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瓒“讨袁檄文”中列举的袁绍“十大罪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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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卓被杀前后，公孙瓒与袁绍之间打了一场大仗，就是著名的界桥之战，它发生在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夏之际，也就是赵岐宣达罢兵诏前的几个月。

袁绍与公孙瓒曾联手夺取了韩馥的冀州，但事后袁绍绝口不提分赃的事，公孙瓒憋了一肚子火，加上后来发生的刘和事件，公孙瓒更把袁绍恨得牙疼。

袁绍为了息事宁人，也做出了一些姿态，把自己担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等于从自己的冀州刺史部划出一个郡给了公孙瓒，但公孙瓒的怒气仍无法消去。

公孙瓒以打黄巾军为借口大肆封官，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还任命了郡太守、国相以及县令等若干。

公孙瓒的做法摆明了就是跟袁绍对着干。任命冀州刺史是成心恶心冀州牧袁绍一下，任命青州刺史是趁原青州刺史焦和的死去抢地盘，兖州虽然现在还八竿子打不着，但先派个刺史去搅和他一下，这种未经允许把筷子往别人碗里伸的行为必然招打。

袁绍和公孙瓒的矛盾不断激化。

袁绍和公孙瓒都意识到一场决战不可避免，除了积极扩军备战，他们还都想方设法给自己拉外援，给对手制造敌人。

袁绍拉的外援是刘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上当初他曾力推刘虞为帝，虽然事情没弄成，但说明他对刘虞是尊重的，刘虞对他不会反感。

公孙瓒拉的是袁术，在刘和事件中他们的关系日趋紧密。

从双方兵力对比情况看，公孙瓒的实力更胜一筹。

推测起来，公孙瓒这时可以调用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左右，且骑兵所占的比例较高，这与幽州跟北方少数民族地理相近有关。而袁绍人马数量明显不足，要守的地盘很大，能集中起来作战的也就不到五万人，其中骑兵的占比不大。

袁绍一方的主力大都是韩馥原来的人马，虽然张郃、麹义、颜良、文丑都是一流的猛将，但他们大都归顺不久，忠诚度尚待考验，万一战场上出现失利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落井下石不太好说；相比较而言，麹义投奔自己比较早，与韩馥曾经彻底翻脸，可靠度较高，关键时候可以委以重任。

除此之外，袁绍要和公孙瓒决战还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白马义从，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华北平原这样的开阔地带，用步兵打骑兵，且人数不占优势，胜算实在很小；更何况，敌人拥有白马义从这样的战场终结者。

让袁绍头疼的事还不止这些，公孙瓒跟黑山军的张燕联系上了，策反了刚刚归顺袁绍的南匈奴单于于扶罗，还跟徐州刺史陶谦建立了联系，加上老盟友袁术，袁绍现在基本上四面是敌人了。

袁绍整天跟沮授、田丰、逢纪、许攸等智囊一块商议，试图找到一条破敌之策。

袁绍还在冥思苦想之时，公孙瓒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先发布了一个“讨袁檄文”，然后调集大军向冀州杀来。

这份檄文写得挺下功夫，尽管出自敌对方之手，所说的事难免有歪曲和无中生有的地方，或者夸大其词、造谣中伤，但也有实事求是的内容，因而保存了一些其他史书上没有的史料。

这份檄文列举了袁绍的十大罪状。

第一条，袁绍把董卓招到了洛阳，是董卓之祸的根源（招来董卓，造为乱根）；

第二条，董卓把持朝政，挟持天子，袁绍不反抗董卓，反而拍屁股走人，只顾自己逃命（弃置节传，迸窜逃亡），没有履行臣子向天子尽忠的责任；

第三条，袁绍当上渤海郡太守，偷偷准备兵马反抗董卓，却不提前告诉家里人，结果招致50多位家人丧命，实在是不孝；

第四条，袁绍兴兵之后，不恤国难，而是四处培植自己的势力，又盘剥富室，搜刮百姓，弄得世人很有怨言；

第五条，和韩馥一起阴谋另立朝廷，为了能发矫命诏恩，还私刻金印玉玺一枚，上面刻着“诏书一封，邟乡侯印”的字样，跟过去王莽作乱情形一样；

第六条，信任一个叫崔巨业的术士，和他同吃同住（与共饮食），什么大事都问他，不像一个大臣的作为；

第七条，前虎牙都尉刘勋和袁绍一同起兵，刘勋立了不少功，但袁绍听信谗言，因为很小的过失就杀了刘勋；

第八条，袁绍给前上谷郡太守高焉、前甘陵国相姚贡下命令，让他们交钱，钱没有按时交来，杀了他们二人；

第九条，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的生母本来只是府上的一个奴仆，袁绍出身低贱（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

第十条，长沙郡太守孙坚兼任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立下大功，袁绍命周昂盗居其位，破坏了讨董行动。

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檄文。

这篇檄文不是只喊口号，而重在说事，专揭对手的伤疤，想必一经发布，便获得了很强的杀伤力。檄文中所说的事情，有些可考，有些已经不可考了；有些说得在理，有些强加在袁绍头上则很勉强。

比如制造了董卓之祸，袁绍确实负主要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不反抗董卓、置天子于不顾，这个大家都有责任；使一家50多口丧命，这不是袁绍的责任，而是董卓的责任。

说袁绍起兵两年来不对付敌人，只顾壮大自己，这倒是事实；指使韩馥立新君，这也是事实；派周昂攻打孙坚确有其事，至于说因此讨董大业就失败了，有些夸张。

檄文里提到的崔巨业也确有其人，其实是个江湖骗子、算命先生，袁绍很迷信，打仗要挑好日子，决定重大事情要先问吉凶，至于这个算不算缺乏大臣的风范，属于工作方法问题，是个仁者见仁的事。

檄文里提到了刘勋，已经不可查了，汉末有个挺有名的刘勋，早年跟曹操是好朋友，后来也归附了曹操，但袁绍杀的显然不是此人。檄文提到的高焉、姚贡，袁绍向人家要钱，不给就翻脸杀人，这也无法考证，不过既然写在了给天下人看的檄文里，肯定有这两个人，至于事情，不好说了。

檄文里最不该的是揭了袁绍的隐私，说什么他是丫鬟生的，这就很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