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卷——谦谦君子，从此绝迹

赵曙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渐行渐远，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最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民间词，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们都不说，堂堂的大宋中心枢纽之地，居然变成了菜市场！他断喝一声，“絮是何言？”

韩琦不过是耸耸肩，没什么反应。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是平时的小意思，韩琦的这种特性还能让富弼走下坡路，从权力巅峰上跌下来。用什么办法呢？简单，我们大兵就是粗枝大叶，不那么“细心”的。

富弼的妈妈在仁宗嘉祐六年的三月份去世，按惯例富弼要辞官回乡守孝，可惯例中还有特例，宰执身份的官员可以遇丧起复，回去悲痛一阵子还回来上班，官职不变。仁宗当时先后五次派人带诏书，命令他回京重当首相，却不料富弼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问得急了，富弼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在临走前和韩琦有过一次谈话，内容就是宰执大臣遇丧起复是不是合适。傻子都知道富弼在说什么，他妈妈刚死！韩琦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此非朝廷盛典。”

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富弼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是在说他是个留恋官位的贪婪人。一生清廉自守，没留下任何污点的富弼怎么受得了这个。尤其是想一想都刺心，如果这时他回来还当首相，就等于默认了韩琦当初是当面骂人。

天大地位，品德最大，富弼的首相位置就这样丢了。绝妙的是，占了大便宜的韩琦倒非常的生气，他公开埋怨：“我只是随便一说，他倒怪起我来！”真是活见鬼，就不说全宋朝都知道富弼刚死了妈妈，就拿他自己的身份来说，以次相地位，来说国家官员制度，尤其是谈话对象还是当朝首相，你怎么能随便一说？！

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还能是卑鄙者的无罪证明。

抛开当时的恩怨，说赵曙即位之后两人的变化，富弼守满了三年孝，再回来时只能当枢密使，首相变成了韩琦。在他离开的这三年里，天翻地覆，韩琦有了拥立之功，加上文臣里最强武将的性格，他变得独断专行，为我独尊。

没人敢反对，可富弼不买他的帐，富弼同样以下级的身份（东西府平级，但威望职权稍逊）反抗韩琦，同样的拆上级台，拆得义正严辞，大快人心。

那是在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的第二个月，赵曙一边给亲生子女加官，一边给亲近大臣们升职。宰执大臣们人人有份，韩琦和富弼首当其冲。韩琦是首相迁右仆射，富弼是枢密使迁户部尚书。照例一番推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皇帝的礼，唯独富弼一连七次上书，我不要。

他的推辞理由，就是赵曙的劣行陈列表，其揭发力度和20多年前鞭笞仁宗时如出一辙。

——“……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官谕，料陛下亦自知之。”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此非太后本意，盖不得己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者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虫鱼草木皆沾德泽，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今日不忍见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

——“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

奏章写到了这个力度，效果等于零，赵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性格中的挚拗外加牛皮糖精神显露了出来，无论谁说什么，他都当耳边风。

那好吧，这是他自找的，富弼这种良言相劝不管用，只好由司马光出场。再次强调一下，司马光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对方不得不听他的。除了以后比他还犟的王安石之外，他所向无敌。

具体到这件事，司马光给皇帝搬来了一个台阶，赵曙不下也得下。

司马光以知谏院身份联合御史台，弹劾一个宫里的太监。此太监非同小可，除了没有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显赫军功之外，权力、资历半点不差。他就是从刘娥时期就隐在宫里的实权人物任守忠。

简短节说，司马光和御史吕诲列出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着实吓人，如果一项项都是真的，那他就是个从刘娥、仁宗时一直潜伏到现在的超级敌特，其实只看第八条就成了。“……规伺语言，撰造事迹，往来革面，进退异词，使两宫交斗，遂成深隙。”

赵曙和曹太后失和，完全是任守忠挑拨的。这个罪名有没有，实在不好说。任守忠到底有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法深究。要看的是弹劾背后的文章，司马光要求把任守忠斩首，说这样才能让两宫合好，那么作为赵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那就是说任守忠无罪，他和曹太后不和另有原因；答应了，就证明他的不孝是受人挑拨，是个不明真相的误会。

