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教训——大革命爆发——黄巢独当一面之巨大发展



巢自蕲州与仙芝分道，北出齐、鲁。（《新·传》）四年三月，入郓州，杀天平节度薛崇① ，又破沂州② 。七月，围宋威于宋州，会张自勉引兵来援，乃解围去③ 。十二月，克滑州之匡城④ （今长垣西南），进破濮州。（《通鉴》）⑤

五年二月，方攻亳州未下，会仙芝死，其余党尚让等归之⑥ ，推巢为首领，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旧、新《传》）⑦

三月以后，巢开始其南北大转战，首攻滑州之卫南（今滑县东），南略宋州之襄邑（今睢县西），汴州之雍丘（今杞县），又西南至郑州之新郑（今同名），许州之阳翟（今禹县），汝州之郯城（今辅城）、襄城（今同名）及叶县（今同名）⑧ 。乃率众十万，渡淮出淮南，其锋甚锐⑨ 。原夫王、黄分道，王向南，黄向北，北方节镇较密，活动之范围，较受限制。今巢乘仙芝已死，改辕易辙，抛弃中原必争之胜，转入大江以南兵备稍虚之地以培养实力，此所谓战略上之成功也。

巢攻和州（今和县），未下，渡江攻宣州（今宣城）⑩ ，入浙西。

八月，攻杭州。九月，进克越州，执浙东观察使崔璆，镇海将军张潾复取越州。（《新·纪》）11 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七百里12 ，由陆路趋建州（今建瓯）13 。十二月，克福州14 。

六年（八七九）15 ，攻下广州16 ，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17 ，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续宝运录》）18 露表告将入关，因数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朝臣与中人赂遗交构及铨贡失才诸弊，一面申禁刺史殖财产，凡县令犯赃者族。（《新·传》）从此西入桂管19 ，其众患疫，劝之北归，自桂州编大栰数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20 ，历永、衡二州21 。十月二十七日（癸未），克潭州22 ；时李系守潭，有众五万，并诸团结军号十万，巢急攻一日而城陷，系仅以身免，流尸塞江。（《旧·纪》）闰十月，进克澧州。（《新·纪》）尚让乘胜逼江陵，节度使王铎闻系败，弃城走襄阳，其留守刘汉宏纵兵大掠，焚剽殆尽。十一月六日（辛酉），巢入江陵23 ；欲攻襄阳，前锋一万屯团林驿，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襄阳节度刘巨容屯荆门（在襄阳南二百七十余里），全晸等匿精甲林薄中，挑战伪不胜，义军弗为备，廿二日（丁丑），失利于荆门，全晸等尾追不舍。十二月七日（壬辰），巢弃江陵，率舟师东下，攻鄂州，陷其郛24 。

广明元年（八八〇）巢离鄂后25 ，连下饶、信、池、歙、衢、婺、睦等州26 。淮南节度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27 ，四月，璘复取饶州，五月，巢与战于信州，杀之28 。六月廿八日（庚戌），克宣州29 。以上皆巢在长江以南活动之概略。

七月，自宣州采石矶渡江30 ，下和、滁二州31 ，进围扬州之天长、六合，高骈不敢出战，又破天平节度曹全晸。九月32 ，乃悉众渡淮，自称率土大将军33 ；转牒诸军，首称，“屯军淮甸，牧马颍陂”，（《唐末见闻录》）后又申言，“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通鉴》据齐克让奏）34 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旧·纪》）十月，别队破申州。（《新·纪》）35 十一月，克汝州。（《新·纪》）36 十七日（丁卯）37 ，进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只供顿而去，坊市晏然，（《旧·纪》）旋攻陕州。（《旧·传》）廿二日（壬申），克虢州，（《旧·纪》）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新·传》）廿六日（丙子），攻潼关，（《旧·纪》）38 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通鉴》）十二月二日（辛巳），下潼关，（《旧·纪》）39 过华州，使乔钤留守40 。四日，过昭应。（《旧·传》）41 五日（甲申）晡时，前锋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文武迎巢于灞上42 。巢乘金装肩舆，位次者乘铜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执兵卫者绣袍华帻，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入自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43 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军众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尤憎官吏。十三日（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悉陈文物，御丹凤楼宣赦。赦书有云：“揖让之仪，废已久矣，窜遁之迹，良用怃然，朝臣三品以上，并停见任，四品已下，宜复旧位。”以妻曹氏为皇后，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左右军中尉，费传古枢密使，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马祥右散骑常侍，方特谏议大夫，王璠京兆尹，皮日休、沈云翔、裴渥为翰林学士，许建、朱实、刘塘为军库使，朱温、张言、彭攒、季逵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为军使44 。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农民革命军之光辉历史，至是而达于顶峰，禁令虽或不尽行，然《秦妇吟》有云：“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人民对于义军之观念，固已此善于彼矣。

此种缺点犹其小焉者，巢入京后之第一个大失着，即纵令僖宗徜徉入蜀，使反动派得藉以号召，致李朝死灰复然，结果无异于削弱自己之势力。先是，十二月甲申（五日），僖宗闻警，偕田令孜率神策军五百，自金光门出45 ，宦官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是日次成阳。戊子（九日），至骆谷婿水驿。丁酉（十八日），次兴元。《补实录》谓巢曾派数万众西追，《通鉴考异》因其不言追及与否，又不言为谁所拒而还，弃而不取，所见甚当；诚以唐主等五日次咸阳，仅行四十里（参《元和志》一），盩厔在长安西南百三十里，骆谷关又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元和志》二）由此推之，五日至九日，平均每日只行五六十里，神策军皆疲败不能战，假使入京后立遣万骑，以急行军之姿势趣之（由潼入京，巢军约日行百里），则唐主等尽可一网成擒，何至遗后来之祸根，大约巢既进京师，便急温其帝皇之迷梦，略同于秦之陈涉，明之李自成，故不复谋及追蹑也，革命胜败之枢机，端系于此。《史话》云：“在这种群情瓦解的情势下，如果农民军继续西攻，尽力穷追，唐朝在陕西境内的武装，当可全被击溃的。可是从公元八八○年十二月46 到公元八八一年三月，农民军却在长安按兵不动，忙着列爵分土，忙着称国号，改正朔，陈文物，易服色，登丹凤楼，下赦书，向领袖黄巢，上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尊号，以为一纸空文的赦书，就可以统一全国了。因此反动唐朝的残余势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到重新的部署。”（二三〇页）此一段批评，至为恰当。

