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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长歌——危险关系

历史大观园 历史故事 2020-06-15 22:34:19 0

禅让伪装

世界上有一种关系血浓于水,有一种关系你死我活,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是皇帝的父子关系。

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也没能免俗,他们的关系随着李渊登上皇位之后落入了既定的俗套。这种俗套的关系曾经存在于隋文帝杨坚与隋炀帝杨广之间,也存在于隋炀帝杨广与次子杨暕之间。当时一旁冷眼旁观的李渊以为自己可以躲开这个俗套,没想到,躲了半天,还是没躲开,事实上也根本躲不开。

说起来,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还是通过禅让进行权利交接的,只不过禅让仪式没有隆重举行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把权力“让”给外姓叫外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禅让;而像李渊这样把权力“让”给同姓血亲就叫内禅,而让出权力的人就叫太上皇。

唐朝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一大特点,太上皇非常多:李渊做过太上皇,李旦做过太上皇,李隆基做过太上皇,唐顺宗也做过太上皇。一个朝代居然出了四个太上皇,这个王朝有点意思。

关于禅让,值得多说一点。在我看来,所谓禅让,其实就是权臣夺权的美丽伪装,冠上“禅让”之名,一切就不那么赤裸裸。事实上,无论怎样伪装,都推不倒一个事实:在权力一元化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权杖拱手让人。

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一切看上去很美,却早被韩非子一语点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四者皆以臣弑君!”

同韩非子一样,荀子,孟子皆对“禅让”嗤之以鼻。

有人问荀子:“尧舜禅让的事,是真的吗?”

荀子回答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谓的禅让是肤浅的人们的传闻,粗俗的人们的解说。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有谁肯让位呢?”

有人问孟子:“尧把帝位给了舜,这件事是真的吗?”

孟子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天子不可能把帝位让给他人。”

一针见血。

这就是禅让,中国历史上津津乐道的禅让,李渊是禅让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禅让的受害者。

武德元年,他逼迫隋恭帝杨侑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从辈分上论,他是杨侑的姨姥爷,他跟杨侑的亲爷爷杨广是货真价实的表兄弟;

武德九年,命运的天平转向,这一次被逼迫禅让皇位的成了李渊自己。从辈分上论,他是李世民的亲爸爸,如假包换的亲爸爸。

麻将桌上无长幼,皇权面前无父子,在一番挣扎之后,李渊就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

著名导演陆川曾经说过,谁说副导演是导演,我跟谁急;他当过副导演,他知道那玩意到底是不是导演。

李渊同样也要说,谁说太上皇是皇帝,我跟丫急;他当过太上皇,他知道那玩意是不是皇帝。

武德九年八月之后,太上皇李渊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他身上只剩下一个符号:父亲。扮演好这个角色,你还是太上皇,扮演不好,对不起,谢幕吧。

幸好,在太上皇与皇帝的复杂关系上,李渊和李世民父子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父子二人联手为世人奉献出一幕幕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景象。

贞观四年,唐朝军队生擒东突厥颉利可汗,李渊高兴地说道:“昔日刘邦被困白登山,事后却不能复仇,今天我儿能消灭突厥,看来我把政权托付对人了,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这既是李渊的自我安慰,同时也是向李世民示好。

贞观八年三月,李渊以太上皇身份宴请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酒酣耳热之际,李渊对长孙无忌说道:“今天各族都臣府于我们,自古至今也未曾有过。”

灵光的长孙无忌赶紧顺势表态:“都是太上皇领导的好,您老万寿无疆!”

李渊大悦,以酒赐李世民,随即李世民端着酒杯向李渊敬酒祝寿,流涕而言说:“百姓安定,四海都来归附,都是响应皇上您的号召,并不能归功于我。”

甜言,最便宜廉价却又最有效的贺礼。

同一年,阅武于城西,李渊亲自临视,慰劳凯旋的将士。当夜置酒于未央宫,三品以上官员一起陪同。酒宴上,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说:“胡、越变成一家子,历史上从没有过啊!”

李世民再次端起酒杯为父亲敬酒祝寿:“这一切都是您领导有方,功劳不属于我们,而是您的。”论口才,李世民称第二,没有人可以称第一!

家国不一

家庭和睦,其乐融融,这一切仅仅是在家的层面。只可惜,皇帝将家国捆绑到了一起,在家的方面李世民给足了李渊面子,在国的方面,李世民却根本不给面子。

一般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新老两任领导交接时,后任总会给前任以高度评价,例行公事,给个面子而已,然而到了李世民这里,连这个面子也不给。

事实证明,李世民不仅没有对李渊的武德年间做出高度评价,甚至给出的是低度评价。

贞观三年,李渊的死党裴寂因未能及时举报妖言惑众的法雅和尚而遭到免职,并被责令回故乡山西蒲州居住,不得居留长安。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却遭到李世民劈头盖脸的指斥:依你功劳,怎能升到如此高位,只不过受到太上皇宠爱,侥幸排名第一;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法纪紊乱,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念你是故旧,不做处理,能活着回乡,已算万幸!

