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全传——穆宗载淳

载淳即同治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八位皇帝。他一生只活了19岁，而且一直在其母后西太后的挟制之下，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载淳

一、幼年继位 纨绔少年

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三日，清宫内部一片繁忙气氛，尤其是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储秀宫，更是人来人往，一个个喜气洋洋，大家都在为懿嫔叶赫那拉氏的分娩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原来，咸丰虽然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可是他已26岁，却不曾有一个儿子。咸丰渴望有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叶赫那拉氏顺利分娩，果真生一男孩。咸丰接到奏报后，十分高兴。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即挥笔亲批朱谕，懿嫔晋封为懿妃，在储秀宫值班的太监也各有升迁。这个给其父咸丰帝带来欢愉、并给其母带来恩宠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载淳。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出身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中等官僚家庭。其父亲名叫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广太道。那拉氏的乳名叫兰儿。她相貌出众，而且十分聪明伶俐。咸丰帝20岁登基继位，选纽钴禄氏为皇后，并广选秀女，补充宫娥，兰儿有幸被选中。咸丰二年（1852）兰儿入宫，被封为兰贵人。入宫之后，兰儿虽然不满自己的“贵人”称号，但也无可奈何。兰儿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为了讨人喜欢，她操作勤恳，努力干活，任劳任怨，而且对人态度温和，乐于助人，人缘十分好。她更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皇帝。据说有一次咸丰游圆明园，走到“洞阴深处”附近，听到有人歌唱南方小调，声音清脆，曲调幽长，非常悦耳动听，感到十分惊异。咸丰便问侍从太监这唱歌的是谁，太监告诉是兰贵人。于是咸丰便步入“洞阴深处”，命召那拉氏入见。咸丰见兰儿极为美丽，心中十分欢喜，就让她再唱一支南方小调。这次兰儿有幸被皇上召见，能说会道，又善猜人意，很讨皇上喜欢，渐渐就得宠了，不久由贵人升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又生了儿子载淳，满足了咸丰盼子心切的愿望，更是如鱼得水，因子而贵，再晋升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升为懿贵妃。

清廷御膳

小载淳在其出生以后的几年内，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父亲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望他能继承大业。母亲不仅出自天然的母子之情，而且也因儿子给自己带来重要政治资本，所以也十分爱怜载淳，细心照顾他的生活和成长。可是这种欢快的生活并不长久，一场变故把载淳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也把他推入了痛苦和郁闷的深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而英法联军却长驱直入，逼近北京。咸丰十年（1860）八月，咸丰仓皇逃出北京。这时，小载淳才四岁，也随父母逃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咸丰逃到热河后，病情逐渐加重，经常吐血。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于是便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八人召至榻前，接受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第二天，咸丰病死，年仅五岁的载淳继位，拟年号“祺祥”。可是，这个年号尚没有正式应用，清朝廷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又影响了小皇帝载淳的一生。

原来在咸丰生前，肃顺等人很受信任，权力极大，这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肃顺等人则想，咸丰死后，那拉氏成为皇太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也经常在皇帝面前诽谤那拉氏。载淳继位以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掌握大权、执掌朝政，那拉氏和钮钴禄氏被尊封为皇太后。因为钮钴禄氏和那拉氏在热河时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故也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西太后因前面的原因对肃顺等人的掌权更加不满，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变故就不可避免了。

西太后明白，要想同肃顺等人争夺大权，就必须首先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便向东太后提出执政的事。东太后性格温和，胆小怕事，对权力也没西太后那样的兴趣，所以，对西太后的提议，起初并没有应允。西太后便向东太后诉说肃顺等人的种种专横之事，以引起东太后对肃顺等人的不满，东太后被说动了心，建议和奕訢商量一下。于是她们密旨令奕訢速赴热河。奕訢和其兄咸丰不合，一直不得意。咸丰逃往热河时，奕訢被留在北京收拾残局。咸丰死后，奕訢连顾命大臣也没有份，而且肃顺等人传旨，命奕訢仍留京办事，不必来办理丧事，这更引起了奕訢的不满，所以肃顺也成了奕訢的冤家对头。奕訢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抓紧与两太后密谋。他指出，要想制服肃顺等人，非还京不可，并向两太后保证，外国人不会干涉此事。密谋之后，他立即返回北京，为政变做准备。

西太后为了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以便进行政变，坚决主张回京。肃顺等人似乎忘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古训，对此重视不够，表示同意回京。九月二十三日，小皇帝载淳恭奉咸丰的梓宫启行回京。早晨，行完启灵礼后，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等人随从，而让肃顺跟随梓宫后行。这样，西太后就把肃顺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孤立了起来。

九月二十九日，到京以后，西太后见奕訢等人已准备就绪，立即于九月三十颁布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八大臣解职拿问。十月六日，又颁布上谕，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其他五位或革职，或流放。这样，西太后等人以迅雷之势一举彻底击垮了肃顺等人的势力，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