注释：

1《旧·纪》，三月“黄巢聚万人攻郓州，陷之，逐节度使薛崇”，《新·纪》月分同，唯云“薛崇死之”，独《通鉴》作二月，杀崇则与《新·纪》同，《廿二史考异》五五引《新五代史·朱宣传》，中和中郓州节度使薛宗卒，谓薛宗即薛崇，因断定张裼镇郓，必在崇前（参下注⑦。按《通鉴考异》引《旧五代史·朱瑄传》及《补实录》，均作薛崇）；按旧、新《纪》及《通鉴》均以崇镇天平止于四年，《通鉴》更于乾符二年著崇镇天平，（参147页注⑦）《新书·朱宣传》亦称郓州节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战死。有此多条反证，则崇镇天平，似不应晚在中和三年（《新五代史》称薛宗卒于“中和二年王敬武遣曹全晟入关与破黄巢还过郓州”之时，则最早不得过中和三年），只持《新五代史》一条，恐不足以打消其他之记载，钱氏亦认为“俟后贤论定”也。

2《新·纪》《通鉴》均作三月，《旧·纪》作五月。《旧·传》叙“陷沂州”于仙芝死后，非也。

《通鉴》据《补实录》于四月下称，“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按《通鉴》三年末载杨复光奏，已称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郓州，则让占此山（即嵖岈山，在今河南遂平县西五十里）不始本年，况本年春夏间，巢方活动于鲁西，何为忽然退至汴南山里？《通鉴考异》虽表示怀疑，却不能扫除障翳，遂致略现矛盾。由是知《旧·纪》所云“七月，黄巢自沂海（帅？）其徒数万趋颍、蔡，入查牙山，遂与王仙芝合”，同属错误，七月巢方围宋（见下文），不会移旆查牙。总言之，让保查牙，应依《旧·传》在其兄君长被杀之后，而让以所部（即仙芝余部，不是仙芝本人）合于巢，又应晚在五年仙芝既死之时，即《旧·传》之“仙芝余党悉附”，如此排比，则皆合于事理矣。

3《新·传》，“巢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会自勉救兵至，斩贼二千级，仙芝解而南，度汉攻荆南”，实以前条注所引《旧·纪》及《旧·纪》另一段（“十一月，贼王仙芝率众渡汉，攻江陵”）为底本，而中间插入围宋之事。然仙芝此时方屡使通唐，坐待官赏，绝不类有北上围宋之举。唯《通鉴》亦称七月“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按宋、郓相距不足五百里，巢从郓围宋，是极自然之事；不过仙芝尚生，巢名还未大显，因之地方报告往往冠以仙芝之名，其理由非常简单，不足为异。反之，《通鉴》是年十月称“黄巢寇掠蕲黄”之“黄巢”，又许是事后追记之误，巢此时不可能分身南下也。《史话》云：“黄巢集团北入山东，连破郓州、沂州……宋威从亳州驰援山东，先后为黄巢所击溃，宋威退守宋州。六月，黄巢进围宋州……张自勉驰救，黄巢由宋州撤兵，北渡黄河，攻占了濮州。”（二一六页）此一段叙事，在全章中尚较为干净；唯威驻亳州似在四年七月以后（见前153页注15），《史话》所揭威由亳援山东屡被巢击溃，则皆于史无征，仍脱不尽附会之故智，围宋作“六月”，亦是小误。

4《新·传》作考城，当因讳匡之故。

5《新·纪》以陷濮州附五年三月下。

6《旧·传》：“及仙芝败，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据之，仙芝余党悉附焉。”内破沂一句，163页注②已指出其误，攻亳颇疑是巢之别队（见下注⑧）。《史话》云：“当公元八七八年二月王仙芝集团在黄梅失败于曾元裕时，黄巢集团正在亳州，包围了宋威，曾元裕的大军从黄梅乘胜北援亳州”。（二一八页）元裕援亳一节，纯是无中生有，黄梅与亳相隔千里之外，《史话》往往将濒于崩溃之唐室，渲染成调度有方，行军敏捷，而不知如此适足使人看不见中古革命之真象。

7《通鉴》于改元王霸下接称：“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裼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此段叙事倒错，半沿《旧·传》之误（见前条）。《通鉴》已书陷沂在四年三月，陷濮在同年十二月，此处不应复出，窃谓段首应补“先是”二字。就巢个性观之，似不会随便请降，我以为可有两种解释：（1）缓兵之计。《旧·传》曾称巢渡淮时伪降于高骈，可互证。（2）地方官吏伪造以塞责。关于巢遗裼书，《通鉴》系本自《补实录》；按《旧·纪》，乾符二年七月，裼镇郓，四年三月，巢逐郓使薛崇，似裼在崇前。但《旧·张裼传》，乾符三年冬出镇郓，四年卒于镇，出镇年月，纪、传不符，又与巢遗裼书不相容（遗书在破沂、濮之后，则应五年初之事），《新·纪》置裼卒于五年，亦自有其理由（《通鉴》更迟在六年三月）。综合观之，《廿二史考异》五五裼必在崇前之证（见163页注①），仍觉未能确立。又《通鉴考异》引《补实录》，巢自称黄王，恐不确，见186页注43。