打狗看主人,打狗给主人看。

“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法纪紊乱”,这就是李世民对武德年间做出的评价,不是高度,绝对低度。

翻开唐代的相关记载,你会发现,关于武德年间的政绩记载相对非常稀少。即使有,也要从极不显眼边边角角的地方查找,而关于李渊,记载也相对偏少,以至于李渊的形象是相对模糊的。只记住了他有一个形象丰满的儿子叫李世民,而另外两个叫建成和元吉的顽劣不堪,压根不成器。

这一切,根源就来自李世民。

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此证明自己是优秀的,自己继位是合理的,这就是李世民的逻辑,也是中国式的逻辑:因为你糟糕,所以我优秀。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一学西方的逻辑:因为你优秀,而我比你优秀,所以我更优秀。

抬高了你,更衬托了我。

父子真相

在历史冠冕堂皇的记载中,太上皇李渊在李世民的照顾下生活得很好很幸福,自己也很欣慰,事实真是这样吗?

贞观三年,太上皇李渊的死党裴寂被驱逐出长安,起因仅仅是举报不及时,这不是打狗看主人,这是打狗给主人看。

也是在这一年,四月四日,太上皇李渊从一直居住的太极殿迁出,搬到了弘义宫,弘义宫就此改名大安宫,估计是取“安享晚年”之意。

关于太上皇李渊移宫,历史上只有寥寥数笔,多数人不会在意,不就是搬个家吗?然而却不只是搬家那么简单。

历史的细节往往反映真相,贞观六年,马周的一封奏疏反映了李世民与李渊父子之间的部分真相。

马周的奏疏中写道:太上皇李渊居住的大安宫在皇城以西,格局规模比李世民的太极殿小得多。地理位置还没有李承乾的太子宫好,而且整体感观上也有缺憾,需要大规模整修了,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的盼望,彰显皇帝的孝心。

由此可见,太上皇和皇帝确实不一样,皇帝住大殿,太上皇住小殿,百善孝为先,这回李世民没做到。

其实在马周这封奏疏中还反映出一个细节,李世民从贞观五年开始每年夏天都要去九成宫避暑,而太上皇李渊却只能留在长安“享受”酷热的夏天。在马周上疏之前,李世民没有邀请李渊同往的意思,诏书只表明,朕要去避暑了,有事到避暑山庄找我。

贞观八年,李世民开始邀请李渊一同前往九成宫避暑,然而李渊却始终没有答应。

因为他忌讳。

忌讳什么?原来九成宫是在隋文帝杨坚的仁寿宫基础上翻修的,杨坚就驾崩于仁寿宫,作为亲外甥的李渊心中自然有所忌讳。

到这个时候,李世民才想到为李渊在皇城东北建造一座避暑离宫,宫名就叫大明宫。然而一切都晚了,大明宫还没有落成,李渊已经染病卧床,注定无福消受大明宫了。

从宫殿到避暑,都是细节,都是小事。然而小事和细节却折射出父子关系的尴尬,尽管欢聚一堂时做足了面子,但内心之中必定有一层厚厚的隔膜。

皇帝只有一个,有你没我,无论父子,无论兄弟。

驾崩

人生就是一出戏,李渊的人生大戏该谢幕了。

贞观九年五月六日,太上皇李渊在长安垂拱殿去世,享年七十岁,死于中风,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

到这时,无论曾经的辉煌,还是曾经的屈辱,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不幸人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不知道李渊在最后时刻是否在总结这一辈子,又是否会和弘一法师一样得出四个字:悲喜交加。

《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李渊做出如下评价: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

有此为证,晋阳起兵的谜团便已彻底清晰。说到底,晋阳起兵,李渊是主角,李世民是配角,李唐王朝由李渊开始,由李世民非典型继承。

老爹盖棺定论,李世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九年来与太上皇并肩作战的日子太让人煎熬了:尽管太上皇已经深居简出,但无形中总有掣肘的感觉,别人当皇帝都是一身清爽,而自己当皇帝却偏偏多背了一袋面。

现在,一切结束了,作为儿子,我思念你;作为皇帝,我欢送你,家国合一的感觉实在太糟糕了,家事,国事,分不清。家不是家,国不是国,皇帝需要理的头绪实在太多。

遥想晋阳起兵之前,谁曾想李氏一脉可以君临天下?结果李氏一脉做到了,现在皇权的接力棒已经彻底的从老爹的手上传递到我的手上,我们还要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第二代,第三代,直到永远。太行山不是曾经说过:唐国兴,理万年吗?对,一定会。

