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历史沿革——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全新形式，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社会及其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容闳与中国早期的留学教育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其倡导者为中国最早留学美国并获耶鲁大学学位的容闳。

容闳（1828～1912）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早年就读于澳门古特拉富夫人女塾附设的男塾及马礼逊学校，后于1847年随马礼逊学校首任校长勃朗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容闳虽然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并得外国教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系统的大学学业，但却时时挂念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大学修业期间，每每念及“中国之腐败情形”及中国人民之苦难状况，便“怏怏不乐”，“遂觉此身负荷极重”；并有“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的感觉。大学毕业后便立志报国，欲以开拓教育为救国之道路，他想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与自己同等的文明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54年底，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启程返国，争取实施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

回国后的容闳曾先至南京拜会太平天国干王洪仁歼，提出建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实业学校和颁定各级学制的七点方案，未被采纳。此后又向曾国藩、丁日昌等洋务派重臣陈述留学教育的计划，得到赞赏。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作为善后谈判的译员，他又借机向调停大臣曾国藩、丁日昌、毛昶熙、刘坤一等人亟言留学教育之必要，促成曾、丁、毛、刘四人联衔入奏请求开办赴美留学的事实。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疏，奏请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并附留学章程12条，奏章除阐述留学教育的诸多重要性之外，还援引《蒲安臣条约》中有关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学校学习各等文艺，享有同最优国同等待遇的第七条款，作为留美学习的法律依据。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李鸿章再次联名上疏，奏请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及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主持留学教育的一切事宜。

1872年夏末（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中国留学肄业幼童30人启程赴美，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此后，清廷又分别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五月）、1874年（同治十三年八月）、1875年（光绪元年九月）派出第二、三、四批留美幼童，每批30人。至此，留美肄业幼童人数达到120人。这些幼童大多数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一带沿海开放省份，其中仅广东一地人数就达86人，占总人数的71.6％以上，而容闳故乡广东香山县一地竟占39人，占总人数的32.5％。这些幼童到美国后，每二人一组分别居住在美国人的家庭中学习外语，然后就近入学读书，并陆续进入美国各科大学开始深造。

第三批幼童宿读名单：

朱锡绶、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尔福学习。

沈嘉树、康赓龄住士得勒佛书馆，从艾墨生学习。

宦维诚、程大业住希白能书馆，从颇司特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

邝贤俦、邝景扬住意司特亥母登书馆，从弥那学习。

曹嘉祥、杨兆南住惠特列书馆，从聂夜恩学习。

曹嘉爵、卢祖华住那夫爱墨司特书馆，从克那格学习。

唐致尧、林沛泉住葛令非尔书馆，从克拉克学习。

梁如浩、唐绍仪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格阿登学习。

容耀垣、周长龄住未士特问司叠特书馆，从费列白司学习。

黄季良、杨昌龄住稳技司得书馆，从课尔司学习。

袁长坤、周万鹏住火里约克书馆，从克格温学习。

吴敬荣、孙广明住利意书馆，从亥特学习。

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徐振鹏、郑廷襄住亥得列书馆，从柏阿司过学习。

1874年，在美国哈特福德建成了留学事务所的永久性办公场所。留学事务所虽已在美设立，但派留学生一事，仍不时遭到守旧势力的种种非难和打击，曾先后担任留学事务所第1、3任监督的陈兰彬、吴子登便是其代表。1876年吴子登赴美，被认为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吴子登与陈兰彬均出身于翰林，吴子登虽号称“精研数理，博通中西”，但实际只限于西学之皮毛，对留学教育“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出任监督后“尤思破坏，不遗余力”。至于首任监督陈兰彬也是“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他升任驻美公使之后，便极力推荐吴子登这样顽固守旧的人物接替第二任监督区谔良的职务。在陈的支使下，吴子登散布种种谣言诽谤留美幼童，诬称留美幼童已全盘西化、多入耶稣教中、失去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也“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并称：“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在此关键时刻，主持洋务大政的李鸿章虽称吴子登“悉数可撤”之议，“未免近于固执”。却又首鼠两端，不给留学事务所应有的支持。时逢美国国内掀起排华浪潮，并拒绝按照《蒲安臣条约》的规定允许中国学生入西点军校肄业，留学事务所由此遇到了极大挫折。尽管容闳为保留留学事务所尽了最大努力，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也纷纷致函总理衙门反对撤回留美学生。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及美国一批大学校长联名致书，称赞留美学生刻苦钻研，成绩极佳、言行品德令人敬佩，学期未成，中途撤回令人惋惜。但清政府仍于1881年6月电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

