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人无己

“不龟手之药”无论在宋人还是“客”的手中，药性并无差别，但因用者不同，用的对象与场合不同，所得结果也就不同。

后人一般认为这里庄子是借“不龟手之药”讽刺宋人不会像“客”那样“用大”，有贬宋人褒“客”之意。其实未必。庄子用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如何“用”。同样的东西，只要能“用”得恰到好处，就不能说是“拙于用大”。宋人“以洴澼为事”，能用不龟手之药保护自己，还能换取“百金”，这是宋人会“用”。“客”用不龟手之药“说吴王”，最后“裂地以封”，这是客会“用”。难怪郭象读到此而感慨道：“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遥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只要各尽天性，得其所在，而不被“掊之”，就可以“逍遥”了。接着，就如何“用大”，庄子进一步发挥道：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能盛五石之大的葫芦，原本就不应该装水，也不可以剖开做瓢。这种可“大用”之物到了不会“用大”之人的手中，当然没有用。倘若拥有这个大葫芦的人能用之漂浮于江湖，还会忧虑葫芦长成之后无所可容吗？这样的人，其心就像被塞上了茅草一样不开窍啊。

“大瓠”在惠子的手中最终遭到“掊之”的命运，固然是惠子不会“用大”，但“大瓠”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的“有用”，无论是用于盛水浆或剖为瓢，甚至“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都暴露了“大瓠”心中因“有己”而求为世所用的一面。在庄子看来，但凡“有己”之人，很难避免不去求“有用”，而一旦求“有用”，被“掊之”的悲剧就不可避免。所以对普通人来说，“无己”的过程，是要先放弃“用”，没有了“用”，才能无所“忧”，也才能去除“蓬之心”。

通过庄子对“用”以及“用大”的这一番议论和感慨，我们不难看出，庄子“至人无己”的核心是人如何看待“用”以及如何“用”。

三 “大樗”之“无用”与“无己”

大“瓠”由于“有己”又“有用”，故难逃一劫。虽然庄子说“有用”之大“瓠”如果掌握在会“用大”者手中，很可能发生“浮乎江湖”的命运转机，但这距离“至人无己”的境界还相差甚远。其实，庄子先举“大瓠”之例，不过是为了铺垫出后面的正题，那就是如何通过“无用”来达到“无己”。用庄子的话来说，这样的“无用”就是“无用之用”。所谓“无用”是对外而言，“无用之用”则是对一己而言。如何才能做到“无用之用”呢？最重要的就是得“无己”。于是，庄子又用了一则寓言：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通“途”），匠者不顾。”

大树是“大材”，于世有大用。匠人常常为寻找大材而不惜远赴深山。可是这棵大树就长在路旁，只因为长得臃肿盘结不合绳墨，而且枝蔓卷曲不中规矩，匠人经过时甚至看也不看它一眼。对用者匠人来说，“樗”虽大，却“不材”，所以无用；而对“樗”来说，却因其对外呈现出全然无用的形象而免遭刀斧之祸。这种对外的无用岂不正是对一己之大用？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

“瓠”与“樗”在世人眼中同为“大物”，其命运却如此不同。瓠的种子为魏王所赠，又经惠子精心培育，原本很有希望成就世人眼中的“大用”。不幸的是，其“大材”因远远超出培育者所能想到之用，结果被视为“无用”而遭“掊之”。“樗”则不同。“樗”也大，却深谙“有用之用”的危害。为了免于砍伐之灾，“樗”不但不求为人所用，甚至不惜“扭曲”自己。“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一棵树只有长成了这副模样，才能使自己免遭斧斤之伐，解除外在忧患。而这种对外呈现出的“无用”，正是源于“樗”内心深处的“无己”。因为只有“无己”，才能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才会不在乎外在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倘若“樗”心中“有己”，恐怕就连“立之涂，匠人不顾”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都会承受不起，那“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境界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为什么在庄子笔下，每每提及箕子、接舆之类佯狂之狂人，以及那些呈现出似“樗”一般的“畸人”如支离疏、哀骀它、申徒嘉、王骀、叔山无趾、子舆、子来等，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深情。不难看出，庄子思想中的“无用”与“无己”是紧密相关、互为因果的。

庄子的“无己”境界，对于守着“腐鼠”不肯放弃的惠子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能以一个常人的眼光去评判庄子：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惠子认为庄子只会说些“大而无用”的话，既不能匡时济世，又不能传道授业，注定一生只能是孤家寡人，穷困潦倒。面对惠子的再次讥讽，庄子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作为回答：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狸狌”就是野猫；“候”，是等待；“敖者”，指的是“鸡鼠之属”（司马彪语）；“机辟”“罔罟”，都是捕兽所用的机关。野猫“卑身而伏”，等待着猎物，上蹿下跳，利令智昏，最后却死于猎人之手。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中于机关之法，身死罔罟之中”（成玄英语）？庄子接着说：

