七座城池和二十九个堡寨，捣毁敌军八座城池，降服两万多名部族人口。1119年七月，童贯升为太师，作为对他军事功绩的认可和表彰。

1120年，王黼担任首相，此时徽宗在外交或军事事务方面不再是新手了，他已经批阅了数千份奏疏，内容从增加马匹供给的方法或提高官兵士气，到边境局势的情报。他与童贯也建立了顺畅的信任关系，徽宗命童贯掌管枢密院，指挥前线军队。他认为在自己的统治下，外交政策或军事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败，相反，宋军在西北和西南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徽宗知道，有些主要官员认为对军队的财政支持不足，但他认为缺少资金并没有使军队的战斗力受损。徽宗已经准备好要采取一些更有雄心的行动了。

新机会

在1115这一年，徽宗修建了道教的宝箓宫，册立长子为皇太子，并重新启动了修建明堂的计划，同时，他还得知，北方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变化。这一消息来自一位准备弃辽投宋的辽国官员。他说女真人的反叛给辽国造成了混乱，并建议宋朝利用这一时机攻打辽国。

宋朝原本一直没必要去担忧女真族。这个民族居住在辽国东部的松花江沿岸，经济以渔猎、畜牧和少量农耕为主。辽宣称对该地的女真族和其他非契丹族有统治权。女真族所在区域非常适于养马，11世纪中期，那里的女真人每年都要向契丹人进贡约一万匹马。到了11世纪中晚期，完颜部落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在完颜阿骨打（1068—1123）的领导下开始反抗辽的统治。1115年，女真人宣布建立自己的国家，国号为“金”，公开脱离了辽的统治。

辽国降臣后来改名赵良嗣，成为徽宗最信任的使节之一。他出身中国的少数民族家庭，家族中几代人都在辽国做官。因此，他可以向宋朝提供辽国政府和燕京地区的详尽情报。由于宋辽盟约中禁止两国臣民越过边界，因此，他在1115年计划降宋时，不得不非常谨慎地秘密行动。他先派一名亲信带着他的建议，秘密求见宋朝边境的一个知州。

这份建议到达宋朝朝廷时，徽宗命蔡京和童贯进行评估。童贯曾于1111年随使团赴辽祝贺辽国皇帝的寿诞，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十天后，蔡京和童贯向徽宗回复，建议秘密安排赵良嗣越过边界。这一计划取得了成功。1115年四月十八日，徽宗在延庆殿召见赵良嗣。赵良嗣向徽宗描绘了辽国宫廷发生的混乱事件，以及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已成功袭击多个州县。他认为现在是宋朝收复中原领土的时机，“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他向徽宗确保，燕京地区的百姓会欢迎宋军的到来，因为那里以前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还报告说，也许可以通过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辽东半岛与女真人取得联系。徽宗被赵良嗣打动，不仅授予他官职，还赐其赵姓。童贯也成为赵良嗣的一个重要后台，皇帝让他日后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

童贯主张趁辽国虚弱大举进攻，但徽宗还是没有被说服。徽宗派宦官将军谭稹前往东北地区，调查那里的军队情况，并评估军队是否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谭稹的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当地一些守将说辽军实力仍然很强，或是宋军本身不适合开战，另一些人则说国家不需要更多的土地。徽宗命真定知府提供一份更详细的报告，此人便呈递了一份长篇奏疏，列出了很多论点：首先，汉人并非对辽国不忠，事实上，辽国的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其次，东北地区缺乏足够的粮草支持战争，那里的储备经过一年的战争就会消耗殆尽；再次，士兵们已经过于适应和平，没有得到充分的军事训练。由于这份报告的影响，1116年八月初二，徽宗颁布了一份诏书，命令驻守北部边境的统帅不要挑起任何军事争端。六个月之后，1117年二月二十七日，徽宗又发布了一份类似的诏书。

根据《宋史·王黼传》记载，在赵良嗣向宋廷提交自己的计划后，多数大臣都持反对意见。但王黼说：“南北虽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来，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弗取，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徽宗让童贯来处理这件事时，王黼又向童贯表示他可以提供帮助。不过，徽宗自己当时还是没有决定与辽决裂。

