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论心还是论迹上来，原儒毫无疑问是论心的，可到了宋朝，时也，势也，宋儒一面为了抵制佛学虚无思想的侵蚀，一面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倾向于论迹，向外界向书本去寻求答案。
本着理解万岁的想法，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人宋儒也不容易，皓首穷经搞研究，没名没利的，看着那个因为会写几首流行歌曲而大红大紫的柳永，那叫一个气啊。
气有何用？那时又没“百家讲坛”，不然上去为“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一番也能被封个国学大师不是？于是宋儒们开始著书立说，另辟蹊径。
于是，看他们书长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理性思维，却离“原儒”越来越远。
唯一不变的是，古往今来所有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穷极思索，考虑同一个问题。
心与道（理）。
神秘莫测的道。
道，无形无相，无大无小，却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
心性与天道（天理）的关系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于是问题被留给了后世儒者，一大堆人靠研究这个混饭吃，结果越研究越复杂，越解释越艰深，成了一门门槛很高的“学问”。
于是朱熹跳了出来说，你们别乱搞啦，拿着纳税人的钱搞来搞去没个结果，真以为自己是红学家啊？让我来告诉你们，道这个东西和你的心没有任何联系，它存在于自然界中，格尽万物才能领会道的真谛，所以废话少说，都去格物吧！
在朱熹同学高音喇叭的鼓吹下，大家都认认真真地去格物，希望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来总结为理性的知识。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王阳明躺在石棺里苦苦思索的那个问题：论心还是论迹？
这一命题讨论了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
谁更接近真理？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科学家无不希冀用文字和公式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准确图谱，于是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人类中最聪明的那部分人，站在前人搭建好的舞台上，继往开来，传承着这项伟大的事业。
然而，世界已被证明是混沌的。物理学走到20世纪就开始“测不准”，越来越飘忽；文学领域更是玩起了现代派、意识流，偏不好好叙事—这正是对扭曲复杂的现实世界做出的无力呐喊。
企图用文字和公式来构建一个完美精准的世界模型已不可能。
但必须承认“论迹”是有效且长期有用的，通过外界的书籍和事例来汲取知识总结经验，仍是绝大多数人提高思维能力的方式，人类前进的手段。但当到达一定层面之后，这种方法便会显得捉襟见肘。
法律是论迹的，道德是论心的。在尚未实现天下大同、路不拾遗的理想社会之前，统治者靠严刑峻法维护社会风气成本低廉、一劳永逸。
违法必究，不问动机，这看起来是对古代“原心推罪”的断案方式的一种倒退，仔细想想却发现其实是一种进步。
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诸子百家一上来就把每种思想都说尽说透了，搞得后人只能做些注疏索引的工作。“原心推罪”本身没有错，随着人类的发展，最后断案的方法还是会依托技术的革新、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回到“原心推罪”的路子上来，毕竟这是最精确最人性的定罪方式。
但在古代乃至当下，凭什么来“原”？
法官也是人，是人就有立场好恶，再加上我国法律的量刑空间素以比橡皮筋还有弹性而闻名于世。
暂时不能普及“原心推罪”的原因很明显，因为其极有可能成为以权谋私、以暴制暴的温床。
然而，这里讲的是“治道”而非“人道”，经济学还分个宏观和微观，那对个体而言，心还是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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