今夫牦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

这里，庄子自喻为“牦牛”，说“牦牛”与“樗”一样，能“为大”，图的是顺从天性，追求逍遥自由，当然不可能像“狸狌”一样费尽心机地忙着“执鼠”。虽然在惠子看来，牦牛大而无用，可正因为它不屑于“执鼠”也不会“执鼠”，才不致为“机辟”“罔罟”所害。庄子用牦牛“不能执鼠”来回答惠子，一方面把惠子引以为豪的宰相之位比作不屑一顾的“鼠”，另一方面说明只有像牦牛这样顺性生长、物我两忘，才能进入“无用之用”乃至“至人无己”的境界。

四 “无己”的意义

很多人说惠子是庄子的朋友，其实不然。惠子与庄子的交往，在先秦典籍中仅见于《庄子》一书。据《庄子》记载，庄子的确是把惠子当朋友的。有一次，庄子还曾远道去探望惠子。可是惠子对庄子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庄子·秋水》记述说，惠子在相位时，庄子曾前去探望。惠子唯恐庄子会取代自己，竟派兵搜捕庄子。庄子见到惠子后，自比鹓雏，而把相位比作“腐鼠”，说鹓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怎么可能去跟惠子抢食“腐鼠”呢？由此可见，惠子完全不理解庄子，根本算不上是他的朋友。尽管如此，庄子还是把惠子当朋友看待，至少他对惠子所说的，都是坦荡赤诚的肺腑之言：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所谓“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残杀、没有功名利禄，也没有是非、没有高低贵贱的地方，也就像《逍遥游》所描绘的“藐姑射之山”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如同巢于深林的鹪鹩、饮于江河湖泊的鼹鼠，“不问何物，悉皆无有”（成玄英语），没有欲念，无所牵挂，“无所可用”，自然也就“无为”“无己”了。一旦行动上“无为”，心中“无己”，就能进入“无用之用”的“逍遥游”自由世界了。庄子用“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勾勒出了一幅多么怡然自得、超然世外的理想人生图景啊！这里人人没有“斤斧”之虞，万物齐一。没有“害者”，也就没有了被“害者”；没有什么可用，也就不需要去“用”，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困苦祸害的存在。

庄子说惠子“拙于用大”，他既不识大瓠之用，自然也不识“樗”的“无用之用”。在惠子看来，庄子的学说，正如这棵“匠人”不顾的“樗”一样，一无所用，因此“众所同去”。但在庄子看来，“无用”就是“大用”，正因为“无用”，“樗”才得以顺性生长，才可以像成玄英说的那样：

不材之木，枝叶茂盛，婆娑荫映，蔽日来风，故行李经过，徘徊憩息，徙倚顾步，寝卧其下。亦犹庄子之言，无为虚淡，可以逍遥适性，荫庇苍生也。

这“不材”之树，不但因“无用”而免遭斤斧，而且还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个逍遥的养生场所，为一代又一代过客提供憩息之地。可见庄子“无用”之说的着眼点是以“无用”为“大用”，以“无用”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由心灵的住所，教人们在乱世中如何避祸、如何摆脱人生的种种羁绊，从而进入自由逍遥的境界，达到“无用之用”，这才是“至人无己”的最重要的意义，而并不像后来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处世方法。

“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德充符》）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懂得“无用之用”的人，才能了解“樗”的生存之道；只有懂得“无己”的人，才会理解庄子人生哲学中“无用”的深刻含义。

在庄子看来，如果一个人能看透尘世中的“有用”与“无用”，达到“无用之用”，那就不但可以避免像“大瓠”那样不幸被人“剖之”，而且还可以如同“樗”那样得以颐养天年。这样的人，就是“至人”了，而“至人”就是“无己”的人。一旦做到“无己”，就可以不顾忌世俗的一切，超越所有的利害得失而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

“无己”的至人不会在意世上发生的一切，更不会在意世人的“不顾”以及世俗之人投来的轻视鄙夷的目光，他们对外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无动于衷，始终保持内心的平静安适，“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于是，其精神便得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的人，自然无所畏惧，没有什么能威慑到他们；自然得到了庄子由衷的赞叹“至人神矣”。

总而言之，庄子的“至人无己”，就是要在心中“无己”、对外“无用”、不求“有用”，在现实社会中“顺物”而游，却又不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能守住心中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净土”，达到“吾丧我”的境地。这样的人，就是“无己”的“至人”。庄子把“至人无己”摆在三种逍遥游者的首位，已经说明进入“至人无己”远比进入“圣人无名”“神人无功”的境界难得多，也更具有挑战性。然而，这却是庄子心中进入精神自由的“逍遥游”的最高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