8从四年年底巢所活动之地区观之，我相信五年之初，巢仍留在滑、濮（濮州是仙芝起义时之老本营），《通鉴》三月下称“黄巢自滑州略宋、汴……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其“自滑州”三字亦表现滑为此次南下发轫之点，余疑攻亳是巢之别队者，职是故也。不过《通鉴》先言略宋、汴然后攻卫南，显系先后倒错，兹故依南北顺序记之。襄邑等七县均见《新·传》，唯误以“郏城”为“郏”。《史话》云：“黄巢在曾元裕未到亳州以前，从亳州撤围，北攻宋州、汴州，连破阳翟、叶县，曾元裕的大军就急入洛阳”；（二一八页）按攻宋汴两句本自《通鉴》，但《通鉴》明言“自滑州”出发，今臆改为从亳州北攻，殊觉南辕而北辙。其次，《通鉴》于三月下先书“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继又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可见元裕还在鄂东，故令就近驰援宣、润，《史话》竟说元裕北援亳州，又西入洛阳，写成生龙活虎一样，确为腐化之反动军队增色不少，弗知其大错特错也。

9《旧·纪》，五年二月下云：“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以兄遇害，乃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其实此乃巢之本军，让特部帅之一耳，系诸二月，亦失之过早。抑淮南为南下必经之路，除《旧·纪》外，旧、新《传》均有叙及，《通鉴》乃只字不提，可算一个大漏洞。至渡淮时间，从前后事情推之，总在六月以前，《旧·纪》三月下称：“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末句，《旧·卢携传》同），《新·传》《通鉴》皆袭其文，唯《新·传》不著年月，但《旧·纪》即接称“自宣州渡江”；按饶、信已在江南，吉、虔更近于五岭，假使攻此数州者为巢之本部，则先经渡江，何来此时又在宣州径渡？司马光知其前后文义不能联接，于是将此一句改为“黄巢引兵渡江”，且移于“攻陷虔、吉、饶、信等州”句之上，在文字之外表，诚然得到解决，可是对于事情之实质，依然未有解决。因为，《通鉴》于八月称，“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比《旧·纪》著于三月者相差五个月，《旧·纪》究如何错误，未能明白指出，此为第一点。巢知仙芝（二月）失败后（《考异》引《惊听录》，六年巢回至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东没陈，又尚君长生送咸京”，事必不确），方自滑州南下，转战宋、汴、郑、许、汝诸州，再渡淮至江，只此一段曲折行程，已约可三千里，即使日行六十，毫不停留，亦非五十日不办；然巢须沿途掠取物资以谋供给，又常会遇着人力或自然之多少阻抗，而虔州更在江之南千里以上，依此审度，在五年三月底以前，巢军非特不能到达虔州，实亦不能到达长江边缘，此为第二点。然则《旧·纪》此一节究应如何解释耶？吾人试将前文所记仙芝余部之活动，比合现之，并核其时间、空间（同是三月，同是饶州，又饶、信毗连），便知攻江西断非巢本军所为，仙芝余部固许遥奉巢为主帅，然其混乱之最要原因，还是根于两种史料记载之不同。盖秉笔者如知重隐等原属仙芝，则特揭其名，不知则统算入黄巢账上，《旧·纪》杂采间事异辞之两种史料，弗能审择，只可于先后两月间用“再攻”字了之。明乎此，则知《新·传》所云，“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实即《通鉴》之仙芝别将曹师雄；《通鉴》六月下称“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又岁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皆为复叠之记载，应并作一条。《史话》云：“于三月渡江，转入江西，与王重隐一军在洪州会师”；（二一八页）盖未尝联系实际，稍作思考。或者援《旧五代史》，“武皇（李克用）杀段文楚……乾符五年，黄巢渡江……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新·沙陀传》略同，惟易克用为国昌），又据《唐末见闻录》，国昌除大同节度在五年四月（均见《考异》引文），以为黄巢三月渡江，固有别证；殊不知《旧五代史》此处之“黄巢”，与《旧·纪》“黄巢之众，再攻江西”，事同一例，所谓仙芝余部之活动算入黄巢账上者也。

《新·传》叙事，未经过时间性之检查，故往往后先倒错，如先云，“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骈以五年六月调浙西，则是五年事；后又云，“转寇浙东……于是高骈遣将张璘、梁缵攻贼，破之，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在入闽之前，亦应是五年事。唯其如此踳驳，故周连宽得出“骈第一次败巢是在江西，张璘等破巢于浙东已是第二次告捷”之结论。（《岭南学报》一一卷二期二○页《唐高骈镇淮事迹考》）为要分清泾渭及判明巢本人行踪起见，首须知饶（今鄱阳）、信（今上饶）在今江西省东北，吉（今庐陵）、虔（今赣县）在其南部，断是仙芝（或重隐）余部两支之分扰，绝非巢之本军；否则虔州已面临大庾之前门，何为不径出广南，反取由浙入闽之迂道？且如坚持《新·传》之叙述，系顺着时序，则巢军之进行，应为（1）渡江入江西，为骈所败，（2）转入浙东，为璘等所败，（3）复西回江西，破饶、信、吉、虔等州，（4）开山路七百里至建州；巢纵无谋，未必如此疲于奔命以削减自己之实力。且有一更要问题，即（3）（4）两段路程如何联接？吉、虔为入粤之路，非入闽之路，应无相关，信州虽可通建州，但依《旧·纪》及《通鉴》，巢系经浙东入闽（见下注11），由此言之，是巢于同一年内两出江西，两转浙东，然后变计入闽，合观前文大庾之反诘，揆诸事理，殊无信值。申言之，作《新·传》者对于时间、空间，俱缺乏认识，又无能除繁去复，故至芜杂不堪，读史者所应扫清荆棘，以惠后学也。