孝服之下的李世民一方面很悲伤,一方面又如释重负,谢天谢地,太上皇与皇帝的危险关系终于解除了,终于可以做一个纯粹的皇帝了。

然而,李世民不会想到,皇家的危险关系其实并没有解除。他与太上皇的危险关系是解除了,但没有消失,而是悄悄的转移了。

贞观九年五月十一日,重孝在身的李世民命太子李承乾在东宫裁决国家大事,这一年李承乾十七岁。

绝症没有根治,转移了,而且扩散了。

萌芽

贞观九年,太子李承乾十七岁,他出生于承乾殿,因此得名李承乾。

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他只是秦王世子,没有人想到他有朝一日会像他的名字一样承担起乾坤大业。六月四日之后,一切不同了,秦王世子变成了太子,李承乾也就有了“承乾”的机会。

贞观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帝李世民恢复主持国政,已经当了一个月家的李承乾将裁决大权归还父亲李世民,同时在父亲的授意下继续处理相对较小的事情。从处理的结果来看,李承乾相当有决断能力,潜质不错。

自此,每逢李世民出京,太子李承乾都负责留守,全面主持工作,皇帝接班人的态势已经不言自明。

然而态势仅仅是态势,并不是最后的定势。只要没有吹响终场哨,每个皇子都有机会,尤其是皇后嫡出的皇子,谁赢谁输,没有定论。

李承乾很幸运,他是嫡长子,长孙皇后的第一个儿子;李承乾也很不幸,他还有一母同胞的弟弟,而且一下两个,分别是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

晋王李治这一年只有七岁,从年龄上对李承乾构不成威胁,能够对李承乾构成威胁的只有魏王李泰,这一年李泰十六岁,一样是嫡出,而且比李承乾多一个爱好:文学。

要害就在于爱好文学。

如果诸位没有忘记,武德年间的李世民就是爱好文学的典范。在他身旁有时称“十八学士”的智囊团,后来这“十八学士”几乎都成为贞观一朝的栋梁之臣,因此爱好文学是一个标签,是父子性情相近的一个标签。

贞观十年,李世民晋封诸位兄弟和儿子为王,每位兄弟和儿子都被封到全国相应的地区当王,除太子李承乾外,年纪稍长的皇子全部封王。李泰没有例外,被封魏王,出任相州都督(河南安阳)。

三月二十三日,各亲王前往各自任职的军区任职。在欢送会上,李世民与兄弟们一一道别,说出一副肝胆相照的话语:帝国大业需要你们出外镇守,兄弟之情谁也不愿意长相厮守,儿子死了可以再生,兄弟死了,不会再有。(多会说话!)

各位亲王上路之后,长安城安静了许多,太子李承乾满心以为年长的皇子已经全部离京,没想到还是有漏网之鱼。

谁?魏王李泰。

魏王李泰并不是擅自做主,而是李世民特批,不用去相州了,就留在京城吧。那相州都督空缺怎么办?好办!着金紫光禄大夫张亮以长史(秘书长)身份代理相州都督。

皇帝要宠信一个人总是有办法。

就这样,李泰留在了长安城,继续与太子李承乾并肩作战。从表面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从骨子里看,他们已然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尽管一切只是萌芽,然而同样尊贵的血缘决定他俩之间的战斗一定会绵绵不绝,一如武德年间的太子建成和李世民。

令李承乾没有想到的是,父皇李世民对李泰的宠信与日俱增,也是在这一年,李世民鉴于李泰爱好文学,对待知识分子彬彬有礼,特下令:魏王府成立“文学馆”,李泰可以自由招揽天下学士。

有其父必有其子,李泰,正是李世民的标准克隆版。

马拉松

太子,国器。

历朝历代都把太子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李世民同样如此!

为了教育好李承乾,李世民同样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他同样希望这个嫡长子能够像他的名字一样,担负起社稷的重担。

贞观四年七月十日,李世民任命原太子少保李纲出任太子少师,原兼任御史大夫的萧瑀出任太子少傅。这是给太子选择老师,李世民自然不会马虎。

其实这个任命有着李世民的深意,让李纲出任太子少师是为了教授李承乾道德文章,而任命萧瑀则是看重他的端庄,顺便让这个端庄却又牢骚满腹的萧瑀有个发挥余热的地方。李纲和萧瑀都很优秀,都在青史留名,可惜他们都不适合李承乾。

李世民只看到了李纲和萧瑀的优秀,却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代沟。

这一年,李纲八十四岁,李承乾十二岁,他们之间足足差了七十二岁,不仅隔着几条代沟,更隔着两个朝代。李纲在北周当过官,在隋朝领过俸禄,在武德年间当过大臣,在贞观年间又出任太子少师,这样经历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只是这样的财富并不能转变为李承乾自己的财富。

李承乾曾经向李纲请教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李纲凛然说:“托孤之事,古人认为很难,我却认为很容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

对于李纲而言,他的表现不可谓不好,而对于李承乾而言,听这样的课他其实似懂非懂。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听八十四岁老爷爷慷慨陈词,有些道理他似乎懂,有些道理他又似乎不懂,但又不能说不懂,不然八十四岁的老爷爷会不高兴,所以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我懂了!”

