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历史沿革——宋代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书院的产生及其兴盛

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官办书院大体为朝廷藏书、校书的机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授徒讲学的职能。有的学者统计《全唐诗》诗题中所见的书院有11处，载于方志的唐代书院有17所。其白鹿洞书院中，皇寮、松州、义门、梧桐四书院，史料中已有关于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唐代私人书院的这类讲学活动规模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制。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穷居草野，潜心讲学之事，书院应运而起，进入了书院职能全面转入讲学读书的初级阶段。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县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镐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

宋初的著名书院，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这些著名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南唐元年间（825～827）建学馆，置田产，始招学徒，并称庐山国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知江州周述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得准，名称白鹿国庠，学徒已达数百人之多。从唐末至宋初任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学者多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瑾等，故其造就的学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学者辐辏造访，门庭盈盛。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开宝九年（976）知潭州朱洞建讲堂书斋共50余间，初具规模。其后屡经扩建，又经朝廷赐书赐额，山长周式又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被任为国子监主簿、兼书院教授，故尔书院兼有半官半私的性质。

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处扩建而成。此后朝廷委官赐田，逐步纳入官学的范围，并一度称名南都府学。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主持南都府学教席，吸引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为北宋教育的兴盛和庆历兴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后周始建，北宋至道二年（996），朝廷赐“太室书院”额和监本九经。景祜二年（1035）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朝廷赐田一顷供膳。此书院初建时影响虽大，但以后渐趋无闻。

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迥雁峰下。唐时本为道观，北宋至道三年（997）建为书院，仁宗景二年（1035）赐书院匾额及学田，得朝廷赞助而趋于兴盛。

位于浙江江宁的茅山书院、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江西安义的雷塘书院，在宋初的书院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办学风格也颇具特色。如华林、雷塘书院即是一种家族式的学塾，与前述白鹿洞、应天府诸多官方色彩颇浓的书院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华林书院的宗旨即是胡氏家族聚居，数代承传经史、诗书、礼仪，进而累代博取功名。故徐铉《华林胡氏书院记》称其“祖孙一德，洙泗同风”。宋初胡氏一家中进士者竟达13人之多，并有位至宰相的高官。因此吸引了一批来自远方各地的学者。书院筑室百区，聚书5000卷，肄业者常数百人之多，岁时讨论，讲席无绝，一派兴旺活跃的景象。

从上述几个著名书院的地域分布来看，宋初书院教育普及范围较为广泛，但影响较大、数量较多的书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周围和江西、湖南一带。集中于东京周围的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官学色彩较浓，反映了这类书院在宋初的兴起，与朝廷的关联较为深厚。集中于江西一带的书院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浔阳陈氏东佳书堂，则显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深厚的家族文化渊源。

北宋景、庆历以后，至北宋末年，随着朝廷历次大规模兴学，官办的州县学校渐起，书院沦入沉寂，达百年之久。

进入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至理宗朝达到鼎盛。

南宋书院教育的复兴，大体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由程朱理学的发展促成。理学奠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南宋几起几落，虽曾几度占据太学讲席，但屡遭朝中权贵排抑。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并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诸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杖等著名的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其二，南宋官学虽有国家资助经费，但往往流于形式，失其教学之实，士子游学，“非图啜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迂阔于事，无补于时”。官学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空荒，而具有较高教学质量、形式灵活、学风生动的书院，便得到土子的青睐，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其三，科举制度的腐败，导致士学风气的堕落，一些志趣高洁、仰慕圣学的学者厌恶仕禄功利之学。而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自由讲学，专研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腐败的官学形成鲜明对照，故尔被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子所敬慕。

此外，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也为书院振兴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南宋书院的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书院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和分布范围扩大。有关两宋书院的总数，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大体约200～400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体为2∶8左右，南宋超过北宋约4倍左右。书院分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就连边远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也有书院创办。至于书院的规模和设置，更较北宋完善，办学条件也多有改进。

书院的内容和功能有所扩大。两宋书院都有讲学、藏书、供祀的活动，但南宋书院藏书、讲学的规模远远超过北宋，供祀的礼仪也较北宋完备。

南宋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其内容涉及到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方向，以及书院的日常行政管理条规。

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

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洞主”、“山长”，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其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

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祖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

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祖先圣、先师，先贤，并为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并具有“敦劝生徒，鹞兹大化”，“与六籍同功”的作用。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有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祖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

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远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

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磷少从张拭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当今第一教官”。信州五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拭、吕祖谦为师，求得“造道之方”，终成绍兴五年（1135）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斡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

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行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