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卷——千年疑团说青苗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18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脑子的构造是不是比较异常。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重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

为什么？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说法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40%的利息。

其它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当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

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操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情，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洞吗？！

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但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己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经走漏出去了。

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消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

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对伟大的王相公说，您似乎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这个例子举得跟现实没关系，荒年时为了救人可以不顾一切，卖度僧牒真的没什么。

就算发兵到国外去打劫，也没人把你当暴君。只是请注意，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至于王道长什么样之类的争辩更是瞎扯淡，这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动物都一直在争议中。

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斗争概念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对，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认，我没这么想。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

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举了，我深深地信任当年教导我们的历史老师，他们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

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本人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不差太多……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无信，何况要取信于天下的法令。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里，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本人的决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以上的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的理念还没有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

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能作出结论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变法本身、变法与守旧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