真的懂了吗,其实未必。

懂了也好,不懂也罢,李承乾还是跟师傅们一起做了官面文章。每次李纲前往东宫,李承乾都会亲自叩拜,而每次李承乾升堂处理政务,李纲和房玄龄都会在一旁陪坐,他们是奉李世民旨意陪太子升堂,李世民也希望李承乾能从两位大臣身上学到治理天下的学识,只可惜,一厢情愿。

从武德九年开始,太子李承乾就按照父亲的要求非常努力的学着做一个太子。到贞观九年时,他学的很努力,很刻苦,得到的评价也不错,《旧唐书太宗诸子》如是记载: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

“太宗居谅暗”指的就是高祖李渊去世后那几个月,在那几个月中,军政大事一律由十七岁的李承乾裁决。结果证明李承乾“颇识大体,很有决策能力”,无疑李承乾的初次亮相堪称完美。

然而,当太子不是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可以一战成名,赛前的小萝卜头也可以蜕变成记入史册的奥运冠军。当太子则不成,不可能一战成名,也不可能一战定终身,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力争出彩,力争不犯错,坚持到最后撞线的才是真正的皇帝。

与奥运会相比,奥运会是一百米短跑,当太子则是42公里加195米的全程马拉松。

事实证明,李承乾只适合跑一百米,不适合跑马拉松。

锋芒

贞观十年,李承乾的好日子结束了,这一年他十八岁,魏王李泰十七岁。从这一年开始,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角力开始了,这次角力延续了李家兄弟内斗的光荣传统,这一斗又是八年。

十八岁的李承乾从这一年起开始走下坡路,而魏王李泰从这一年起开始向上发力。

李承乾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

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二,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时表现出色,长大了却未必出色,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层出不穷的小童星。在小时这些小童星们一个个风生水起八面威风,而进入成年之后,真正成才的又有几个?

所以东北有句俗语,先胖不是胖,后胖压塌炕。

李承乾其实就属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行列。这个政治小童星在作为储君的前十年里,他很出色,而要命就要命在这个“出色”上。少年李承乾之所以出色,主要是衡量标准在作怪,衡量少年李承乾的标准其实是孩子的标准,而恰恰李承乾在师傅们的教育下早早成为了一个“小大人”,反过来再拿“小大人”跟同龄的孩子比,出色是必然的。

这样一直“出色”的李承乾就带着错觉度过了前十年的储君生涯,他一直自认为很出色,旁边的人也说他很出色。其实他一点都不出色,只是接受成人化的教育早了一点而已,这就是李承乾走下坡路的第二个原因。

在前面的我提到过,李承乾的师傅有李纲,有萧瑀,有房玄龄,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年龄大,年龄有多大呢?贞观四年李纲年龄八十四,萧瑀五十七岁,房玄龄五十二岁,三人中,李纲的年龄足以当李承乾的太爷爷,萧瑀和房玄龄可以当李承乾的爷爷,而李承乾便是跟着这些爷爷和太爷爷学习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可以想象,当李世民将李承乾委托给李纲、萧瑀等人,他们该是多么忐忑,而他们又是多么殚精竭虑将生平所学传授给李承乾。这个安排本身没有错,李纲没有错,萧瑀没有错,房玄龄没有错,李世民没有错,李承乾也没有错,但是还是有一个错了,那就是时机。

李世民让李承乾学习的时机不对。倒霉的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

过早的成人化教育其实有利有弊,对于有资质的孩子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对于资质平平的孩子却并不是好事。因为他的资质不足以承担过早的成人化教育,而这种过早的成人化教育必定会在他的人生之中出现排斥反应,那些过早接受专业化教育的童星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很不幸,童星李承乾也归于此列。

三岁唱出六岁的水平是童星,六岁唱出十岁的水平是童星,而十八岁唱出十八岁的水平只是一般人,二十岁以后还是十八岁的水平,那就是铜星了,破铜烂铁的铜。

从童星到铜星,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然而无形之中,这就是李承乾的人生轨迹。

与李承乾的下坡路不同,魏王李泰迎来了自己的上坡路。

其实说起来,魏王李泰的嫡子身份还有过一段波折,在他的人生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能叫李世民父亲,而只能称之为“二大爷”。

为什么亲生儿子要叫亲生父亲“二大爷”呢,始作俑者可能是李渊。

李泰出生于武德二年,比李承乾晚出生一年。武德三年,还在襁褓之中的李泰被封为宜都王,一年后,进封为卫王。然而这个卫王不是白封的,他这个卫王是继承已故三叔卫怀王李元霸的衣钵,也就是说李泰被过继给了李元霸,从此他宗法上的父亲是李元霸,而李世民只是他的生父,现在得叫二大爷。