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正式继位。在热河的时候，颁定的年号是“祺祥”，但并未实施。回京以后，朝政变迁，有人提议更改年号，西太后便命王公大臣会议。众人议定新的年号为“同治”，以示两宫太后临朝同治之意。西太后听后十分高兴，特颁谕旨，改年号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此后不久，王公大臣又制定了垂帘章程，经过两宫太后批准执行。十一月初一日，两太后和小皇帝共到养心殿，接受众臣的朝拜，从此正式开始了两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治帝就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乐趣，成为他母亲手中的一个傀儡和工具。

为了把载淳培养成人君，两宫太后为同治帝挑选了强大的师资阵容。尤其是同治登基之后，特派同治帝的叔父醇亲王奕譞教习蒙语及骑射，大学士倭仁教习满文，恭亲王奕譞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惠亲王绵愉常驻弘德殿照料一切。早在咸丰在世的时候，大学士李鸿藻就被任命为同治的师傅，后来又有倭仁、李棠阶，翁同等人相继入值弘德殿，教授同治汉文。奕訢、奕譞、绵愉等人都是皇族尊贵，地位极高；而倭仁等人又大都是清中央的权臣，并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养。为了约束同治，按照清朝祖制，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同治每日到书房后，要先拉弓，然后学习蒙古语，读满文书，最后读汉文书。

本来同治自幼聪颖，有成人的风度，而且天性浑厚，按常理发展，本可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是载淳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却有着诸多的不幸和烦恼，其父咸丰早死，使他过早地失去了父爱；其母西太后自“垂帘听政”以后，一味倾心于宫廷斗争，争权夺利，对同治很少关心，根本没有什么母爱可言，更不用说母教了。载淳得不到别的孩子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享受不到家庭的乐趣，他只有和阉宦们鬼混在一起，寻找欢乐，以弥补他那缺少温暖的心灵。太监们大多是阿谀奉迎之辈，他们为了讨得小皇帝的喜欢，根本不可能对同治进行有益的照顾和教育，往往以声色犬马诱惑皇帝，使同治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污染。由于师傅们上课时不能呵责皇帝，因此就找了一些贵族子弟伴读，当皇帝有错或不认真学习时，拿他们立威。但同治在稍稍长大之后，在一些贵族子弟诱导下，同治往往微服出宫，到处游荡，寻欢作乐。尤其同治与恭亲王之子贝勒载徵两人很要好，而且两人都喜欢穿黑衣服，而载徵是个好色之徒，因此在他的带领下，凡有女子的娼寮酒馆及其摊肆，他们几乎无所不至。因此同治根本不能安心读书，而且厌学情绪越来越强烈。功课越重，他越依恋玩乐的兴趣和轻松；师傅们越严肃，他越喜欢那些阿谀奉迎之辈，因此同治帝在弘德殿成为一个十分难治的顽皮“学生”。

正因为这样，虽然倭仁等人用心教授，兢兢业业，可是同治的学业却进展不大。到同治十年（1871），同治已有16岁，即将大婚亲政，但对学习仍不热心，他的师傅虽心急如焚，可无法改变，因此到亲政的时候，同治不仅连最基本的经典如《左传》都讲解不了，甚至不会句读，读奏折也不成句，书写时则别字连篇，说话也不太清楚。这就是大清国第八位皇帝的文化水平和素质。

二、母子不和 淫病而终

同治帝西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母子之间却没有一般人家所具有的那种天伦之乐，也没有封建伦理纲常所要求的母慈子孝。作为母亲，西太后以子而贵，使她有机会登上清王朝权力的顶峰，在她眼里儿子无非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她对儿子缺少一个母亲所应当具有的母爱和温情，更多的是控制和利用。同治性格倔强，对母亲也没有那种缠缠绵绵的感情，相反更多的是反感和不满，尤其是同治亲政以后，对母亲的专横揽权更加不满和恼火，时时有摆脱母亲控制的想法。

使同治更为恼火的是，西太后蛮横干涉他的私生活。同治八年（1869），同治已年满14岁，按照惯例，就该举行大婚了，大婚之后就要亲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视权如命，她不愿归政给同治，所以对同治的婚事也一再向后推延。到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经17岁了，西太后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不得不为同治帝议婚。当时，在备选的女子中，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相貌出众，而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上较富察氏逊色，但雍容华贵，举止端庄。东太后嫌富察氏轻佻，十分喜欢阿鲁特氏，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西太后则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阿鲁特氏是西太后的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甥女，不愿把皇后这个位子让给这样的人，所以意欲立富察氏为皇后。东太后告诉西太后说：“凤秀的女儿太轻佻，怎能选为皇后呢？只能当一个贵人。”这话正刺中了贵人出身的西太后的痛处。两太后争议不下，就让同治拿主意，结果大出西太后的意料，自己亲生儿子竟不向着自己，同治表示喜欢阿鲁特氏，要选她为皇后。九月，同治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入宫，被封为孝哲毅皇后，富察氏同时入宫，被封为慧妃。