赵良嗣关于阿骨打节节取胜的消息完全正确。阿骨打在一举消灭他遇到的第一支辽军后，继续向辽国的一个州治发起围攻，不到一个月就攻了下来。在后来的多次战役中，阿骨打常常不仅缴获辽军的兵器、战马和车辆，还说服了很多辽国大将投降金国。辽统治下的一些非契丹部落反对辽国的宗主权，也加入了女真人的阵营。辽国的天祚皇帝试图与阿骨打和谈，同意将女真族视为属国，但阿骨打认为这是示弱，于是继续进攻辽国。1115年八月，天祚皇帝发动由契丹人和汉人组成的十万大军，亲自出征攻打阿骨打。在这场战役中战败后，很多契丹首领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另选出一名首领。因此，天祚皇帝不得不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控制内乱上，同时还要镇压女真人的反抗。而辽国首领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通常会加入女真人的阵营。

在1117年至1118年的这段时期，徽宗正痴迷于神霄派，林灵素也经常讲道和降神。徽宗还命令所有的州都要将一座寺观改建为神霄玉清宫，因此，在边境地区和山东的地方官开始上奏辽军被女真人打败的传闻时，徽宗也在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天神对他的虔诚信仰做出了回应。

当时有一些辽国难民坐船前往高丽避难，但遭遇了风浪，船被吹离航道，最后停靠在山东海岸。地方官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女真人攻打辽国的细节后，立刻上表向朝廷禀告。徽宗让蔡京和童贯就此进行商议，并命地方官乘船前去辽东，名义上是去买马，但实际上是试图与阿骨打进行接触。1118年初，徽宗听说他们的船甚至都没有上岸，随即命令童贯亲自秘密安排人前往辽东。为了使整个过程顺利进行，徽宗还亲笔写了一份手诏，途中若有官员阻拦，使节就可以拿出这份诏书。1118年四月，使团从开封出发，随团有一名翻译、八名士兵和七名官员。五个月后，他们乘船从山东登州离开。这是徽宗首次派遣使节到金国与女真人接触，随后又先后派出了十几次使团。

在等待使节从金国返回期间，徽宗从大臣那里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一个据称见过辽国皇帝的细作告诉徽宗，天祚皇帝有亡国之相。因为好奇，徽宗派了三名宫廷画家跟随下一次使团一起到辽国，绘制了沿途的风景以及辽国皇帝的面容。他们回来将这些绘画呈给徽宗看的时候，一口断定，从见到辽国皇帝的第一眼，他们就能看出他余日无多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童贯也向徽宗呈递了一份奏疏，但这份奏疏没有保存下来。童贯建议趁辽国混乱重新夺回云州。他认为，军队应当兵分两路，先包围东部的幽州，再以重兵夺取西部的云州。徽宗希望听到蔡京对童贯的建议有什么看法，多次派宦官去询问蔡京，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直到后来有一次，徽宗在上朝结束后，留下蔡京直接询问，蔡京才愿意讲出自己的观点。蔡京对徽宗说，他对童贯没有信心，也不认为像出征异国这样重要的任务可以托付给童贯。徽宗提到童贯早年在西北边境取得胜利，蔡京争辩说，不知道在这些胜利中到底有多少是童贯的功劳。

当时，有一位没有官职的学者安尧臣写了一篇长长的奏疏，更加直言不讳地反驳童贯的建议。安尧臣一开始就提醒徽宗，对事情仅听取一面之词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很难听到反对者的观点。然后，他引用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说明派遣军队到边境打仗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认为应当维持早期宋朝皇帝谈判定下的安排。安尧臣接着详细论述了宦官当政的危险，直接点名批评了童贯，并指责他犯下的各种恶行。徽宗为安尧臣直言敢谏而予以奖赏，但并没有改变自己对童贯的看法。

