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是日本还是墨西哥？

我们一直认为，“扶桑”指的就是日本，很多文学作品也经常将“扶桑”作为日本的代名词。可是，一些研究者却认为，古人所谓的“扶桑”并非日本，而是与我们隔了一个太平洋的墨西哥。

《淮南子·天文训》《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记载都是将扶桑比作日出之地。《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扶桑、汤谷皆日出之所。”而日本国名字的原意也就是“日出之所”。据《隋书》载：公元607年，倭国（日本）国王在给隋炀帝的图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说法。

因此，后人也多把“扶桑”用于诗文代指日本。

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扶桑”并不是指的日本，而是日本以东的墨西哥或者是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些地方，其实在早些时候加利福尼亚州也是墨西哥的领土。

从称呼上看，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这个毫无疑问，明朝就称呼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更早一些的典籍，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如《梁书》《南史》等，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有关“扶桑国”具体地理位置的记载，最早可以从《梁书》中找到材料，而扶桑之谜的争论也是从《梁书》的记载引起的。《梁书》中“扶桑国”中写道：“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荆州，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地多扶桑木，故以为名。’”

从地理位置上说，《梁书》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南史》载“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文身国在倭国东七千余里”。这也就是说“扶桑国”在日本东北方向三万二千里之外，东离我国有三万四千里之遥。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从地理上观察，“扶桑国”非美洲莫属，而绝非日本。

早在1761年，法国学者金勒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1872年，学者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1901年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

此后不断有学者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的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相近。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苏联科学院经过研究，曾经出版过一本叫《美洲印第安人》的书，书中证明大洋彼岸的古代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记载与中国古代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是完全相符的。

《梁书》的内容中还记载着一段文字：“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

《梁书》中记载，扶桑国境内“其土多扶桑木”，并且记载了扶桑木的三个特征：“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可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很明显，说的就是棉花。而棉花是当时墨西哥地区的特产植物，世界其他地方那时还没有棉花。我国一直到唐朝时才引进棉花，而当时日本更不可能有棉花了。当时到墨西哥的中国人从未见过这种植物，便以古代传说的神木“扶桑”称之，并称其地为“扶桑国”。与此同时，棉花还具备了扶桑木的三个特征。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问，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古代墨西哥还没有葡萄，只有后来哥伦布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流传到美洲。学者威宁等人却有证据证明，在欧洲人还没有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了野生的葡萄，那就是《梁书》中记载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1932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

考古出土的文物，更是为证明“扶桑就是墨西哥”的观点，提供了力证。

墨西哥境内发现许多汉人的古碑、古钱、古雕刻。秘鲁发掘一块古碑，上面竟然刻有“太岁”二字。厄瓜多尔也发掘出许多汉王莽时古币。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还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约2.4米，重20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