阿鲁特皇后

结婚以后，同治和孝哲毅皇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孝哲毅皇后不苟言笑，气度端凝，同治十分钦佩和敬重。宫中没事的时候，同治常常给皇后提问唐诗，皇后都能对答如流，同治心中十分喜欢。可是，西太后却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有意挑拨同治和皇后关系，不仅婆媳关系不好，也使母子关系进一步紧张。西太后多次向同治说：“皇后太年轻，不懂礼节，皇上不要常到中宫去，以免妨碍政务。”并且极力赞扬慧妃贤惠，要同治多加眷爱。不仅如此，西太后还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同治。同治对其母西太后干涉自己私生活的做法十分不满，偏偏不听母亲的话，索性独自一人居住在乾清宫，以示对母亲的抗议。

同治十二年（1873）一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归政，同治亲政。然而，同治仍然没有真正的权力，清朝的大权仍然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同治亲政以后，并没有什么政治作为，他用心最多的恐怕就是修复圆明圆一事了。在这件事上，他和母亲西太后意见一致，步调统一，可算是他们母子之间难得的一次谅解。

修复圆明园殊非易事，工程浩大，耗资甚巨，不仅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还将引起奢华之风，因此招来一片非议声。这时候，原本就不同意但却未敢极力劝阻的恭亲王奕訢不得不出面了。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十六日，奕訢上疏，请求同治停修圆明园，并指出了同治一些不符合祖制的生活作风和行为，如在内宫与太监打闹，出宫游玩，不用心读书等等。奏疏上后，奕訢又怕同治看不明白，请求皇上召见，同治不予理睬。奕訢再请，同治才于十八日召见了奕訢，召见时，奕訢将其奏折中所陈诸条反复讲解，同治不耐烦地说：“我停工就是了，你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奕訢说：“臣所奏很多，不只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事。”同治更加恼怒，没好气地说：“我这个位子让给你怎么样？”二十九日，同治上朝，召集诸王大臣，指责奕訢无人臣礼，应当重处。同治颁诏尽革恭亲王所任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虽然诸王大臣极力劝阻，但同治余怒未消。于三十日又发布谕旨，以“语言之间诸多失仪”为名，革去奕訢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八月初一日，又颁布谕旨，以“朋比谋为不轨”为名，尽革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10人的职务，由此发泄对奕訢的不满。两宫太后听到消息，急急忙忙赶到弘德殿，斥责其年少不懂事，同治只好撤销了对奕訢等人的处罚。经过这场风波，同治和西太后也只得放弃了修复圆明园的想法，但却再次提出修建西苑三海为交换条件。至此，围绕着修复圆明园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同治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没有一国之君的尊严和权力。在政治上，同治受到西太后的控制，年幼的时候暂且不说，即便是亲政以后也是如此。加之实际上他也没有康熙帝那样年少有为的素质，因此，可以说政治上是一无建树。在生活上，同治也受到西太后的无理干涉，使他丧失了家庭乐趣，这使性格倔强的同治十分苦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同治肆意出宫去寻找乐趣。他到处寻花问柳，纵情淫乱，一点也没有国君的样子。长期的淫乱生活，使同治帝渐渐染上了梅毒，身体垮了下来，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前后，同治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传太医看视。太医看后大吃一惊，便知道是淫乱生活所造成的病毒，但却不敢明言，便奏请西太后，西太后心中也明白，但为顾全皇家的声誉，也不好明说，便说是天花。于是太医便用治天花之药给同治治病，当然不可能奏效。同治十分痛苦，气愤地说：“我的病不是天花，为什么按天花治呢？”此后，同治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下部已溃烂，臭不可闻。在同治病重期间，孝哲毅皇后不断到同治床前看视，好言劝慰，并亲自为同治擦去身上的脓血，以尽夫妻之情。就在儿子病危的时刻，西太后也没有尽自己应尽的母爱，相反，常常借故迁怒于孝哲毅皇后，甚至破口大骂。这时的同治已无力与母亲抗争，只是痛恨在心中。

紫禁城午门象征威严与尊崇的铺首和铜钉

同治不久认识到，自己已没有生的希望，回顾自己19年的生活，感慨万千，痛恨不已，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悲！于是，他召见了他的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要求在他死后，找一个年龄稍大的人继承大统，以避免自己的悲剧。李鸿藻退出后，拿着同治的遗诏，浑身战栗，面色大变，立即奔告西太后。西太后见到同治的遗诏，如雷轰顶，即恨又惊，当场撕毁了遗诏。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五日，同治病死，终年19岁。孝哲毅皇后无法承受西太后的虐待和非难，在同治死后不到100天也殉节而死。

同治死后，葬在惠陵，追赠谥号为“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