《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首句是追叙，二句是仙芝的活动，唯末句才是巢本人本年（五年）的事业，可见晚唐史料，非常陵乱，不容呆读。

10渡淮后所经地不详。《旧·纪》称“自宣州渡江”，语涉含胡，今略易其文；得此，益见《史话》会师洪州及六月放弃江西（二一九页）之无据。《新·传》又有“巢攻和州未克”一事，他书都不载，以地理求之，和州在淮水之南，江之西岸，宣州之西北，恰合于渡江的条件，其为五年事无疑。《通鉴》著攻宣于八月，足证三月渡江说之不信，《旧·纪》将实质不同之事，错误的连叙而下，非谓皆发生于三月也。巢在整个南北转战过程中，据我的看法，只三次渡江（沿江而下则不算作一次），奚风以为“四渡长江”，（《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页）不知其如何排算也。

11璆，《新·纪》误琢，据《新·传》及《新旧唐书互证》四改正。《通鉴》根本上不信有此事，其广明元年称，璆罢职在长安，即暗示璆未被执。记载略与之相近者，有《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传云：“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郓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似璆未被执，然《畋传》叙致多误（参前注⑨及下注19），难为信证。抑《通鉴》于五年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新五代史》六七《钱镠世家》则称，“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遂急引兵过”，又《旧·纪》于“自宣州渡江”下，继称“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通鉴》大致亦抄袭《旧·纪》，吾人试问既入浙东、西，所经何地？欲乘船则必抵达沿海，据此推求，本年之连攻杭、越，是极可能的事，故今从《新·纪》。《史话》谓“与曹师雄会师”，又是杜撰事实。

继检《吴越备史》一云：“（乾符）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即钱镠）率本镇兵讨平之”（直管，下文光启三年又作“杭州山贼朱直”），可见师雄与巢，军事上并无联络。《备史》又云：“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敕本道征兵讨之，时董昌戍石镜镇，亦募乡里之众以副召，王遂委质于董氏。……六年秋七月，黄巢拥众二十万大掠州县……巢将及石镜镇，众才三百人。王谓董氏曰：黄巢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以伏兵袭之，或可少却耳。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巢小将单骑先进，王亲注弩射之，应弦而毙，伏兵遂起，巢兵大溃。”即前引《新五代史》之本据，惟误作六年（六年七月巢方在岭南），《新·纪》既正作五年，但又讹攻杭为陷杭。《临安志》，石镜山在临安县南一里，钱镠改为衣锦山；《新五代史》作石鉴，殆五代时避石敬瑭之嫌名。宋葛澧《帝都赋》“自唐乾符之后……虽黄巢之众，不能逾临安而深入”，（《舆地纪胜》二）亦表示义师已到临安境上。复次，据《备史》，镠只破巢众二千余人之前锋，陆烜《黄巢事迹考跋》引《备史》，钱镠以少骑破巢众廿万，则并未细读其文。最近韩考既主张攻下广州在六年，（一二八页）同时又说攻杭以乾符六年为当，（一二六页）对时间性之安排，似未详加考虑。

12《新·传》《通鉴》均作七百里，《旧·纪》作五百，《通鉴》胡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岂黄巢始开之耶？”按《元和志》二六，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同书二九，建州“正北微东至衢州七百里”，衢、建间至今尚为闽、浙交通大道，必非巢始开，特加工而已。

《通鉴》，五年八月后云：“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大半系承袭《旧·纪》，惟不得其确月，故连叙而下；桑原隲藏之《史料异同表》既陷于呆引，且更误作“七月”。

13《史话》称巢“以大将毕师铎留守浙东，自率大军南入福建”，又“王重隐一军屯江西……毕师铎一军屯浙东……这是公元八七八年农民军发展的大体情况”（二一九页）；今据《旧书》一八二《高骈传》，骈授镇海节度（同上《史话》误为宁海），“令其将张璘、梁缵分兵讨贼，前后累捷，降其首领数十人，贼南趋岭表……六年”，又同卷《师铎传》：“曹州冤朐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郓、荆、襄……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缵之效也。”是师铎本仙芝余部，此时已降唐而抵抗民军，《史话》不了解《通鉴》事实排比之方法（见下注15），竟认为巢之留守，可谓敌我不分。王重隐本年三月占洪州，不久即死，代之者徐唐莒，亦以四月被杀，《史话》还称重隐屯江西，何来此梦呓也！复次，镇海节度即浙西，领润、常、苏、杭、湖、睦等州，《史话》既误镇海为宁海，又以为“领越、衢、婺、温、台、明等六州”，直浙西与浙东之无能判别矣。

14此据《新·纪》。至《新·传》所云，“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如解作六年三月巢尚留滞福建境内，于义亦通；倘认为三月始入闽，则后来转战两广，时间殊感不敷分配。

15《通鉴》，六年正月下称：“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此一节事实所以安排于此，《通鉴考异》曾揭出其理由如下：“郭延诲《妖乱志》曰：初黄巢将蹂践淮甸，委师铎为先锋，攻胁天长，累日不克，师铎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师铎遂降勃海。按《旧·师铎传》，骈败巢于浙西，皆师铎之效，故置于此”。“故置于此”犹云“姑置于此”，即不知其的确年月而暂作如此安排，乃修史者所常用之变通方法。不过《通鉴》此一安排，殊有可议之处；骈败巢于浙西及浙东，当然在巢入闽之前（见上注13引《师铎传》；《旧·纪》亦云，“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璘、梁缵等大破黄巢于浙东，贼进寇福建”），师铎降唐更应在其前，故除李罕之外，此一节断应于五年八月“巢攻宣州不克”下夹叙之，方能首尾联贯。今叙在六年正月，且继以“遂趣广南”，则事实与文义两不接榫，故周连宽以为“《通鉴》叙事，有时亦不可尽信”（同前引）。王丹岑唯未了解《通鉴》排比之意，遂臆测为师铎留守浙东，肯定师铎之降为六年正月，更进一步臆测巢为避免骈主力攻击而转入广南。（均二一九页）其实当日浙西兵力，鞭长不及马腹，并未能威胁闽中，骈亦并无南征举动；巢趣广州，自为其物资丰富，远胜闽南耳。若《妖乱志》记师铎降事之未确，除《考异》所举外，《旧·高骈传》尚有一反证，传云：“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璘勒兵天长，欲击之……大将毕师铎曰：……”是巢攻天长时，师铎已为骈之大将，《妖乱志》未可信也。李罕之降唐，应在广明元年，见下注30。秦彦，《旧书》一八二有传，传内附见许勍。彦授和州刺史，勃授滁州刺史，见《桂苑笔耕集》三，又勍改庐州刺史，见同集一四，末牒有云：“前件官自举六条，已踰四载。”则勍任滁州刺史，已过四年，《新·纪》乃于中和三年书，“十月，全椒贼许勍陷滁州”，其为错误无疑。