尽管徽宗希望对遣使女真的事情严守机密（毕竟对辽而言女真人是反叛者），但还是在朝堂上公开讨论了利用辽国可乘之机的总体政策，徽宗听到了大臣们的各种观点。童贯和王黼都看好从辽国收复失地的机会，但其他大臣，包括蔡京、郑居中、邓洵武、刘正夫和种师道将军，都提出了反对意见。郑居中坚持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相比于汉代与匈奴作战耗费的巨资，宋朝选择向辽支付岁贡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邓洵武也强调了战争的危险，他建议徽宗收集各路去年的兵力与粮草报告，放在座旁，时时阅读。同时，他还让徽宗自问更希望与谁为邻，是强大的女真还是衰弱的契丹？

徽宗发现，使两府同意撕毁与辽国的盟约并与金国结盟不是件容易的事。几年之后，在1126年至1127年期间，蔡京的一位侍从记录，他知道决定继续推进这件事的原委。这位侍从的叙述从1119年十一月金国使者来访开始：

诏贯延使及良嗣会京私第，尽却左右人从，惟令拣守门。拣但远闻金使言杖鼓须是两头打。既而使者去，京犹豫未决。贯恨京，毁于上前。京皇恐，遣拣往贯曰，太师与相公相知至深，近闻司空上前不相主张，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请见谕，不必致疑。贯起立谓拣曰：“童贯小内臣，蒙太史提携，今官职至此，岂敢相忘，烦覆知太史，不可信人语言，遂成嫌间也。”拣退，贯复呼之曰：“更烦贤问太师在杭州静坐，今日至此，谁之力？童贯所以报太师亦尽矣。”

拣归，具道贯语，京虽知贯已发怒，然此事实未敢从，但忧惧而已。

第二个关键事件发生在徽宗召集的一次宰辅御前奏事，蔡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一日，两府俱朝，京不入，上忽曰：“有一事欲相商，北方果何如？”郑居中对以时未可为。又顾问余深，深对：“臣与蔡京所见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轻动。”遂问白时中，逡巡未对。而王黼辄先奏曰：“中国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时，恐有后悔。”因敷奏数十言，历历可听。上皇笑曰：“众人皆谓不可，卿独可之，难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属黼矣。

蔡京参加了接下来的一次重要会议：

更数日，禁中曲宴宰执，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纸遣贯诏京等议此事，若可，即书名。京等皆错愕。令贯具奏，容子（仔）细面陈，难便书名。王安中曰：“某生长北方，闻燕人思归之情切矣。若今举事，指挥可定，某亦愿书名。”其余皆默然。

黼拜相，仍赐玉带，于是罢群臣，独与贯、黼、安中等议，决意行之。且当日之事，贯实造谋，非黼与安中，亦无缘便为。

当然，宋朝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夺回燕云十六州，这个愿望也促使徽宗做出结论，确信辽国眼下的衰落是一次不可错失的良机。当代学者张天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联金攻辽“非徽宗之愚妄自大，不过是在继续执行长期的国策而已”。不久之后，蔡京在1120年六月致仕，大概徽宗也对他抵制建立新的盟友关系感到厌倦了。

随后几年中，童贯和王黼在评估军事情报和建议行动计划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二人也并未一直结为同盟。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控制行动计划，王黼设立了边防司，掌控了这一机构，他就能够在指挥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上与童贯抗衡。