李世民的二大爷生涯持续了至少五年,至少持续到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贞观二年,李泰被改封越王,授扬州大都督,同时李世民以宗室西平王李琼之子李保定嗣李元霸,这样才把李泰替换了回来。

从这一年起,李泰从李元霸的名下回到了李世民的名下,这下二大爷又变成了亲爹,货真价实的亲爹。

亲爹变二大爷,二大爷再变亲爹。从李泰名分的波折来看,他名分的波折可能恰恰是他的资本,李世民对李泰的厚爱不排除有补偿那长达五年父爱缺失的因素。

贞观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当其他亲王纷纷上路赶赴自己的责任防区时,魏王李泰依然安坐在自己的魏王府内。从这一刻起,李泰感受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别的年长皇子纷纷离去,而唯独自己照常留守长安,而且还获准开设文学馆,随意招聘人才,父皇李世民这步棋又有什么深意呢?这步棋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

其实所谓深意,所谓潜台词,说出来都很简单,连老农都能说出来: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谨慎一生,算计一生的李世民不是老农,但他比老农更精明。为了皇权的接力棒继续平稳传递,他并不想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李承乾身上。因为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很冒险,也很不公平,毕竟嫡子不只一个,而是三个,更何况李承乾与李泰,年龄仅差一岁,能力也在伯仲之间。而在潜意识之中,李世民更欣赏李泰,因为在喜爱文学这一点上,李泰更像自己。

对于李承乾,李世民一直维护着他太子的地位,而对于李泰,李世民却又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这种喜爱其实源自爱才之心,源自知音难觅。此时李世民的心中出现了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李承乾,天平的另一端便是李泰。作为父亲的李世民究竟喜欢哪一个,看重哪一个?他很矛盾,也很困惑。

在矛盾和困惑之中,李世民继续着对李泰的偏爱。在允许李泰开馆招揽学士之后不久,李世民赏赐了李泰一辆车。

别误会,这辆车不是机动车,也不是畜力车,而是人力车,人拉的车。

这辆车是做什么用的呢?接送李泰上下朝用的。

原来李泰生的腰腹洪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膀大腰圆,体态较胖,相比别人等于多背了两袋面。多背了两袋面的李泰同其他大臣一样,上朝的时候都需要小步快走,这叫“趋拜”,这是臣子见皇帝的礼节,没有人可以例外。因此多背了两袋面的李泰也需要跟大臣们一起小步快走,每次上朝之后都有点气喘,毕竟他多背了两袋面。

气喘的李泰仅仅在心中抱怨过自己的体重,却从来不敢奢望在上朝时享受例外。李泰知道,能够享受例外的要么是受伤,要么是年老难以行走,至于自己,想都别想。

机会有时候也垂青没有准备的头脑,尽管李泰没有准备,他还是被李世民的恩宠击中。他居然被李世民赏赐了一辆人拉的小车,专供上下朝使用。

自此,当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重臣还在上朝的道路上小步快走时,魏王李泰已经安坐在天子钦赐的“小舆”上轻松地跟各位重臣打着招呼,如果有心情的话,还可以一边坐车,一边跟小步快走的长孙无忌们聊聊长安的天气。

恩宠到如此地步,李泰再没有格外想法的话,要么是天生弱智,要么就是没有随身携带大脑。

小报告

贞观十年年底,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世民居然在朝堂之上对房玄龄等大臣大发雷霆。

李世民尽管有脾气,可没有根源无缘无故发脾气的场景还不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事情还得从一个小报告说起。

开始李世民宠爱李泰并不明显,而随着开设文学馆,赏赐小舆之后,这种宠爱已经众人皆知,于是李泰就成了迅速蹿红的绩优股,恨不得人人都想抱住他的大腿。

抱大腿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直接摇旗呐喊的,也有“曲线救国”的,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就叫打小报告,打有利于魏王李泰的小报告。

贞观十年十二月,有人向李世民打了一个小报告:三品以上的高官看不起魏王李泰。

这个小报告算是打到李世民心里去了,朕都青眼有加的皇子居然有人看不上?还有王法吗?

