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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帝实行禅让制之疑

历史大观园 历史悬案 2020-06-16 23:11:11 0

尧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位贤君。姓伊祁氏,名放勋,号“陶唐”。“尧”是后人对他的谥称,习惯上称其为“唐尧”。在传说中尧是为古老的华夏大地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据说他命羲、和二氏用历数之法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将一岁确定为366天,并以置闰的方法校正四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另外,尧还知人善任,推举精通农作物种植的“弃”作为“农师”,推广麻、菽等播种技术。还有,他首创“军事民主制”,凡是遇有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大事,统统交给氏族大会讨论。

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尧不贪恋王位,他认为自己该退休了,想把王位让给别人。便咨询分掌四时和方岳的官员“四岳”,“四岳”赶忙推荐了一位名叫舜的人。尧也听说过舜的贤名,知道他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光荣历史。但仍不放心,接下来对舜又经过三年的严格考核,这才主动让位于舜,命其摄位行政,执掌大权。舜也确实不负所望,他巡行四方,体恤民情,果断地除掉了鲧、共工、骓兜和三苗四人,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造就了又一位贤明之君。晚年的大舜也仿效尧的做法,实行选贤传位,经过咨询“四岳”,又把自己的宝座转让给了大禹。大禹继位之后,洪水遍地,民不聊生。大禹劳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宫室,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流入海,制服了滔天洪水,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禹退位时又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不料皋陶短命,再把王位转让给伯益,这就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推举领袖制度,史称“禅让”。

有关禅让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尧典》。其中载有“尧舜禅让”之事。《大禹谟》中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孔子的《论语·尧曰》同样载有这种开明的制度。可是,这些古籍所记,也只是传说中事。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对此就已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否定,也有的模棱两可,还有的一人持有两种说法。这样,上古时代有没有禅让制度,就成了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

按照《尚书》的说法,尧在位70年,已经86岁,身体实在支持不了,要找王位继承人。经过“四岳”们的热烈讨论,一致推举丁鲧。此人家在有崇,号崇伯,很有把子力气,且有服众才能。尧让他治理危害极大的洪水。鲧用筑堤防水的办法,九年时间也不奏效,被舜怒而杀死在羽山。“伺岳”觉得舜是英雄,遂重新推举舜来继承王位。并特意举出理由说,舜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还是一位难得的孝子。他有瞎眼的父亲和狠心的后母,舜能善待两位老人,同时和常常欺负自己的弟弟也能友好相处。尧让人细细访查,结果舜比“四岳”介绍得还好,于是放心让他继承了王位。舜在位期间,鲧的儿子大禹终于治水成功,舜主动让位给禹。后来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然而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一致要求由禹的儿子启来当接班人,启也就毫不客气地面南而坐,流传了几代的禅让制度终结,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先例。

对于这种禅让制度,《墨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史记》等都作了明确肯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介绍或肯定了上古时期这种开明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佚名的《竹书纪年》中明确讲到,舜在位十有四年,这天乐工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演奏音乐,突然“……天大雷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石)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聪明的大舜感应上天之意,认为到了该让王位的时候了。于是,“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缘错,其文言:‘当禅禹!’”这种挑选接班人的做法虽然有些迷信,但说明舜是认真实行了禅让制的。

禅让制不仅仅是种传说,而且已经进入了现实政治领域,据《战国策》记载,燕国就进行过一次禅让行动。当时的燕王哙因为健康原因,不想继续担任国君职务,然而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退位,想要留个美名,于是在一些说客的怂恿下,果断地把王位让给了宠臣子之。这种做法激怒了燕国太子,他一边怨恨父王的糊涂,一边准备造反,于之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太子。这一来弄得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哙和子之都被杀掉,燕国差一点灭亡。燕王哙的禅让举动尽管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走出了改变世袭制的实际步骤。

关于古代禅让制的记载,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也可得到证实。这批竹简上的文字,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远,是较为接近孔子的学者的著述,其中的《唐虞之道》对于禅让制有详细论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至致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由此可见,尧、舜二帝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把利天下看做是第一位的,决不自私自利,这就是最大的仁。禅让而不传子,是圣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圣人只有先正自身,然后才可以正世,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禅让,就是实现圣治的前提和基础。郭店竹简中的这些文字与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也可以作为古代禅让制存在的有力证据。

然而对于“禅让”之说,同样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怀疑。

先来看孟子的态度。一个名叫万章的人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进一步解释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引见《孟子·万章》)。孟子还说,尧去世之后,舜为了躲避尧的儿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诸侯仍然尊崇大舜为王,凡有朝觐、狱讼、讴歌之类的重要事情,都到舜的面前请示汇报,而不理睬尧的儿子。后来舜又仿效尧的做法,荐禹于天,让他坐上了王位。

孟子坚决否定了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的传说,他只承认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那么,“天”是什么呢?孟子玩弄了文字游戏,没有明说。考其本意,或在强调舜、禹本身都是贤德之人,受到氏族部落的拥戴而践天子之位,并非受禅而居王位。

如果说孟子对于古代禅让制否定得不够彻底,思想家荀况的态度倒毫不隐讳。他在《荀子·正论》中有段精辟而又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而化顺之。”接着他还论述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不可能性,荀况的最后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诚如这位思想家所言,像尧舜这些人,“道德纯备,智惠甚明”,且又势位至尊,是无敌于天下的强者,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宝贝王位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呢?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天下第一号傻瓜?