这个台阶好不好呢，只要赵曙还有一星半点的理智，就该借坡下驴，挽回自己的声誉了吧。事实上他也在犹豫中，这个人的阴暗心理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大爆发，让全天下人都鄙视。现在他的犹豫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觉得他另有隐情。

于是他的死党们就主动站出来帮他圆场，比如韩琦。首相大人说，“陛下登极之时，任守忠也有辅助之劳，可从轻发落。”这就有了个转折点。

却不料立即被富弼抓住了破绽，富弼抢上前去，高声对赵曙说，让全殿的臣子们都听得见——您的帝位是先帝仁宗亲自授予，由皇太后协助登基的，您只应该追念仁宗的顾复之恩，报答皇太后的拥佑之德，现在有人说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是他们而不是先帝与太后让您即位的吗？

赵曙立即头晕，不管他心里是多烦多恨仁宗，他都不敢在这件事上含糊。如果把仁宗抛开，他的皇位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合法。

没办法了，亲爱的韩琦，谁让你瞬间猪头三了呢？为了皇位，只好让你糗一次了。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当时正要上前辩解，看到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立即脸色大变，退了下去。

司马光成功了，任守忠被发配外地，赵曙到曹太后宫里承认错误，两宫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可韩琦却不想这么就结束，任守忠事件让他深深地警惕，危机终于出现了，富弼、司马光，也就是枢密院和知谏院，这两个部门非同小可，这两个人更加不容忽视。怎么办呢，只有立即出手，先发制人，打翻在地，这样才能把他唯我独尊的日子继续下去。

可惜他慢了一步，富弼己经开始行动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份，可以说是再本份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少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作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遂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己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灵牙利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憋。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20万，不过10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己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地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

至此韩琦终于理屈词穷，司马光句句都说在点子上，根本就不给他躲闪回避的机会。众目睽睽，韩琦还是有办法让司马光的努力变成零蛋。

他作愤怒状拂袖而去，尽管丢了面子，尽管没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听你的，你奈我何？陕西方面刺义勇的事还是照办不误。把大批的百姓扔上了边关，送到西夏人的刀枪之下冒险。

这种行为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送给韩琦四个字——政治流氓。

从仁宗去世，赵曙登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富弼很悲哀发现，绝对的权力果然带来了绝对的腐化。赵曙和韩琦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赵曙多么克己守礼，淡泊名利。他在进宫之前曾有件事广为流传，给他竞选成功拉了很多的印象分。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一共28个儿子，分家产时他什么都不要，最后勉强留下了一条金腰带，价值50万贯。后来某件事急着用钱，托人去变卖，结果那人一时疏忽，居然给弄丢了。

那人吓坏了，跑来请罪，赵曙却一笑了之。丢了？那就算了……胸怀博大，潇洒磊落！当上皇帝怎么就这么多毛病了呢？

之前的韩琦更是没话说，战场官场哪一点都叫得响，人虽然强硬了些，但从没有小人过。做出了现在的事，一部分可以说是迫于无奈，选了赵曙就得挺到底，另一方面就只能从做人的底蕴说事。富弼当首相时人人心服，换到他整人的时候要拖累国家！

面对现状，富弼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心隐退。相信如果仁宗在朝，他不会对韩琦退让，相信他决心对抗，韩琦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怎样，韩琦也比不上当年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于富弼而言，有什么好怕的？可惜现在是赵曙的天下，他的对抗只会招来无休止的破坏，就像这次的刺勇事件，韩琦己经失去了理智。

关于富弼的这个决定，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对恶势力的退让，是对光明和公理的犯罪。但退让也是种勇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他看清了赵曙和韩琦的真面目，离开，是对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朝局最好的选择。

富弼先是用20余道奏章来辞官，再用八道奏章来拒绝退休之后的使相官衔，只以寻常职位离开了京城。在他临走前，留下了在英宗朝最后的一封谢表。

那是对赵曙和韩琦的不满以及警告。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党争一样的官员倾轧，打击和报复己经没有限制，不仅是人身攻击，并且危害了国家局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之前的北宋顶级官场一直都保持着平和、含蓄的工作气氛。这在一般的看客来感觉，是一潭死水。

没激情，没意思。

可往后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气氛的可贵。没有争吵，问题就很少会激化，而一但激化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就会用在内斗、争权、清洗、报复上。国家也就完了。

事实上，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