遣使谈判

宋朝第一次派出的使节由武将马政（见表13.1）率领，于1118年四月从开封出发，九月在辽东登岸，最后在1119年正月回到开封。这次出使共历时八个月。

宋朝使者在返回时也带来了阿骨打的使节，因此，徽宗应当不仅听了宋使的复命，而且听到了金国使者的陈述。宋使还向徽宗报告了他们的冒险经历。船在辽东登陆时，有一伙人抢走了他们的货物，还把他们绑了起来。这伙人决定带他们去见阿骨打，他们经过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和十几个州，差不多三个星期后才见到了女真族的一些重要首领，其中包括阿骨打和他的侄子粘罕。阿骨打对他们的会谈非常满意，决定派使者（包括两名女真人和渤海汉人李善庆，后者是一位文人）与宋使一同前往开封。金使带去了一份正式的提议，说如果双方联合抗辽，宋、金可以将各自夺取的领土据为己有。金使还带了一些特产作为礼物，其中包括珍珠、黄金、貂皮、人参和松子。徽宗让金国使者直接与蔡京和童贯讨论，并留他们在京城逗留了十多天。此后宋金两国又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外交往来，最后促成了所谓的“海上之盟”，即宋朝使臣从山东乘船渡海建立的盟约。当宋、金两国使者频繁往来时，辽国的使者也没有闲着。事实上，仅在1118年，辽国就向金国派出了六次使团。随着金逐渐加强对辽国东部地区的控制，出使金国的辽使也愈发频繁，暴露出他们的绝望心情。阿骨打没有接受辽的任何建议，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将辽国五州中的三个州割让给金，把皇室或贵族的家庭成员送到金国作为人质，此外，金国在两国外交关系中处于尊位，辽要向金进献岁贡。辽国当然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因为这就相当于投降金国。

表13.1　宋金主要的使节来往

徽宗派去回复金国的使团刚开始进展很不顺利。首先，使团还未出发，使臣就在山东去世了。在耽搁一段时间后，使团在没有使臣的情况下还是出发了。他们拜见阿骨打时，阿骨打对文书中使用的语言很不满意，因为它是以诏书的形式，称阿骨打为徽宗的臣子。其实宋使在这样做之前征询过阿骨打使臣的意见，他们暗示没关系。显然，阿骨打已经找了一些外交关系领域的专家，他们向他解释了这些微妙的细节。此外，没有使臣这件事也被阿骨打视为一种侮辱。

阿骨打将宋使呼延庆扣留了六个月才让他离开金国，这也许是想要拖延与宋朝盟约谈判的一种计策，因为金、辽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当时金国在攻打辽国的战场上节节取胜，没有理由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与任何一方达成协议。在放呼延庆回国前，阿骨打强调，金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辽国。如果宋希望与金保持友好关系，就应当尊重金国。1120年二月十六日，当呼延庆终于回到开封后，向徽宗转达了这些讯息，以及辽金并未结盟的消息。

于是徽宗的朝廷加紧了外交努力。在派使团第三次出使金国时，1115年投降宋朝的前辽国官员赵良嗣被任命为使臣。徽宗亲自为他写了一份手诏，命令他争取与阿骨打就联合抗击辽国和收回燕京达成口头协议。赵良嗣于1120年三月初六从开封出发，三月二十六日到达山东，在四、五月份拜见了阿骨打，最后在九月初四回到了开封，总共历时六个月。

赵良嗣对这次出使的记述被保存了下来。根据他的记录，在第一次拜见阿骨打后不久，阿骨打带他参加了攻打辽国上京的战役。到了中午，金军统帅就已经占领了上京的城墙。赵良嗣被金军的战斗能力深深打动，或许正因如此，他同意了宋为归还的领土向金国支付高额代价。根据赵良嗣的记述，阿骨打是一位很固执的谈判者，能够迅速指出金国的战绩，以及宋若想和金结盟需要做哪些事情。阿骨打口头上同意，燕京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宋参加抗辽夺回燕京并每年向金输送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银（基本上是将原来给辽的岁贡转送给金），燕京就可以归还宋。赵良嗣还提出，辽国西京（大同）过去也是中国的领土，类似情况还有十六州中的其他一些地方，包括燕京附近的平州、滦州，阿骨打的回应似乎是宋可以收回西京，但对平、滦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徽宗原先交给赵良嗣的任务只是努力收回燕京，但他趁机也提到了大同地区，既然允许宋收回燕京的原因是那里是汉人居住区，而且历史上便是中国疆域一部分，这个理由也完全适用于大同。但随着时间推移，阿骨打从更多的前辽大臣那里听到建议，同时金军也凭着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更多的胜利，因此阿骨打逐渐意识到没必要将自己军队夺来的地方交给宋，也不足为奇。然而一旦阿骨打把归还大同也列入谈判事项，宋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这也导致后来一系列的长期谈判无果，宋、金两国的联盟最终走向完结。