邓广铭《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云：“起义军的主力在八七八年夏秋间从赣州经由大庾岭韶州等地而去攻打广州。”（一九五二、一○、二七、《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九○期）此殆从《旧·高骈传》“南趋岭表”（见前注13）及《通鉴》之“遂趣广南”意想得之，然此两句均属括叙的性质。《旧·纪》虽有过“北逾大庾岭”一语（见下注20），但说归时之路，非说去时之路，且亦不可信，韶州则各书全未提及。抑巢经浙入闽，各史料叙述灼然，无论空间、时间，均与由赣入粤两不相容也。

16此一问题，可从中外史料两方面分论之。《旧·纪》，本年“五月贼围广州……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新·纪》同；《旧·传》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亦表现夏初巢已入粤。唯《通鉴》独将陷广州排在九月，其余虽采录《旧·传》之文，但删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称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可是彼书亦有不自照应之处，因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广州节度，王铎请以李系为湖南观察，将兵“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末一事《新·纪》系于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粤，两方都不至有此准备。何况据《通鉴》，十月廿七巢已经桂州至潭州，把陷广州放在九月，试联系实际，中间的时日殊觉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贞明二），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书，记巢取广州在回历二六四年，相当于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据陈垣《中西回史年历表》，桑原书五九页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与前引我国记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旧·卢携传》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汉世家》 （“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以六年说为不可信。（《蒲寿庚考》一四—一五页）按《旧·携传》云：“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各事连叙而下，不定全发生于五年之内，陷荆南、江西原属仙芝及其余党，而且此传前文既书“乾符末”，下面又称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谓“踳谬较之《新·传》尤甚”者，（《廿二史考异》五五）是五年说在我国史料中只有后出之《新五代》一条。抑更须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决问题，而要顾及全局，中回两历之对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为乾符五年七月，换言之，如信赛德书不误，则破广州应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别一个更为复杂而无法解决之问题，即是说，吾人应同时将黄巢从滑州南下起迄破广州止，所有带着时间性记录之活动，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并未获得基据，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结果必至坚持孤证，陷入泥涂，将互有联系之时间性记录，任意移动或改造，此则稍经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职是之故，破广州之时间，仍须维持六年夏初之说。《史话》称：“二月，全军西征……七月，攻破了广州”（二一九页），仍未免以主观来驱使史料。郑畋、卢携之罢相，或以为因南诏处置问题，或以为因黄巢处置问题；关于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蛮传》，谓应发生于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难认为二人罢相之原因，故彼主张郑、卢罢相系争论处置黄巢之结果。唯是罢相年分，亦有两说，（一）五年说，见《旧》一七八《卢携传》、宋敏求《补实录》、《新·僖宗纪》、《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崔沆传》及《通鉴》。（二）六年说，见《旧·僖宗纪》、《旧》一七七《豆卢瑑传》、《旧》一七八《郑畋传》《元龟》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赖者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记五年五月丁酉郑、卢并罢，故赞同五年之说；两人之罢，既是五年，则巢围广州自不得不认为五年云云。（《唐宋贸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页）余往年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下或《史语所集刊》十五本），在豆卢瑑条下曾主张六年之说（原文误以《旧·卢携传》加入六年说之内，兹更正），然未提出确据。今检阅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见。首须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错误屡出，不应先存最可信赖之成心，《新书》纪、表、志（卷三五）、传似同出《补实录》之一源（说见前引拙著），若是，则五年说只有《旧·携传》及《补实录》两种史料。六年说除桑原所引外，《旧》一六三《崔沆传》称，“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应加入六年说之内；换言之，六年说所据不同源之史料，似总比五年说为较多，今检《旧·纪》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后，“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词选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弘词选人”，向例宰相不充试官；又《新·纪》《新·表》称沆以吏侍转户侍（《旧·纪》作吏侍转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郑、卢并未罢相。郑、卢未罢，则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证，再加以前文强有力之反驳（巢入广以前及以后之活动，吾人非提出确据，不能将其时间任意挪移；试让一步言，承认入广为五年事，则经浙东赴闽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时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两月便到广州？桑原竟有此论，正谚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又如入广在五年，则巢留岭南应一年以上，史文更无可征信。或前或后均移动不得，故入广非在六年不可），黄巢下广州及郑、卢罢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谓已成铁案。

此外尚有一附带问题，大食文之Xanfu，非广州莫属，说见后文。但Klaproth曾证为“澉浦”，大体即杭州，一时学者如Reinaud、Yule、Richthofen、那珂通世等靡然从之，其证佐之一，即《新·纪》五年八月巢陷杭州，与回历二六四年可以相当也；（《蒲寿庚考》一四页）但杭非唐之商港，其他条件，尤不相合，可无繁辨。