依据孟子和荀况的说法,上古时期没有什么禅让制度,那么大舜、大禹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呢?哲学家庄周提出了一种“撂挑子”的假说。他在《庄子》中提出,尧坐烦了天子的宝座,要把这个位置让给许由,不料许由坚辞不受。尧再转让给州支父子,哪想他们也回绝了。他们为何害怕当天子呢?因为这个差使太辛苦了。据韩非说,尧在位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吃的是粗粮糙米,咽的是树叶野菜,冬天裹兽皮,夏天披葛布,而且尧的居住条件也很糟糕,屋顶的茅草很不整齐,房子的椽梁没有雕饰,有时还要忍受漏雨的折磨。就是一个守城门的大头兵,收入也远远超过尧的水平。尧思来想去,不能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主动撂挑子不再干了。多亏找着了大老实人舜,他稀里糊涂登上了王位,后来舜也实在吃不消了,就把天下让给特别能吃苦的大禹。

庄周的说法和韩非的解释都有浓重的戏说成分,只当笑话听听足矣。

可是,同样是这个韩非,不仅不承认上古时期有禅让制,进而又说舜和禹能够继承王位,是“臣弑君”的结果。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认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没有描绘这些人抢班夺权的细节,也未说到这四位王者是不是全被杀头,但明确说了继任者用了“逼”、“放”、“伐”的强硬手段,显然这和禅让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

韩非是荀况的学生,师徒两人都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公开否认禅让制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的不少史学家都附和这些说法。如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中引用《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后来的大禹又把舜驱赶到苍梧(今湖南南部),硬是把他逼死,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稍后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贞也传达了类似说法。他在《史记正义》中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看来尧的下台并非因为年龄原因,而是由于“德衰”之故,大舜以为他不配再居王位,就把尧关进了牢狱,同时让他的儿子丹朱也做了囚徒,大舜成功地搞了政变。

对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说得比较全面的当数史学大家司马迁了。他在《史记》中综合了《尚书》、《论语》、《孟子》诸说而写进了《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他描写时年86岁的尧王发现和任用大舜的过程,与《尚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并且说到尧王为了检验这位接班人的理家能力,还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娥皇和女英送给了大舜,诚心诚意使他践其王位。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舜在执掌了管理大权之后,很快实行起独裁,处心积虑把尧架空,为此实行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举十六相”,即把尧长期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八恺”、“八元”很快同时起用,树立一批忠于自己的亲信。二是“去四凶”,利用果断有力的手段,把尧正在宠信的浑沌、穷奇、杌、饕餮,一下给除掉了,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弄得尧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大舜仍不罢休,又把尧软禁起来,不准他同家人、亲友见面,逼迫他赶快让位。可是尧的儿子丹朱难以就范,舜又把他放逐到丹水。经过一步步地精心策划,大舜终于坐上了王位。由此看来,舜之承尧并非“禅让”的结果,而是大舜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王位。不过,舜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尧“让位”以后再也没找他的麻烦,命人好好照料这位老岳父,使其颐养天年,寿至117岁。

《史记·五帝记》又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则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刘知几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气地赶走了大舜。刘知几的分析很有道理。试想,上古时代的苍梧尚是荒蛮之地,人烟极其稀少,既无边关纠纷,又无其他要事,舜到这种地方巡查什么?如果为了打猎,值得跑那么远吗?况且,当时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数千里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吗?再说,娥皇、女英既为舜的妻子,为何不归葬苍梧?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所以,舜之所谓南巡,不是为了公务,也不是游山玩水。要么是武装押解,不得不去;要么是被人所逼,惧祸逃亡。谁能导致舜的这种悲惨下场,自然非禹莫属。由此推测,大禹的继位,也非禅让的结果。

既然没有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这类事情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成于战国时期,如同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禅让之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可靠根据。而《大禹谟》系晋人伪托,也照《尧典》编造故事,果真这样,那么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尚书》,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于《竹书纪年》所讲的舜禹禅让故事,也难让人相信。因为此书是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在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当时多致坏朽脱误,后即散佚,有辑本十多种行世,卷数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书》、《论语》记载的“尧舜禅让”皆不可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书了。在该书《尚贤》篇中这样写道:“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个会烧窑、能捕鱼的农民“举以为天子”,明显是“尚贤”的禅让举动。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类似说法。其实,舜本来是黄帝的九世之孙、有虞氏诸侯,墨子把他降低为只会干粗活的农民,以此表明“尚贤”的主张,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创造。这位思想家出身于下层社会,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满儒家“礼”的说教和等级观念,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认“天命”和“执有命”这类观点,明确表示了庶民可以参政的强烈愿望,故而编造了“尧舜禅让”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书中并无“舜禹禅让”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儒学大师孟子添加的部分。儒学和墨学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对于“举贤”的认识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这一创造,续编了“舜禹禅让”的又一个故事。孟子编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来是百里诸侯的禹硬说成平头百姓,似乎不做这样的改动,“舜禹禅让”就显得太乏味了。后来,儒学占了上风,墨家一蹶不振,“禅让”之说成为儒家们的专利。这些故事既是有意编造,那么,尧、舜、禹的“禅让”制度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古籍中对于禅让制度的说法不同,甚至有严重的互相牾,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之说。因为这种传说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投影。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禅让制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各个氏族部落普遍筑城建国,且又频繁发生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平等式王国联盟,是尧、舜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很难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稳定,所以权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会议讨论或众人推举的方式产生领袖,形成了必然的“禅让”,其实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氏族联盟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涉及到这些民主选举出的领袖,“禅让”也会发生斗争,这也正是产生“舜囚尧”、“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从少数民族发展史看,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汉代的乌桓民族,曾经数干部落联为一部,民主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他们一呼百应,具有很大权威,很像大舜、大禹这种角色。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样有这种选举制度。由此推想,汉民族在上古时期也有这种做法。后来,尧、舜、禹一个个被尊为圣主明君,他们之间由民主选举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为美好无比的“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很难将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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