1120年九月，赵良嗣回到开封，一起来的金使带给徽宗一份国书，这是宋、金两国之间的第一份正式书面协议。国书中没有提到西京，但与赵良嗣所记录的口头约定内容相符。徽宗显然对赵良嗣的成绩非常满意，此后派向金国的大多数使团便都让他参加。徽宗在崇政殿召见了新任金使锡喇萨鲁，并命童贯在家里设宴款待金使一行。徽宗让人传话，他最担心金国夺取西京的事情。金使回答，他们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一定会实现目标。徽宗撰写了一份国书，这次他修改了措辞，使用双方对等的词语。因为阿骨打的国书中开头是“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徽宗的国书便也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开头。

1120年九月二十日，向金国递交国书的使团出发，参加过第一次出使金国的马政也是其中的使臣。两个月后，在112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宋朝使团到达金国。宋使的任务是让金确信，大宋将派兵击败辽国，并继续讨论西京的问题。同时，根据与金国的协议，童贯开始集结军队进攻燕京。

辽国政权摇摇欲坠，徽宗是如何做出采取最佳行动的决定的呢？他广泛地征询意见。谋臣中有一派比较谨慎，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大臣，担心事情可能会向坏处发展。而年轻的一派，尤其是王黼和蔡攸，早就等不及了，迫切希望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童贯的年龄与保守派接近，但他是唯一有过作战经验的人，他支持希望采取行动的年轻一派。

对于事态的进展，徽宗与宰辅均无法获得大量信息。虽然赵良嗣和马政等宋使会书面或口头报告一些情况，但这些故事还有待于金国递送的文件，以及与金派到开封的使臣对话来进行验证。出使任务很多时候要依赖使者的个人才智。他们不仅要清晰阐述本国君主的立场，监控协议的书面用词，还要赢得谈判对手的尊重和好感，同时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军事状况。马扩刚开始是跟随其父马政出使金国，后来他自己也升任到比较高的官职。他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其中提到很多用来考验使臣的方式。根据他的记述，有一次，阿骨打率领一队手下外出打猎，带上了宋使。粘罕将军通过翻译问马扩：“我闻南朝人止会文章，不会武艺，果如何？”马扩回答说，宋朝官员通常分为文官和武官，但很多人既能文又善武。马扩承认自己是一名武官，粘罕便交给他一副弓箭，让他表演从一匹飞驰的马上射箭，并以讥讽的语气说他想学习一下南朝人的箭法。于是马扩弯弓策马，成功射中目标。阿骨打听说此事后，也让马扩为他表演了箭法。马扩无疑是一位出色的箭手，但他记录这件事并不只是为了炫耀，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告诉徽宗和阅读出使金国报告的朝官，即使受到强硬的女真大将的贬低或羞辱，宋使也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随后的三年里，徽宗共六次接见了金国的使臣。按照礼仪通常有两次正式的召见，第一次是在使臣到达开封后的几天内，最后一次是在使臣将要离开时。根据这些正式召见的仪式，使臣首先要陈述出使目的，并递送国书，然后徽宗会通过一位宦官口头转达问候，并泛泛评论。徽宗通常会让他们到王黼的私宅会谈，讨论具体的问题。但徽宗对这些细节并非不加理会，他有时会单独召见那些出使金国并和金使一起回国的宋使。有好几次，徽宗亲笔书写了递交给金国的文书，以表明这些书信的重要性和对接收者的尊重。此外，他还会定期亲自给宋使写信，向他们解释应当如何应对谈判，例如何时可以接受妥协。

值得一提的是，阿骨打本人亲自参与了谈判过程，但徽宗似乎将他与金使的接触限于更正式的召见场合，而让童贯或王黼与金使详细讨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二人不同的政治角色。阿骨打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他的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属下的个人关系，而徽宗则主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礼仪地位对于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而言是核心因素。当然，个性差别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阿骨打凭借军事对抗起家，似乎也很享受在谈判过程中的斗智斗勇，他会尝试各种策略，为自己一方赢得最大利益。徽宗对这种高赌注的博弈却没有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