这些懊丧回国的幼童，已有60名进入美国的大学及技术学校，刚刚开始接触到工程、矿冶、造船、通讯等方面的专门训练，便被迫中断学业。幼童返国后又立刻被押送到上海一个旧楼中“禁闭起来不许外出”。此后，幼童被分发到全国各地，他们每月只有四两银子的待遇，生活十分艰难，并受到中国土大夫的杯葛和歧视，被视为“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尽管如此，留学幼童归国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仍大多数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除许多人在政界、外交界及军界担任了重要职务（如：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清末外务部尚书、民国交通总长梁敦彦、海军元帅蔡廷斡）之外，在工业建设领域也发挥了骨干作用，诸如：第一批幼童中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回国后独立主持京张铁路的建设工程，并任此项工程的总工程师；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吴仰曾主持开办了开平矿务，兼办京张铁路煤矿；毕业于美国矿务大学的邝荣光，后任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并主持临城矿务，兼任工程师。他们均因杰出的成就而在1907年被清廷赠授进士出身。

在早期的留学教育活动中，除留美幼童得到政府的大量资助之外，福建船政学堂也分别于1876年、1881年、1886年，先后派出三批留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轮船制造、驾驶、矿务、枪炮制造工艺、鱼雷、火药等知识，先后派出的学生总数达73人。这些学生分别进入法国的军工厂、大学、专科学院及英国格林尼次大学修业，他们回国后大多数成为北洋水师及轮船制造业的中坚人物，如首批出洋学习制船和轮机制造的学生魏瀚、郑清濂、陈兆翱、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六人，回国后独立主持制造了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轮船；1881年被遣往德国留学的学生陈才铺，回国后也能设计图纸，主持仿制鱼雷、伏雷。这批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轮船制造业的技术专家，他们的学识水平和能力并不逊色于洋员，而其月薪却不及洋员的三分之一。这些归国留学生所具有的强烈爱国热情和责任感，更使他们仍抱着极大的牺牲精神投入工作。这种精神在从事海军工作的归国留学生身上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尽管早期的留学教育施惠不广（合留美幼童及留欧学生人数共193人），耗资颇巨（船政学堂三批留学生费资约计60万两银，留美幼童约计60万两银），但其远期效益和社会影响却十分广泛，其价值远非120万两白银所能量及。

留日教育热潮的出现及其根源

中国对于日本教育的重视，肇始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在此之前，虽有少数有识之士再三提请人们注意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及其教育变革成就，但在绝大多数中国士儒的眼里，日本还只是一个东夷岛国而已，除了在正史的《东夷列传》所见到的有关日本的陈旧知识之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重大变化几乎懵然无知。1879年黄遵宪所著的《日本杂事诗》及其后不久出版的《日本国志》，1893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1884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考试上》以及左宗棠在更早的1866年奏请创办福建船政学堂折本中提出的有关日本教育的种种真知灼见，均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康有为在1898年1月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追述甲午战争前后国人对于日本态度变化的过程时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1875年），疏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1884年马尾海战之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及东事既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举国上下，咸昧日本，若视他星”。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损兵丧师、割地赔款、举国悲痛，如梦初醒，对东洋小国日本刮目相看。邹容像朝野上下方才激起了了解、学习日本变法经验及教育成就的普遍热情。在此形势的推动下，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派员至上海、苏州一带招募了13名学生，于当年6月15日抵达日本留学，揭开中国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的10余年间，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增长，1902年各种官费生、自费生人数已达600余人；1903年增至1300余人，至1906年，已增至8000余人。据《日本学制五十年史》记载：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为明治三十五年（1902）迄明治四十一年（1908）之间，人数最多的明治三十九年（1906），留学生人数超过7000人，以后虽逐年减少，但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人数仍不低于5000人。如此巨大的留学教育规模，是以往留美、留欧教育无法比拟的，在中国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也是绝无仅有的。

留日教育热潮的出现，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背景之外，还有诸多具体的客观原因。对此，康有为在1898年1月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曾谈到学习日本的几点理由：其一，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蕞尔小国，经过变法而骤强，其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其二，日本与中国语言风俗相近，国体相同，又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闭关→开放→变法的过程，因而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借鉴，中国通过考察日本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误弊，取其精华”，则可以尽收其利而去其害，减少中国自己变法过程中的失误。其三，由于日本大量地翻译了西方自然、社会科举的著作，考虑到中国西语人材奇缺而日中语言相近的条件，中国可以通过翻译日本译著间接了解西方学术，同时这种语言相近的条件也为中国人赴日留学提供了便利。其四，欧美以数百年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中国近采日本则可以用更短的时间，便能实现自强的目的。学习日本无疑是一最佳的捷径。

