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考据之学

历史大观园古代文化 2020-06-17 21:26:14 0

考据之学为汉代古文经学所开启。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意从文化传统的角度阐发儒学。顾炎武像但是，由于古文经学家未能同谶纬神学划清界限，限制了考据之学的发展。考据之学的长足发展是在清代。清代考据之学亦称“朴学”，因其打着恢复汉代古文经学的旗号，又称为“新汉学”。清代考据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明亡之后，一些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江山易主的历史教训。他们认为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脱离实际所造成的理论偏差是明亡的原因之一。为了避开宋明理学的误区，他们主张从经典出发重新挖掘儒家义蕴。

清代考据学的创始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曾化名蒋山佣，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清兵入关后，他和家乡父老兄弟一起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清。江南沦陷以后，他一直奔走各地，联络义士。他曾十谒明孝陵，准备举事以图复明。晚年深入西北，卜居华阴、富平一带，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多次拒绝清廷征召，不惜以死相抗，曾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针对宋明理学“明心见性之空言”，他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他“引古筹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厌恶空谈，要求把儒学当作“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他指出，在孔孟时代并没有单纯的理学，理学本来寓于经学之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儒治经注重名物训诂，仍不脱离经世致用的宗旨。只是到了宋儒才附会经典，空谈义理，到明代甚至发展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程度。他痛斥王学末流“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在他看来，宋明理学之所以流为空疏的虚学，是因其接受佛教禅学所致，从而离开了儒家的实学传统。

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正本清源，一是由器求道。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为了弄清源流，他主张先从音韵训诂入手。他写出《音学五书》，奠立了古音学的基础。针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器对立论，他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顾炎武故里非器则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他认为道器二者是统一的，要真正由器求得道，除了读经书之外，还应当深入实际，同客观事物相接触。他毕生身体力行，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一边读书，一边考察山川地理、世俗民情，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写的《日知录》“凡经义、史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考证其谬误”，是清代考据学在初创阶段的代表作。

阎若璩是继顾炎武而起的另一位考据大师。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邱，祖籍山西太原，自五世祖迁居江苏淮安。他沉潜经史20余年，撰《古文尚书疏证》。他在明代梅鹫的《尚书考异》的基础上，引经据古，条分缕析，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晋梅赜献的《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经惠栋等人的补证，这一结论为学术界公认。这一辨伪成就对宋明理学是一沉重打击。宋明理学家把《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成“十六字心传”，奉为尧、舜、禹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原来所谓道统竟出自赝品，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宋明理学学术价值的怀疑。不过，阎若璩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严厉地批判宋明理学，还说过“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一类的话。这反映出清初考据学同宋明理学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知录到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年间，清代考据之学发展到鼎盛阶段，涌现出乾嘉学派。据《清经解》记载，当时从事考据的学者有157家，成书2720卷，足见其规模之大。乾嘉学派的兴起同清政府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有关。文字狱使学者望而生畏，不得不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丢去了清初顾炎武那种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清统治者发现，这样的考据学不但对自己的统治无害，反倒可以起到笼络士林的作用。遂修正独尊宋学的政策，对考据学也予以扶植。乾隆、嘉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延聘专家学者数百人整理古籍。乾嘉学派以四库全书馆为大本营迅速地发展起来。

乾嘉学派包括吴派和皖派两支。吴派以惠栋为首。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因其是江苏吴县人，故所创学派称为吴派。他秉承家学，潜心经术，著作甚丰。主要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惠栋治学主张尊古训守家法，惟汉古文经是信，学风有些拘执。他在理论上的贡献虽然不算大，但他却是真正把考据学大旗撑起来的领袖人物。吴派的重要人物还有孙星衍、王鸣盛、洪亮吉等人。吴派的学风是博而尊闻，述而不作，他们在史籍整理、文献考订方面卓有成就，而在思想界影响甚微。梁启超在评论吴派时说：“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今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精神，几天阏焉，此其罪也。”梁启超的这个评语切中肯綮，是比较公正、恰当的。

《孟子字义疏证》皖派不像吴派那样偏执，他们尊汉而不迷信，学贵自得之见，比较注重思想性。皖派的领袖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因其是安徽籍，故所创学派称为皖派。乾隆（1736～1795）年间修《四库全书》特召为纂修官。他博闻强记，尤精小学，治学严谨。不仅对文字、音韵、训诂、名物之学颇为精通，而且涉足天文、数学、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他在考据学方面的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其中《孟子字义疏证》最能体现他的学术风格和思想观点。他采取考据方法，揭露宋明理学的谬误，重新阐释儒学基本范畴，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理气关系上，针对程朱的“理在事先”、“理在气先”的观点，戴震提出“气化即道”、“理在气中”说。他认为阴阳五行之气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气的运转流行过程就叫作“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从动态的角度看，世界是道的运行过程，从静态的角度看，世界是“器”即各种事物的总和。由此可见，道和器是统一的。他不同意程朱理学把道说成“形而上”、把器说成“形而下”的观点，认为“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因此，道并不脱离形、脱离器，道就在器之中。至于理，也不过是气化流行过程中的条理，绝不是如宋儒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实体。戴震对理的解释是：“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他分析说，宋儒“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必然割裂理气、道器关系，将人引入虚幻之境，“使学者皓首芒然，求其物不得。”戴震把道、器、理、气都统一起来，形成实学世界观，同理学划清了界限。

在理欲关系上，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戴震提出“理存于欲”的观点，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认为理是不能脱离欲的，灭掉了人欲，当然也就不可能保存天理。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理作为使感情欲望得以适当满足的标准和尺度来说，必定同欲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他痛斥宋明理学的理欲对立论冷漠严酷，不近人情，“以理杀人”，实际上把理变成尊者、贵者、长者手中的“忍而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他控诉说：“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把宋明理学维护专制制度、禁锢人性的消极方面揭露得淋漓尽致，从“理存乎欲”的观点出发，戴震主张“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通过对“存理灭欲”说的批判，戴震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

除了戴震之外，皖派的重要人物还有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孙诒让等人。他们在思想理论深度上虽不如戴震，但也都能发扬通人情、致实用、断制谨严的学风。王念孙精研古音，精通训诂，所撰《广雅疏证》占有材料广泛，博采众家，实事求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也堪称经学和小学中的名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首开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尽管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考证过于细密、繁琐的缺点，但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是应当肯定的。

章炳麟是清代考据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别号太炎。他早年倾慕顾炎武，曾师事考据学家俞樾。他对清代考据学加以总结，选择精粹，编为群经新疏。其中有：惠栋《周易述》、江藩和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虞氏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毛诗传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刘文淇《左传正义》、陈立《公羊义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皮锡瑞《孝经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焦循《孟子正义》。他撰写的《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国故论衡》等论著，在考据方面也多有创获。不过，章炳麟作为近代启蒙学者，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考据学的小天地里。他努力学习、研究、介绍西方学术思想，致力于创立新的思想体系。他首先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朴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