随即李世民召集三品以上官员开会,就发生了脸色铁青,大发雷霆的那一幕。

李世民铁青着脸训斥:“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

意思是说,隋文帝时一品以上的官员都挨过亲王(隋文帝皇子)们的殴打,我的儿子也是皇子,也是有权殴打的,只是我约束他们不让他们打而已。我听说你们还轻视他(特指李泰),我如果放纵他的话,他羞辱你们可是很容易的。

老爹给儿子张目到这个程度,李世民这个老爹够可以的。

此时朝堂之上鸦雀无声,静到可以听到冷汗的汗珠滴到了地上的声音。

要说关键的时候,还得是老杠头魏征,眼看众人无声无息,魏征一挺身站了出来,说出的话句句在理,让李世民无法抵挡。

魏征第一句话“臣窃计当今群臣,心无敢轻魏王者”,这是一推二六五,就算有人轻视李泰,这时打死也不承认;

第二句话“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这是抬出《春秋》的记载说事,告诉李世民大臣和皇子是平级的;

第三句话“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这是将李世民的军,如果你承认现在纪纲大坏,那么你随便打;

第四句话“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再将一军,看皇上你举的什么例子,隋文帝一家最终家破国亡,他值得我们效仿吗?

四句话下来,魏征把李世民的训斥化解为无形,为李泰张目的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老魏,你说的对!”

小报告事件总算平静的过去了,然而李世民对李泰的宠爱却如同泛滥的江水,绵绵不绝。

拜师

在李世民慈爱的江水中,李泰茁壮成长。到贞观十一年,李泰迎来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的名字叫王珪。

王珪,其实是老熟人了,太子建成曾经的左膀右臂,玄武门之后与魏征一起被李世民重新启用,在贞观一朝风生水起。

其实王珪的祖上也很有来头。他的祖父是王僧辩,南梁重将,一度呼风唤雨,只可惜不够谨慎,被竞争对手陈霸先打了袭击,兵败身死。王珪的曾祖叫王神念,在南朝也很有声名,有一种说法说王神念的先祖是书圣王羲之,如果从这论的话,王珪得算是王羲之的后裔了,不过只是说说而已,未必当真。

说起来王珪的一生也是非常坎坷,受尽磨难。父亲死得早,幼儿时期的王珪就成了孤儿。可能是早年丧父的原因,王珪性生性儒雅,能安于贫贱,比较正派。由此深得叔父王颇的赞赏,王颇对他的评价是“门户所寄,唯在此儿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是这个王颇叔叔险些给王珪带来一场大祸。王颇后来在隋朝汉王杨谅的帐下效力,杨广即位后王颇跟着杨谅一起反叛杨广,结果兵败被诛。叔叔王颇被诛,侄子王珪也脱不了关系,按律应当连坐论处。幸好王珪反应快,逃跑的速度也快,没等杨广派兵来抓,就一溜烟的跑进终南山藏了起来,这一藏就是十几年。

李渊起兵攻入长安后,丞相府司录(相当于组织部长)李纲向李渊引荐了王珪,这才结束了王珪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后来王珪进入了太子建成帐下,一直效力到武德七年,结果这一年发生的杨文翰谋反事件让王珪替太子建成顶了雷。杨文翰谋反可能是受太子建成指使,也有可能是被秦王李世民诬告,总之真相难辨,李渊不舍得处理太子建成,只能拿太子建成的手下出气,一挥手就把王珪发配到了巂州(今四川西昌),算是为二十世纪的卫星发射事业做点早期的开发工作。

李世民即位后,王珪的机会来了,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李世民一挥手,王珪又从巂州回到了长安,跟着新李老板继续打工。

在李世民的手下,王珪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侍中、礼部尚书等要职,李世民之所以看重他一是因为他善于进谏,二是因为他知礼,李世民指定王珪担任李泰的老师,看重的恰恰就是王珪的知礼。

在王珪之前,唐朝公主的眼中是没有公婆的,公主在婆家没有尽儿媳之礼的,一句话你娶的是公主,是大爷,而不是儿媳。

这个恶习延续了二十年,到王珪这儿,终于给扳过来了。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的女儿南平公主下嫁王珪的儿子王敬直。按照以前惯例,南平公主不需要对王珪夫妇行儿媳见公婆之礼,然而这一次王珪对惯例说了不。

王珪说道:“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意思是说,当今皇上英明神武,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我接受公主的拜谒,不是为了显摆我自己,其实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谈。

王珪话说到这个份上,南平公主无言以对,李世民也不便多说。南平公主只得按照儿媳拜见公婆的礼仪对王珪夫妇行了大礼,大礼包括给公婆敬奉装满水果的果篮和供公婆洗手用的水盆,形式不重要,内容很关键:进了王家门,就是王家人,得有规矩。

从此之后,唐朝公主过门之后向公婆行儿媳之礼成为惯例,这个惯例由王珪而起。

其实定儿媳之礼只是王珪小试牛刀,王珪真正为李世民所欣赏是因为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五礼》。

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吉礼: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

凶礼:哀悯吊唁忧患之礼。

军礼:师旅操演、征伐之礼。

宾礼:接待宾客之礼。

嘉礼: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

从五礼的内容不难看出,只有有了五礼,国家才算得上真正的国家。而王珪正是为唐朝正定《五礼》的核心人物。为了《五礼》,王珪从贞观八年一直干到了贞观十一年,历时近四年终于将《五礼》正定完毕,书成之日,李世民赐帛三百段,封其一子为县男。