韩考主张六年说，固与拙见相同，但彼引《全唐文》八一六韦昌明《越井记》作旁证，却有疑问。记内所言岁数不合，又昌明充翰林学士，绝无可稽，说详拙著《补唐代翰林两记》二四二页，此一证当存疑也。

17《郎官柱》亦作李迢，唯《北梦琐言》作李佋。今本《旧·纪》之李岩，系原写作“李岧”之转讹（据《考异》引文，又《旧书》一七八《卢携传》同）。

18赛德之书又言巢在广州，杀回教、基督教、穆护教徒及犹太人十二至二十万，近世解者多据此为当日外侨之数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三册一三二及《蒲寿庚考》一五页）此韪言也。据《新书》四三上，广州全州人口只廿二万一千五百，纵多隐瞒，然郡城一隅，未必即达廿万（近闻桂林来人，说全城人口不足十万），抑广州沿河一带，由于近世淤垫及新填者面积颇广，居民住地，据我六十年来所见，亦扩充不少。廿年前，广州曾清查人口一次，包入对河的地区，结果不足百万。试合人口增加率，市区面积，城市集中程度等等来比较，认为唐时广州全城人口约廿万，未为低估，岂外侨之数竟等于全城，不信者一。让一步说，外侨即只十万，其势已喧宾夺主，且异族触目皆是，最易惹人注意，何以唐末关于岭南记载，如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房千里《投荒杂录》等，曾无提及，不信者二。再从经济方面言之，当日输入，不过香料、药材及若干珍奇物品，留住者已十余万，试问操何业以营生？广州在中古时代之经济发展，是否能支持此蚩蚩之众？不信者三。或谓此数包含汉族信徒在内，吾人试问唐代外教惑人之深，孰如浮屠？当会昌五年（八四五）检括天下僧、尼，只得廿六万五百，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连外国人在内），相隔只卅余年，而谓广州一隅，竟有如许教徒（中古来华之外人，多数信奉任一种宗教，此是当然之事实），且增至三四十倍耶，不信者四。闲尝思之，仙芝破荆州外郛，多所残害（见前文），其时正是回历二六四年，粤语“王”“黄”同读如Wong（照语言学公例，双唇音w，b常可通转，故大食文翻黄巢为Ban?oa），巢亦曾陷江陵，又唐人常称荆州为“荆府”，“荆府”与Xanfu音近，因是，展转传讹，误王仙芝为黄巢，荆府为广府，一般人民为外国教徒，市虎之言，固历史上所常见。荆为西南重镇，必有蕃商居留，曾被波及，赛德未尝身历中土，只录传闻，宜有不尽不实之处。我国旧史家每患偏差，保守者唯知捧着残编，沾沾自足，不肯向别个角落寻求有关之史料，采人之长，补我之短，其失也固。新进则反是，宜若可喜，然记载不能无舛错，中外所同，若唯爱其新奇，不以冷静头脑审察其信值，贸贸然囫囵接受，则过犹不及也。复次，马司帛洛（G. Maspero）云：八七九年黄巢入广以后，大食人遂不直赴中国而停舟羯荼（Kilah，Kalah），以其货物转载中舶；中舶当时大致发航广州，约十日至占城，又沿岸约十日抵Saint-Jacques（疑即大食人之Kadam，贾耽之军突弄），又约十日抵Tioman岛，沿马来半岛行，渡海峡，复沿岸行而达羯荼，全程约三四十日，（《史地译丛》一六九—一七○页）按巢为争取物资，驻广州之外国商人，势必不能幸免，此则无须讳言者。唯是，蕃商输入多数为奢侈品，经过进奉、收市、舶脚种种名称，彼辈本身亦曾饱受李朝及官吏之严重剥削，革命军及一般人民对之，似不至抱深切仇恨，如邓广铭所想象（同前引文）。而且，检巢军全部纪录，除中和元年长安洗城为清除反动分子外，他处未闻大量杀戮，此一特殊例外，颇难置信。据《教工通报》三七期在山东大学讲授中，“广州因黄巢占住过一个时期，经了一次大破坏”之错误意见，经过讨论批评而后得到纠正，（九页）详情未之知，拙见或与之相接近也。

赛德书略言：摧毁广府后，乱党进向国都，皇帝奔至吐蕃边境之Bamdou，得Tagazgaz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惟京城破坏，府库已虚。精兵良将皆死，威权坠失。贪狠之冒险家割据各省，无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国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货物则悉为劫掠。国内工厂皆被摧毁。对外贸易全为停阻。中国之厄运及大乱，波及于海外万里西拉甫港（Siraf）及瓮蛮省（0man）两地之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云云；张星烺以为据阿拉伯各家记载，Taghazghaz系指回纥，显因安史之乱回纥助唐收复两京而误会（同前引《汇编》一三○—一三一及一三四页）。按Taghazghaz系Toguzoghuz之音变，义即九部或九姓，鞑靼亦有九姓（见《隋史》七节），当日沙陀曾附鞑靼，其称谓或由于此。至虐待侮辱，与杀戮迥异，是知彼之记载，含有多少矛盾，难为信史。至Bamdou一名，张氏未释，以黄巢可译Ban?oa例之，殆“皇都”之对音。

19由闽赴桂林，须经广州，此是普通所走之路线，《旧·纪》乃云：“四月，黄巢陷桂管，五月，贼围广州”，《新·传》亦袭其文而称“巢陷桂管，进寇广州。”旧日史家之缺乏地理知识，于此可见一斑。唯《惊听录》云：“复并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叙致最为赅备。

《旧·郑畋传》：“六年，陷安南府。”安南殆岭南之误，巢实无时间可以南征安南也。《新·纪》不察，遂于陷广后接称“陷安南”，反略去桂州不提，中间遂失却联系。

《史话》称巢“在广州，经过两个月的休息整顿”，（二一九页）系因《通鉴》排陷广于九月，自桂入湘于十月；但陷广比旧、新《纪》后差五月，《通鉴》不特未提实证，且亦时间过促，说见前注16，倒不如旧、新《纪》之可信。