除上述四点原因之外，留学日本较留学欧美，还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路近省费，可以大批派遣。上海、天津到东京的航程，仅六七天的时间，这与府县入省会学堂、省会入京师学堂，劳逸相等。二是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定及科举中额的递减直接促成了大批学子远赴东洋留学。自科举制度废除后，学校教育得到朝廷大力提倡而引起士人的普遍重视，在时人心目中出洋留学已远较在当地学堂读书地位优越。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的1905年，成为留学日本人数最多的一年，正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态。

除清廷的提倡外，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十分提倡发展留学教育，尤其推崇留学日本，也是赴日留学热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康有为变法期间曾上疏光绪皇帝，“请广译日本书，大派游学”。后期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也大议“游学之益”，认为日本小国而暴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留学教育培养出了像伊藤、山县、梗本、陆奥这类主持维新大政的中坚人物，并备述留学东洋的有利条件。189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正式决定选派留学生赴日本游学的首份政府文件中，也明确指出：“近年以来，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又与中国近在同洲，往来甚便”。清末诸派人士之所以如此一致地推崇日本的经验，在上述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日两国政体和文化传统的大体相同所致。这一点，在1905年中国驻日大使杨枢的一篇奏折中得到了精确的阐述：“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盖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壹意立宪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这段议论指出了中国学习日本的热情所系，是日本变法的宗旨有助于“尊君权”、仍然遵守“中国先圣之道”，并不效仿西方的共和民主政体。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清廷积极促成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特设法政速成科，先后选派300余名官绅赴日接受培训，学习日本的政治法律。像这样大批量的官员出洋专习政法学业，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赴日本留学热潮的出现，还与日本的调整对华政策有关。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鉴于在满洲与沙俄争夺霸权的需要，对中国采取笼络的政策。1898年日本主动致函清朝政府，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闰三月），日本驻华大使矢野文雄又致函清政府，声称日本愿出资赞助200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此后，日本政府又陆续制定了《关于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之规程》（1900）、《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1901）等法令，为中国人留日学习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日方民间还陆续创办了日华学堂（1898）、高等大同（1899）、东亚商业（1901）、宏文学院（1902）、同文书院（1902），成城学院等专为培训中国留学生的日语学校，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东京法政大学、明治大学也专门特设了培训中国留学生的速成科或学堂。余如日本的实践女学校、东亚女学校则分别附设了师范工艺速成科和速成师范学堂，专门招纳中国女子留学。在这类学校中，由嘉纳治五郎创建的宏文学院先后招纳中国留学生达7192人，其中3810人毕业，其贡献尤为卓著。

总的来说，清末留日教育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但弊端也很多。1907年，杨枢的《游学计划书》曾总结归纳留日教育存在着五弊：其一，官费生初选不精，颖异可造者不过半数，能至大学或专科毕业者更少。据统计：历年留学日本在初级速成班学习的占60％，修业于普遍中学或中专者占30％，中途退学者占6%—7％，大专者占3%—4％，而入大学者不过1％而已。可见留日教育的水平很低，教育质量也不令人满意。其二，学成归国后，也多用非所学，如习师范者办陆军、学工艺者办警政，此为清朝政府官僚体制的弊政所致。其三，官费生中由各局所派遣的留学生只限于修业某一技术（如印刷学生、铁道学生之类），心无远志，归尽义务，本无深造之意。其四，公费生由地方公款资助，只限于1～2年，期满归国，欲求深造也无经费支持，只能浅尝辄止，难成大器。其五，自费生（约占留学生总数的70％）贫寒出身居多，十之八九欲藉留学资格冀得一学堂教员或衙局幕友而已，胸无远志，归无大器，即使少数有志之士，欲求深造，也无足够财力维持学业。

清朝政府在鼓励留学的同时，鉴于留日学生的日趋革命化，对他们的防范和控制措施日益严密，日本政府也密切配合清廷，加强限制中国学生的措施，并于1905年颁布了“取缔规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数千人参加的罢课抗议。12月7日日本的《朝日新闻》公然撰文诬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著名反清志士陈天华跳海自杀以示抗议，近3000名学生愤然返国，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共和革命，至1912年时，留日学生便只剩下了1400人左右。

庚子赔款与留学教育体制的形成

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实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过程中，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留学教育的法令和章程。这些章程规定了留学教育各个方面的条例和细则，使得留学教育逐步规范化。在这些法令中，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五日（1901年9月17日）公布的《广派游学谕》，允诺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将分别得到进士、举人出身的奖赏。此后，清廷又由外务部于1902年12月27日公布了《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规定了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的条例，1904年5月练兵处制定了有关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的章程；同年九月，外务部、学务大臣又联名奏准游学西学的简明章程。有关留学生归国考试录用的章程，也分别于1905年和1906年陆续颁定，并在1907年和1908年两次修订。此外，清廷还先后于1906年和1907年颁布了有关进士馆派员留学和贵胄子弟出洋留学的办法章程。

