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著述之谜：《诗经》是否为孔子所编？《春秋》为孔子所著？

孔子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的先世为宋国贵族，后因变乱而逃到鲁国定居。孔子幼时家贫，少年时即立志求学。二十岁后出仕，担任小吏，并聚众讲学，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鲁定公时由中都宰迁司寇且参与国政，因不满鲁国执政者季桓子所为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宣传自己的“仁”、“礼”等政治主张。晚年返鲁，致力于教育活动。整理《诗》、《书》等古文献，并将鲁国史官所著《春秋》撰修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据说孔子是最早对《诗经》进行修正和删节的人，今天流传的《诗经》就是孔子删节后定的。孔子的功绩，一在整理古代文献，二在立学传徒，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上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史料的增加，人们在尊重孔子的时候，对他的著述也增添了许多新的困惑。

《诗经》是否为孔子所编

关于孔子，钱穆讲过非常精辟的话，指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之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诗》的作者，说法最多的是被后世尊为“孔圣人”的孔子，“孔子删诗”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传说据今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战乱、群雄割据，各国之间天天都上演着硝烟纷飞、刀兵相见的场面，孔子正生活在那个时期，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信仰，他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带着诸多弟子周游列国，一路上吃尽了各种苦头，但他的理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他到了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到了六十九岁时才回到鲁国，目睹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他转而从事《诗》、《书》、《礼》、《乐》等六经的整理工作，将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

传说那时礼崩乐坏，人们谈诗的风气早就很弱了，但孔子却十分重视《诗》的言志和交谈两种用处，认为《诗》是贵族阶层必不可少的教育科目。当时流传的诗大部分是“王官采诗”。“采诗”是指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季节到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但这些诗有好有坏，甚至有造反和淫乐的成分，为此，孔子把三千多篇古诗作了大量的删减，只留下305篇。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强调“诵诗”要“使之四方”而能“专对”。孔子不但要求弟子学《诗》，还要求在言志和交谈两方面能够熟练运用。

先秦时人们把孔子删过的诗集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儒家将其奉为经典，称为《诗经》，沿用至今。《诗经》收入了305篇诗，另有6篇只存题目而无内容，叫作“笙诗”。这样实际存在着311个题目，305篇诗。这些诗歌分为三部分，风诗160首，雅诗105首，颂诗40首。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里面记录了两千余年前中华民族古老的祖先们在黄河两岸用质朴的声音吟唱着的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中间包含了对生活劳动中种种愉悦和磨难的感受，还有追求爱情时的各种纯朴大胆而真实的心声。这些诗大多感情真挚、强烈、质朴、健康。

关于“孔子删诗”的事，孔子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自卫返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自从我由卫国回到鲁国后，诗中的类别雅颂才得到分类归位）。在众多文献中也都有记载，在《史记》中记载得最为完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后世许多文献也都是从这点演化来的。

但是后代一直有人怀疑是否真有“孔子删诗”的事。《左传》中记载有人在孔子还不到10岁时就已看到了定型的《诗经》。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就算是像《史记》中说的那样，孔子删诗前有很多诗，但从书中引用的诗来看还是删去的少，《史记》中说删去了十分之九，恐怕还是不太可能。

宋代的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信传说去。”清朝的崔述也说根据《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书的考证，孔子后散失的诗还没有十分之一，所以“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之事”。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与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子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作多大的改变。

这些怀疑到近代的古史辩运动时达到了极端，钱玄同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钱玄同在1923年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

钱玄同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学的地位。古史辩运动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可以说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学术、政治的核心部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经”的最后一击。但疑古学派“非圣无法”、“荒经蔑古”虽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却又在疑古过程中产生怀疑过头的倾向。但钱玄同的看法也可以作为对“孔子删诗”的又一挑战。

总之，《诗经》编者是谁直接关系着《诗经》在整个儒学系统中的定位问题和渊源问题，有待后世的进一步解答。

孔子著《春秋》之谜

《春秋》是流传下来的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人们谈论《春秋》时，往往提到孔子。但《春秋》到底是不是孔子所作？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孔子所作。它最早由孟子提出来。孟子认为，春秋时社会动荡，各种邪说暴行屡屡出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现代学者指出，孔子之所以作《春秋》，一是因内乱，一是因外患。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王室的政治权力，同时达到“尊王攘夷”的目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不是孔子所作，不过是由孔子整理而成。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为了能更好地讲学，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六种教本。孔子对它们的内容虽有删减，但态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此说法，《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对其略加修改编写成的一部简要史书。《春秋》中的一些字句都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写法，并非孔子的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根本没有著作或删订《春秋》。“五四”以后，钱玄同主张此说。他认为，“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并没有孔子改动的痕迹。《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只不过在长期转写、流传中，难免会有改动。他们又举出《论语》作为例子，说《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的最多，但对于《春秋》却一字未提；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国史，孔子不可能也没必要对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改编。有的学者则根据《春秋》记载孔子生年和卒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写出自己的卒年。孔子只是曾经把《春秋》作为教材而已，经孔子一用，《春秋》便逐渐流传到了民间，然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春秋》不是一时而成或出于一人，而是由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陆续编纂而成，从而出现了一些前后风格、笔调不太一致的地方。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谁也不能彻底说服谁，遂成文史上的又一桩公案。但不论《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都不会削弱孔子作为文化伟人的地位和《春秋》作为古籍的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