20《旧·传》云：“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巢从何路入广，都不之知，其误更甚于《旧·纪》。《旧·纪》，六年十月云，“时贼北逾大庾岭”，亦不合。桂州，《旧·纪》讹桂阳，据《新·传》改正。数千，世界影本《通鉴》讹“数十”，兹从《旧·纪》。

21从湘水北出，先永后衡，《旧·纪》《新·传》不误，《通鉴》倒为“历衡、永州”。巢屯衡州，见前引《惊听录》。

22《旧·纪》，克潭州在广明元年二月，《旧·传》亦系于广明元年，《考异》引《补实录》云：“闰月，湖南奏黄巢贼众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其说可信；《新·纪》系于闰十月者，据报到之月也。

23《新·传》云：“其十月，巢据荆南。”《通鉴》因亦记在十月之下，此实时间所不许，廿七始克潭，月底仅余三日耳，能飞渡荆门耶？《旧·纪》称王铎闻系败弃城，汉宏大掠，“半月余，贼众方至江陵”，亦可作反证，今从《新·纪》。复次，《新·传》开首列汉宏为仙芝部将之一，然《通鉴考异》引《吴越备史》，对汉宏出身经过，尚存疑问，《史话》径云：“王仙芝失败时投降了唐军”，（二二二页）未免太坐实。

24自此以后至明年七月渡江北讨之前，巢所攻取的地方，各书记载不一，几于无法董理，今先分述其概略，再以管见综合批评之：（1）《旧·纪》，广明元年三月下称，“攻鄂州，陷其郛……遂转战江西，陷江西饶、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此无疑是总叙在一起，纪又言，“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疠”。（2）《新·纪》，六年末称，是岁“黄巢陷鄂、宣、歙、池四州”，又广明元年四月。“壬寅，张璘克饶州”，五月，“张璘及黄巢战于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内饶州只著克，未著陷，宣州乃为两陷。（3）《新·传》云，“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广明元年……张璘度江……巢数却，乃保饶州，众多疫……巢得计，破杀张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按《旧·纪》之十五州，包饶、信、杭在内，今《新·传》既先提饶、信、杭而后文仍称十五州，显系随便抄袭旧文，未加考察；又董昌一节，与前169页注11所引《新五代史·钱镠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两点最应注意。至巢众 疫，《旧·纪》作信州，此传作饶州，则因信、饶相邻，未为冲突。（4）《通鉴》将本自《旧·纪》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节，完全记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独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见于《新·纪》）。按《旧·纪》以攻鄂列于广明元年三月，虽属不确，然《通鉴》在此之前同一个月内，方称“黄巢北趋襄阳”，此时战略上固无分兵东下之必要或可能（因为襄阳得手，即可北窥关中），纵可能矣，岂便一月之内蹂躏十五州？岂便东及于浙杭？司马光未尝顾及时间，是其疏略之处。此后广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记巢事，至四月始云，“张璘度江……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璘攻饶州，克之”，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兵败，璘死”，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黄巢攻宣州，陷之”，论其大致，事同《新·传》，月同《新·纪》，惟信州遇疫，特采《旧·纪》而已。

概述既毕，试就管见所及，提出三点来讨论：（1）杭州。巢军犯杭州，旧、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只一见，论其时期，约分三说：（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纪》主之。（乙）乾符六年，《新·传》《通鉴》主之。（丙）广明元年三月后，《旧·纪》主之。然《新·传》缺乏时间性，乾符六年无容纳其事之余地，《通鉴》强附于十一月，绝不合理（说见前），实应依《旧·纪》移入广明，由是再可缩并为乾符五及广明元之两说。考杭、越（今绍兴）相去不过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纪》以犯杭、越连著于八九两月。乾符五年巢入浙东，见《旧·纪》《通鉴》，是无可否认之事实，越为浙东首治，且濒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闽，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缀攻杭于乾符二年之后，则乾符说似为近是。反之，巢当广明元年时，目的方欲复寻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远征越、杭？四五月间与张璘相持，尤多阻碍。质言之，旧史料内确有广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种误传（如《旧·郑畋传》云：“广明元午，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虏崔璆”），稍经分析，便知难以成立，故本篇仍维持《新·纪》之说。（2）宣州。《新·纪》及《通鉴》之六年陷宣，从其文观之，都系本自《旧·纪》，若广明元年六月陷宣，则又本自别种史料；但《旧·纪》之文，原亦编入广明元年，故所谓宣州再陷，实是复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见《旧·纪》，婺、睦见《新·纪》《新·传》及《通鉴》，亦许在《旧·纪》十五州之内。按婺今金华，睦今建德，巢军如果由信州东出，实应先经衢州，何以《新·纪》《新·传》及《通鉴》均独删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将三州全删却，更不易足十五之数。或者系饶、信相持时分兵旁掠，亦未可定，总不似迟在六月耳。

《旧》一八二《高骈传》于乾符六年冬后称，“既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盖将五年之事，误记于六年之末。

25离鄂是去年底抑本年初，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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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说见前注 24。池，今贵池；歙，今歙县。《史话》列举有湖州，（二二二页）不知何据。

27《通鉴》于六年十二月下称，“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按此是巢将离鄂或刚离鄂之时，淮南兵何由接触？皆因《通鉴》将转掠十五州编入十一月，故连带而致误也。唯广明元年三月下云：“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论其时间，殊为近之。又《新 ·传》云：“张璘度江，败王重霸，降之……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按传首列仙芝大将李重霸而传内无名，谅即同一人。

28《旧 ·传》谓璘被杀于天长，且误记于南据交广之前，《旧 ·高骈传》略同；惟《旧 ·纪》则著于此次渡江之前，《新 ·纪》更标明为信州，兹从之，可参《通鉴考异》二四。

