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全传——宣统帝溥仪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溥仪是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坎坷曲折，前半生，三岁登基，以后三度称帝，在位时名义上唯我独尊，事实上无异囚徒；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溥仪

一、三度登基 无异囚徒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父亲载沣，八岁时承袭王位，长大后谨遵其父醇亲王奕譞的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他所以能像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像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做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原来在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和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是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积数十年统治经验的慈禧，深知“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内外诸事若违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因此，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即为醇亲王指婚，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以笼络控制光绪及载沣。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条“潜龙”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飞出第二条“潜龙”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和戊戌政变后飞黄腾达的袁世凯。

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光绪一朝，由一名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累迁至亲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随后即入值军机处，并升到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上，儿子载振也做了工部尚书，父子同朝，显赫一时，令王公大臣们侧目。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时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他不惜重资，买通了只要给钱连祖宗都可以卖掉的庆亲王奕，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使其成为京师重地的一个强大武装集团，并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奕劻的贪鄙庸劣、要钱不要祖宗，袁世凯的贿买新贵、暗建袁氏武装，使慈禧有些不放心。于是，她借筹备立宪之机，上调袁世凯入值军机处，意在收回袁世凯军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袁世凯，从自己的升迁调任中，也感觉到气候有些异常，他这时感到自己远不是西太后的对手，因此为长久计，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动交出了北洋军权。做为一名汉族官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使慈禧解除疑虑，反而预感到了某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但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是对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威胁。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皇太后，垂暮之年并不糊涂。她深知袁世凯交出北洋兵权并非出自本意，其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远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至1908年秋，竟也大病缠身。就在这时，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怕西太后死在光绪之前，光绪再次执政将报复自己，因此正在策划废掉光绪，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孙计，慈禧认为该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谕令庆亲王奕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满州贵族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三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从而为大清王朝的皇统接续做好了安排。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认为自己也要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力反较佳。翌日，仍于六点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暨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请而施行。”作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九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南方及西部数省闻风响应，辛亥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辛亥革命风暴的致命打击下，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们为了保住大清皇帝称号和各自的身家性命，于穷途末路之中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了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次日，袁世凯公开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起义门（武昌首义遗址）

清王朝灭亡了，但宣统皇帝的称号保存下来了。此后，不但民国历任总统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无论在私函亦或公文中，都赫然称溥仪为“大清皇帝陛下”，紫禁城外的遗老遗少、各地一些大小军阀政客以至像胡适那样著名的“新潮人物”，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1917年，辫帅张勋复辟帝制，率数千辫子军扶他“重登大宝”，也仅仅当了12天“真正的皇帝”，便再次摔下了“宝座”，宣告复辟破产。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为了锁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们决定尽早为溥仪完婚。经过多方协商并得到“皇帝恩准”，人选很快就确定下来。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民国总统黎元洪派出了大批军警卫队保驾，并先以民国政府的名义送上贺礼万元，而后又和其他军阀、政客们以个人名义亲致祝贺，赠送厚礼。当时尽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号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声威和吸引力。溥仪作为“皇帝”，一次成婚，两个妻子：皇后，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17岁；淑妃，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文秀，14岁。

复辟后的溥仪， 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

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于离开了那个他日夜想离开的紫禁城。但这既不是他自己计划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们让步的结果，而是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兵山海关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1931年11月10日夜，还是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潜往东北。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

三个月后，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然而，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形同傀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的傀儡皇帝生涯宣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二、接受改造 成为公民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两个月，而后便与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五年的拘留生活。

1950年7月，苏联政府将溥仪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九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九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之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渡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五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和他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新生后的溥仪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 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 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 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好，何况自己一个民国总统，从而坚定了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国际上，溥仪特赦后短短几年时间会见了几百名国际友人、各国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胸怀，表示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为建设自己祖国尽力的决心。他的切身经历和感人话语，赢得了国际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誉。有的西方记者说，西方人理解溥仪比理解雷锋容易得多。溥仪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糟蹋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

溥仪去世之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后事极难处理。周恩来总理为此作出特别指示，说“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另一处墓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在年过八旬的载涛的主持下，聚会讨论决定将溥仪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新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对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980年5月29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的骨灰盒的第一室副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