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困守

＞＞时间：1267～1273

襄樊之战是元朝统治者灭亡南宋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两个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在这一战役中，襄阳军民体现出极大的勇气与爱国热情。

围困襄樊

忽必烈即位后建立了元朝，意图灭亡南宋、一统中国的野心并没有削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进攻的重点从四川改为襄樊（今属湖北）。

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端，一条汉水流过襄阳和樊城之间。人称“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咸淳三年（1267），投降蒙古政权的南宋将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如果南宋“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实施针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蒙古政权统治者派人用玉带贿赂负责襄阳防御的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商业往来的榷场，得到南宋方面的应允。不久蒙古人又以防备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再次同意了要求。于是蒙古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又在土墙内建筑堡垒，建立了围困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耕织图刻石拓片

宋朝多次颁诏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宋仁宗、宋高宗先后令人绘出农家耕地、收割、养蚕、织布的图画，陈列于宫中。从此，以耕织为题材的绘画作品纷纷出现。南宋初年，於潜知县绘制了《耕织图》45幅，其中表现农耕的21幅，表现蚕织的24幅。清乾隆年间（1736～1795），内府根据宋本《耕织图》刻石，安放在圆明园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刻石也遭毁坏，幸存的23块，后为北洋军阀徐世昌获得，藏于私宅墙壁中，1960年收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示这两块刻石分别描绘了农民耕地和收获时的景象。

襄樊拉锯战

咸淳四年（1268），蒙古将领阿术等人又在襄阳附近修筑了两个城堡，切断了宋军从陆路救援这座城市的道路。咸淳六年（1270），蒙古军队依据襄樊西、南两面的山岭，修筑漫长的围墙和十座堡垒，彻底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孤城。在这期间，蒙古军队还大力营建水军。咸淳六年（1270），刘整与阿术上书忽必烈皇帝：“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责令刘整负责“造战船，习水军”，很快组织了一支拥有五千艘战船的庞大舰队。

南宋为了救援襄阳，于咸淳三年（1267）任命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年底，为打破敌人的围困，吕文焕组织襄阳守军主动进攻蒙古军队，却被敌人打得大败，宋军伤亡惨重。仅在咸淳五年（1269），南宋将领张世杰、夏贵、范文虎等人就几次挥师襄樊，意图打破蒙古军队的封锁，但是无不以惨败而归。至此，宋军与蒙古军队已经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然而这时蒙古军队对襄樊的包围已经形成，南宋组织的援军屡战屡败，襄樊守军的反攻也不能取得胜利，当地军民只好困守两城。

襄樊之战

咸淳八年（1272）年初，元军对樊城发起了总攻，著名的“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元军攻破樊城外城，宋军只得退到内城继续坚守。

到了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郢州（今湖北钟祥）等地民兵三千余人，由张顺、张贵等人带领，经水路星夜支援襄阳。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士兵们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要奋勇杀敌。经过浴血鏖战之后，宋军击破元军的封锁，成功进入了被困达五年之久的襄阳城，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战斗中张顺英勇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守军在江水中捞到他的尸体，悲愤的军民将他安葬后立庙祭祀。

不久，张贵在另一次意图打破包围的战斗中被元人俘虏，英勇牺牲。为了尽快攻下襄樊，元军用计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汉水浮桥，从而切断了两城之间的联系，失去支援的樊城很快陷落。樊城失陷后，襄阳的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朝廷告急，却始终没有盼到援兵。咸淳九年（1273）二月，困守襄阳的吕文焕被迫向元军开城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