29《新 ·传》于取宣州下称，刘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按《通鉴》五月下称汉宏之党，侵掠宋、兖，六月称汉宏南掠申、光，七月辛未（十九日）请于濠州归降，唐以为宿州刺史，是汉宏并未与巢合军，《新 ·传》误。

《吴越备史》一云：“汉宏，兖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寻为大将，领本州兵以御黄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诏忠武军讨之，不利，复命前濠州刺史崔锴招携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亦未言宏与巢合。

30渡江，《旧 ·高骈传》作“广明元年夏”，《妖乱志》及《旧 ·纪》均作七月。《通鉴》胡注云：“采石戍在宣州当涂 县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又《旧 ·纪》称，“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新书》一八七《罕之传》：“随黄巢渡江，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传》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动；《新 ·巢传》乃云，“李罕之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吏皆亡”，殊误，《史话》称巢十月攻占光州，（二二四页）即因过信《新 ·传》。

31《新 ·纪》先滁后和，于顺序不合。

32《旧 ·纪》，“十月乃悉众渡淮”，《旧 ·传》作“九月渡淮”，今从《旧 ·传》。

33此号见《旧 ·纪》《新 ·传》。《通鉴》本年十一月下载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按《续宝运录》谓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是否两人称号相同，未详（《史话》二二三页倒作“补天”）。《史话》以率土大将军为巢在广南时之称号，（二一九页）绝对无据。

34《史话》引此节，称本自“《唐书 ·黄巢传》”；今考《新 ·巢传》并无其文，盖据别书转引，并未检对原文也。

35《通鉴》承《新 ·传》文（引见前注 30），于破申州后称， “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按巢之攻洛，取道汝州，除颍州外，宋、徐、兖均偏在东北，最低限度亦非巢之主力。《史话》又言九月攻占泗州；（二二四页）按《惊听录》引豆卢瑑奏，只言“淮南九驿，便至泗州”，《通鉴》亦只言卢携请急发诸道兵扼泗州，并无巢克泗州事，《史话》之无根如此。

36《通鉴》书在十日庚申之前。

37《旧 ·传》《新 ·纪》及《通鉴》均同，惟《旧 ·纪》作己巳，后差两天。

38廿二日克虢州，《新 ·纪》《通鉴》均与《旧 ·纪》同；考虢州西北至潼关一百三十里，自关至华州一百二十里，又华州西至长安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六及二），巢当日系取急进战略，而唐军方面，只有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据《通鉴》），无如何梗阻，若依《通鉴》十二月庚辰朔巢前锋方抵关下，则上去入虢已八日，未免太迟。张承范表称，“到关之日，巨寇已来”，盖谓到关之前，巢已攻潼，《通鉴》乃误会为双方同日到潼也。

39《新 ·纪》，《通鉴》皆作壬午（三日），当据宋敏求改编之《补实录》，然自潼至京三百里，以其后来程途差之，则《旧 ·纪》较可信。《史话》云：“张承范等十一月丁丑到潼关，十二月壬午失潼关，时间一共是六天。”（二二六页）按《通鉴》明言，十一月“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丁丑，承范等至华州……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由承范庚辰至潼计至壬午失关（依《通鉴》言），前后仅三日，《史话》乃以至华之日为至潼之日，颟顸已极。抑承范表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系由乙亥数至庚辰，编史者未将史文从头至尾仔细看过，因此又引生“六天”之误会。

40《旧 ·传》作奋钤，今依《通鉴》。但《通鉴》明年四月下又有华州刺史乔谦，不知是否同一人。

41昭应，宋改临潼，西至京五十里，见《长安志》一五。

42《旧 ·纪》《旧 ·传》及《通鉴》均作甲申（五日），惟《新 ·纪》作丙戌（七日）；按韦庄《秦妇吟》：“前年庚子腊月五……已见白旗来匝地。”无论如何，前锋五日已入长安矣。金吾，《旧 ·传》《新 ·纪》《新 ·传》及《通鉴》均同，惟《旧 ·纪》云：“时右骁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 巢于陂头。”右骁卫想是兼职，陂头必灞上地名。《秦妇吟》又云：“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盖义军进行甚速，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43此当是对俗间所用之称呼，巢以前并未有王号，《补实录》谓巢自称黄王，殆涉是而误会者。

44涉各项任命及其姓名，《旧 ·纪》《旧 ·传》及《新 ·传》《通鉴》等各有详略异同，今参合记之。赵璋，《笔耕集》一一及《新 ·传》《通鉴》同，《新 ·传》则传古、全古并见。王璠，旧、新《传》及《旧 ·郑畋传》同，《通鉴》又璠、播并见。此外朱实、刘塘、张言均见《旧 ·传》，《新 ·传》则作米实、刘瑭、张全。《史话》误谏议大夫为御史大夫，误传达旨意之枢密使为军事人员，所举唐朝降官，最少漏去杨希古（见本书第一章“牛李结党蠹国”）、沈云翔（见《旧 ·纪》）二人，反之，以赵璋为降官，（均二二八页）于书无据。

皮日休事迹，各书所记不同：《北梦琐言》谓黄巢时遇害，《唐语林》谓寇死浙中，《该闻录》谓陷黄巢，被诛，尹师鲁则言其后依钱氏，官太常博士云（《老学庵笔记》）。

45《旧 ·传》云：“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与《旧 ·纪》及《通鉴》异，其下文递言“四日”，“五日”，则“三”非“五”讹，所谓传闻异辞也。

46就实际言，巢入京之日已是公元八八一年。近人写作，往往上系公元，下附旧历月份，揆诸文义，实不可通（我亦曾犯此弊），如令外国人读之，更易发生误会。如为避免查对，我仍主张用“广明元（八八〇—八八一）年十二月”之记法，否则月份亦应检《中西历对照表》改正，方两不相背，余可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