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除了世族身份外，还有其他什么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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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出身于汝南袁氏，这是当时最大的世族高门之一。他的高祖父袁安担任过东汉王朝的司徒，此后，袁敞任司空，袁汤任太尉，袁绍的父亲袁逢、叔父袁隗也都是三公。“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袁绍在政治上有着这样的凭借，按照当时通例，展现在他面前的，无疑是一片锦绣的前程。但是，他有凭借，也有弱点。这个弱点是，他不是袁逢的嫡子，而是庶出的。后来袁绍的政敌就利用这点，对他大肆攻击。袁绍的从弟袁术看见豪杰大多归附袁绍，愤怒之下，曾经说过：“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他又写信给袁绍的政敌公孙瓒，“云绍非袁氏子”（《后汉书·袁术传》）。也是这个公孙瓒，当他与袁绍争夺河北地区时，又公开上疏汉献帝，指斥袁绍：“《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后汉书·公孙瓒传》）由于袁绍的生母是“傅婢”，在当时士大夫眼里，这是关系到纲常的大问题。因此，袁术站在袁氏嫡子的立场，就可以称袁绍为“家奴”，还可以说他“非袁氏子”，公孙瓒根据《春秋》原则，也可以作出袁绍“地实微贱”的结论。对自身的这个严重弱点，袁绍当然是深为理解的。为此，他刻意为自己制造名声，凡是有损于他的舆论，更竭力加以避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单车归家。”（《后汉书·许劭传》）许子将即许劭，汝南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与郭泰齐名，“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同时，他和从兄许靖，又是所谓“月旦评”的主持者。这种“车徒甚盛”的贵公子行径，袁绍是不愿为许劭所见的，否则将影响到对他的舆论。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事例。此外，在东汉王朝以孝治天下时，袁绍也竭力表现出他是一个孝行的实践者。《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三国志集解》引周寿昌说：“绍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汉臣久不服亲丧，绍为母服三年丧，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这个意见是中肯的。所谓“养名”，就是借以克服本身的弱点。这又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事例。早在庐墓之前，袁绍的母亲“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说明袁绍当时的名望，已经有很大的号召力了。这是袁绍的一个方面。

但是，在这个战乱时代里，仅仅作为一名世族的代表人物是不够的。因此，袁绍还有他的另外一面。《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七：“孟卓名邈，伯求名颙，子远名攸，子卿未详其名。”伍德瑜为伍琼或伍孚。除吴子卿不详外，对其他四个所谓“奔走之友”，这里有一一加以考察的必要。

《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说：“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后汉书·党锢传》将张邈列为“八厨”之一，“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郑太传》记载郑泰对董卓所说的一番话中，称“张孟卓东平长者”。梁章钜《称谓录》说：“汉人旧语，多以长者为富贵之称。”张邈“振穷救急，倾家无爱”，正是游侠行为的一种表现。

《后汉书·何颙传》说：“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何颙和袁绍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许攸是南阳人。《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魏略》说：“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曹操）善。”又《荀攸传》注引《汉末名士录》说：“许子远虽不纯，而赴难不惮濡足。”“济难则以子远为宗。”这是陶丘洪在袁术座中为何颙辩解的话。因为袁术曾公开指责何颙“三罪”，其中之一就是“许子远凶淫之人，性行不纯，而伯求（何颙）亲之”。陶丘洪强调了许攸的“赴难”“济难”，而许攸又是何颙的好友，两人志趣相同，是同一类型的人物。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伍）琼字德瑜，汝南人。”又引谢承《后汉书》说：“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谢承书》：“（伍）孚字德瑜，汝南吴房人，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裴松之说：“谢承记（伍）孚字及本郡，则与琼同，而致死事乃与孚异也，不知孚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孚也？盖未详之。”《三国志集解》引何焯、陈景云之说皆疑即为一人。

张邈“少以侠闻”。何颙虽然是太学生，得到贾彪、郭泰的赏识，但他能够代友复父仇，也应该兼有游侠性格。许攸既能“赴难”“济难”，又为何颙所“亲”，如上所说，两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至于伍德瑜，“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当然也是一名游侠。袁绍是“游侠”，他的四个“奔走之友”也是游侠，说明在这个战乱时代，能够大显身手的，袁绍这种类型的游侠之士，即是其中之一。

此外，袁绍还有一个重要的朋友，就是曹操。《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曹操也同袁绍一样，是游侠，《世说新语·假谲》中还保存着“魏武（曹操）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的故事。可以看出，袁、曹二人的性格当时是相近的，属于同一类型。

所谓“游侠”，荀悦《汉纪》卷一○有过论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荀悦表面上论述的，是西汉的游侠之士，而所指实际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当时的游侠，除去那些“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的以外，即所谓“武毅”，他们有的在朝廷做官，有的还像袁绍那样属于“累世公族”，有的则是“家富于财”的“长者”。他们所异于同侪的，是能够“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与西汉的游侠是有区别的。

东汉末年的游侠，是这个战乱时代的产物。关于袁绍的游侠生涯，《后汉书》作者范晔有过这样的描述：“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同时，如上所引《后汉书·何颙传》所说，当党锢之祸党人遭到急难时，袁绍对“变姓名，亡匿汝南”的何颙，不但“私与往来”，结成“奔走之友”，并与“私入洛阳”的何颙计议，为“穷困闭厄”的党人进行援救，“以济其患”；至于“被掩捕”的党人，他们又“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在袁绍、何颙的解救下，当时遭到迫害的党人，“全免者甚众”。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行动，正是荀悦所指的“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是当时游侠的一种最高准则。《后汉书·袁绍传》说：“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袁）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压力来自外部，是权势惊人的大宦官赵忠；压力来自内部，是家族之长的袁隗。在严峻考验下，“绍终不改”，说明了袁绍“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坚决态度。

这里还得讨论一下所谓“豪杰”的问题。“豪杰”本来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如《淮南子·泰族训》所说：“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在这个战乱时代里，这个词却具有特殊意义，所谓“豪杰”，即是豪族中的杰出人士。《后汉书·何进传》说：“（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逢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这是袁绍应大将军何进之辟，为什么得到重用的原因，主要的一点，即是袁绍得到“豪杰”的拥护。《何进传》又叙述袁绍等诛除宦官的建议，说：“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所召的有“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董卓、丁原尽管也具有游侠身份，在这里应该属于“猛将”，不必多说。至于桥瑁等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桥）瑁字元伟，（桥）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从洛阳回到泰山发强弩的王匡，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从上引史料看来，桥瑁、王匡当然不是“猛将”，而是在“诸豪杰”之列，王匡又是“轻财好施”的游侠。以王匡为例，“豪杰”和“游侠”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从上看来，袁绍在初露头角的时候，除他的世族身份外，又是游侠和豪杰，所结纳的，主要也是这两类，并得其拥护，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