如此以来,李世民的用意已经若隐若现,让正定《五礼》的王珪出任魏王李泰的老师,背后的潜台词已经快成了明台词。

为了加强这次任命的严肃性,李世民特意指示李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无过。这话是不是看着有些眼熟,没错,当年刘备临终时对阿斗就曾经这样说过,抬出这样的句式,只能说明李世民对这次指派老师很上心,很重视。

自此,李泰每次见到王珪必定先跪下叩头,而王珪同接受南平公主的礼仪一样,泰然处之。

当然老师不是白当的,既然已经当了李泰的老师,就得给李泰上课,王珪给李泰上的最重要一堂课核心只有两个字“忠孝”。

李泰问王珪何为忠孝,王珪答:“皇上,就是你的‘君’,为他效命应时刻记着尽忠;皇上,也是你的父亲,你对他应该尽孝道。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养命,可以让你获得名利。活着的时候享福,死去了还可以有儿孙继承香火。”

李泰说道:“忠孝之道,我已经听了,现在我想听听我该怎么去学习呢?”

从王珪的话语来看,多数都是老生常谈,然而就是这些老生常谈,古往今来真正读懂的又有几个?最朴实的话往往最有深意,最直白的话往往更有价值,只可惜,多数情况下,这些话都被视为“老生常谈”而弃之如敝。

王珪的“老生常谈”他本人读懂了,李世民也读懂了。李世民在得知王珪的教学内容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儿可无过也。意思是说,只要听懂了王老师的课,李泰一生都不会有太大的过失。

只可惜,李世民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李泰尽管上了王老师的课,遗憾的是却没有真正读懂。

尽管李泰没有真正弄懂王珪的课,而王珪却不动声色,于公于私都在不遗余力的帮助李泰,很快王珪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曲线救国”,这个方式叫:争礼。

礼,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貌,而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礼节、礼仪,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王珪为李泰争的这段礼叫做“降乘”。

“降乘”通俗的讲就是下车行礼。李世民原本规定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需要下车叩拜行礼,然而这个规定到贞观十二年遇到了抵抗,礼部尚书王珪上奏: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

不符合礼仪,即为非礼。

非礼?难道朕的规定是非礼?

李世民有些恼火,冲着王珪吼出了一句:你们以为自己很高贵,就轻视我的儿子们?(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

解铃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系铃人,有魏征这样的万金油在,一般的难题还是解得开的。魏征又一次站了出来,说道:“亲王们的位次在三公之下,而九卿和八座也都是三品官员,级别要么与亲王持平,要么比亲王还高,这样在路上遇到还要下车叩拜,确实不符合礼仪!”(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

此时的李世民脑子有些乱,一方面他知道维护礼仪的重要性,一方面他又想提高亲王们的地位,尤其是李泰的地位,结果这一乱,话就脱口而出,“生死无常,万一太子有什么不幸,你们怎么会知道其它王爷日后不会做你们的主人?你们怎么敢小看他们?”

言为心声,若是李世民没有废立之心,焉能将这样的话说出口,居然说出倘若太子夭折的话语,一定是心有所想。

然而即便李世民心有所想,魏征却不为所动,直愣愣的回应了李世民一句:从周朝以来,都是子承父业,没有兄终弟及的,就是为了不给庶子们留念想,断了争位的根源,当国君的更要警惕。(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

“降乘”之礼争到最后,李世民同意了王珪的上奏,从此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不必降乘,李泰概莫能外。

从争礼的结果来看,作为老师的王珪似乎让李泰吃了亏。其实恰恰相反,王珪非但没有让李泰吃亏,反而在这场争礼之后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那就是避免风头过盛。

在当时的长安城中,年长皇子留守京城的只有李承乾和李泰,李承乾作为太子接受路遇降乘的礼仪是合法的,因为他是储君。而李泰作为亲王接受降乘的礼仪则是不合适的,一来与太子享受了同样待遇会让人非议,再者也在无意之中增加了三品官员对李泰的反感。毕竟路遇降乘,不仅折腾人,而且折腾心,人家服从的只是皇帝的规定,而并非你李泰本人。取消降乘,让路遇的高官不再对着李泰折腾,其实无形之中拉近了李泰与高官的距离。

无招即是有招,不争也是争。王珪以正礼仪之名却起到帮李泰收心之实,尽管李世民的辩解被魏征否决,但在李世民和王珪的维护下,李泰的声名与日俱增,不可阻挡。

略显遗憾的是,王珪对李泰的庇护只维持了不到两年,贞观十三年王珪老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倘若王珪能够硬挺到贞观十七年,或许李泰顺利登顶也为未可知。