这一系列法令章程的实施及新学制的颁布，导致留学教育日渐发达起来，与留日教育热潮出现的同时，留学欧美也吸引着许多人。除留学英法德美等国外，留学比利时，俄国、奥地利的人数也有不少增加。1903年湖北一省就选送24人赴比国留学，1904年湖南省选3人赴比国学习矿业，同年四川选13名留学生赴比利时学习路矿。留学比利时的人数之所以明显地增加，一方面由于中国发展工矿业急需人材，而比利时矿业在欧洲较为发达；另一方面，是由于比利时留学费用比较便宜，每人一年学费只需1600法郎（不足白银500两），只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1／3。

自1881年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后，中国留美教育一直处于低温状态。据统计：1881年至1900年期间，每年赴美留学的人数最多未超过4人，20年间留美人数总共也只有15个人而已。从1901年开始，留美教育开始复苏，1901年留美学生人数增至12人，到1907年增至69人，1908年为64人。这无疑也是得益于清政府鼓励留学教育的政策。另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03年统计：当时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记入留学生会籍者便有50人之多，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北洋大学，也有相当一批自费生和来自杭州的官费生，他们分别肄业于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部分私立学校，学习政治、法律、经济、矿务、工程、电学、工商、农业等方面的专业。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总数约10785286美元），并将此退款用做资助中国留美学生的经费。经中美双方议定，从拨还退款之年起，头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约100名赴美留学；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此项协议形成后，清政府遂着手筹建有关留美教育的机构，并草拟有关章程。

1909年（宣统元年）7月10日，清政府由外务部、学部会奏收还美国赔款派遣赴美留学的办法，提议设立游美学务处主管留美教育事宜，设置肄业馆专门进行留学生出国前的各项培训，并规定了考选赔款留美学生的办法及津贴在美自费留学生的办法。

游美学务处于1909年9月正式开办，场所租赁东城侯拉胡同一所民房。学务处成立后即着手起草了《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及其《附则》，该章程规定了游美学务处的性质、职责、职员工资待遇、办公规则、经费开支等项细则，并于次年（1910年）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建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校址位于京西清华赐园旧址，学堂分为初、高等两级，学额为500人，学习年限共为八年（初、高等各四年），每年定额招生，高等科参用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学生主要预备选送美国留学，若未经选送出国，则留馆修习各种专门学科。至此，清华学堂便不限于留美预备学校的专一职能，已具有常规学校的性质。1911年4月9日，由外务部呈请的《奏请订立清华学堂章程折》得到正式批准。此后，游美学务处又于当年的5月24日，制定了招考清华学堂的章程，同年的9月6日又制定了《清华学堂章程》，留美预备教育的体制至此大体成型。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的另一件大事，是主持招考留美学生的事宜。1909年8月（农历），举办了选拔第一批留学生的考试，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同年10月送至美国，后来著名的学者梅贻琦、秉志就在此次录取赴美留学。1910年7月（农历），第二批留学生是从400多人中选出的70人，另有143人为备取生，在这70人中有后来著名学者赵元任、竺可桢、钱崇澍、胡适等人。1911年6月（农历）录取了第三批63人，同年还挑选了一批11～12岁的幼童12人，以求取得“蒙以养正”的效果，但这批幼童直到民国三年（1914）才赴美去读中学。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1909年9月4日、5日）考试，八月三日（9月16日）发榜，录取47名，八月二十九日（10月12日）放洋。宣统二年七月（1910年8月）举行考试，录取70名。宣统三年闰六月（1911年8月）举行考试，录取31名。

由退还庚子赔款所实施的留学教育，从实质上讲，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同时也对中国教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首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骨干人材，这批留美学生归国后大多数能够承担建设国家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事业的领导重任，并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中发挥了开拓的作用。其次，在庚子退款的促动下，中国建立了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形成了较为规范、系统的留学预备教育、考试、管理的体制，这与清末新政中其他有关留学教育的法令章程互为表里，标志着中国留学教育有了一套体制。再次，庚子退款在清末虽然只招收过三批留学生，但它同时制。定了津贴自费留美学生的条例，这无疑有助于促进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同时，美国首创的这个先例，也促使英、法、意、比、荷在1922～1933年间纷纷效尤，这对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虽然庚子赔款本身是帝国主义各国贪婪掠夺和敲诈中国人民的财富，并且截至1918年，中国已付出了6.5亿余两白银，但如果退款不被外力硬性规定，腐败的满清政府也不会用这笔钱去办教育的。这一点，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头10年近50年的教育历史经验中不难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