《括地志》

时隔一千多年后,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唐朝曾经有一个皇子名字叫做李泰。但是对历史以及对地理有点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唐朝曾经产生过一本地理方面大型专著,专著的名字叫《括地志》。历史的灰烬可能会湮没李泰,湮没李泰曾经的种种事迹,但历史不会湮没《括地志》,而李泰正是《括地志》的主编。为了《括地志》,李泰整整花去了四年时间。

李泰为什么会想起主编《括地志》呢?这个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魏王府司马苏勖的建议。

苏勖,名字看着比较陌生,实际很有来头,也很有水平。李世民开文学馆时,他就是其中一员。后来由阎立本画像,褚遂良之父褚亮配文遂成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十八学士写真图》,而苏勖正是十八学士中的一员。

苏勖学士在成为魏王府司马之后,辅助魏王李泰就成了他人生的一大目标,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帮助李泰?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让李泰赢得更多的青睐?苏勖学士想了很久,想了很多方法,又否决了很多方法,最终想出了一个方法——编书。

编书,古往今来都是一条不错的捷径。战国时吕不韦延揽宾客编了一套书,最后吕不韦定下了书名《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出版后,吕不韦玩了一个噱头,悬赏千金,凡能改动书中一字者即得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后来吕不韦倒了,而《吕氏春秋》还在,直到现在。

除了吕不韦,古代名王延揽宾客编书的还大有人在,编书除了可以赢得身后盛名,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也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源,这不正是魏王李泰所需要的吗?

愚蠢的人总是七窍开了六窍,然后还剩下一窍不通,而聪明的人恰恰相反,一点就透,一点就通,魏王李泰就是这种聪明人。当听到苏勖的编书建议之后,李泰差点跳了起来,这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捷径吗?还有比这更好的捷径吗?

两个聪明人一对视,一合计,很快定下了编书的大方向。

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地理。

定下地理这个大方向是有深意的,简单的说就是投李世民所好。李世民之所以被后世称颂,一是因为他的文治,二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武功就体现在大唐版图的扩张。从这个角度说,没有人比李世民对大唐的版图更感兴趣,没有人比他对大唐的地理更感兴趣,而李泰要编的就是让李世民成就感得到满足的大型地理专著《括地志》。

贞观十二年,李泰上书李世民请求编撰《括地志》,李世民准奏,从这一年起,李泰开始了编撰《括地志》的漫漫征程,这一编就是四年。

公允的讲,李泰很有能力,也很有号召力。为了编撰《括地志》,李泰将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延揽到魏王府中,大家一起编撰这套大型地理专著。

李泰延揽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有着真才实学,以上的这四位,除蒋亚卿外,皆声名很大,影响很广,百度一下就知道。

萧德言,隋唐学者,贞观年间官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为晋王李治(唐高宗)讲授经书。封武阳县侯。高宗立,拜银青光禄大夫。博涉经史,精《春秋左氏传》,晚年尤笃志于学,卒赠太常卿,谥“博”。

顾胤,唐学者、史学家。苏州人。唐高宗永徽中累官起居郎兼修国史。预修《太宗实录》和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加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迁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龙朔三年(663)迁司文郎中。

谢偃,卫县人,贞观初,应诏对策及第。驾幸东都,诏求直谏,偃极言得失,太宗称美,引为弘文馆直学士。为尘、影二赋甚工,尝奉诏撰《述圣赋》,又献《惟皇诫德赋》以申讽。时李百药工五言诗,偃善作赋,时人称为李诗、谢赋。

需要指出的是,那个年月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那个年月一字一句都来自不易,不仅要博采方志,还要旁求故老,一字一句都马虎不得。所以需要数十名学者奋战四年才能大功告成,不是因为他们效率低,而是因为认真二字。

根据记载,《括地志》原书550卷,序略5卷。序略为全书总纲、列于卷首,其后按贞观十道排比358州,再以州为单位,分述辖境各县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此书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吸收了《汉书·地理志》和顾野王《舆地志》两书编簒上的特点,创立了一种新的地理书体裁,为后来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开了先河。

遗憾的是这部饱含着魏王李泰四年心血的地理巨著在南宋后散佚,原书字数已经无从考究。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括地志辑校》四卷,约13万字。如果以4卷13万字为标准,假定每卷字数相同,那么《括地志》原书的字数可能在1800万字左右,以古代线装书的容量,那将是多么庞大的地理专著。

四年时光,数十名学者心血,1800万字洋洋洒洒,汗牛充栋的书籍规模,无比详细的大唐地理阐述,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吗?当这样珍贵的礼物放到了李世民面前,作为父亲的他能不心动吗?

“内殚九服,外极八荒。宪章之规,条目有序,戎夏之域,今古无遗。简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载,垂之不朽。”

当李世民为括地志写下这样的评语时,他的内心又在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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