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传——礼聘卧龙

自东汉献帝登基以来，天下英豪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其后又相互攻杀，逐鹿中原。魏文帝曹丕曾在其《典论·自叙》中描述当时群雄逐鹿之景况，说是“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经过二十余年的混战，绝大部分英雄人物都被历史的江水淘尽，只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巍然鼎立，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这三人何以能压倒群雄取得最后的成功？后世学者已从多方面探讨研究，精意深旨，层出不穷。即以普通人士而论，能够大谈“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者亦所在多多。然而在众多的论著中，能够着眼于三人之个人素质立论者，似尚罕见。其实，世间凡能成大事之人，无不具有某种突出的个人素质。在曹操身上，表现为“机警”二字。唯其机警异常，故而着着占人之先。举其荦荦大者，如政治上先把汉献帝抢到手中，经济上先在许县一带实施大规模屯田，这些对其事业奠定基础的“胜负手”，都是在他人尚未醒悟之时，即已敲盘落子了。孙权其人，则以“忍耐”二字见长。魏、蜀、吴三国之中，论称王他在最后，论称帝他也在最后。他在名分上不大计较，可以向汉朝纳贡，也可以向魏国称臣，但是他人如要侵犯其实际利益，孙权是寸土不让的。由于孙权把先屈后伸的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陈寿《三国志》送他一个“有勾践之奇”的评语。至于刘备，他最突出的个人素质则是“坚韧”。他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举兵起事起，到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抗曹获胜奠定蜀汉政权基础为止，二十五年间，多次遭受沉重打击，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单是妻妾儿女被他人俘虏和逃跑失散，即有四次之多。他虽然屡起屡败，却能屡败屡起，并不灰心丧气。到了将近五十岁时，仍然不甘沉沦，奋起拼搏。这样一种韧劲，在汉末群雄中确实罕见。刘备后来能成为三鼎足之一，不是天命，亦非偶然。

但是眼下的刘备，还表现出另一项非常宝贵的个人品质，就是能够认真反省自己，总结失败受挫的原因和教训，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而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不能自拔。

自从那一日痛洒英雄泪之后，刘备即闭门静思今后自振之计。他把自己和曹操、袁绍、刘表这些有所成就的人物相比，发觉自己在创业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能够提供思想指导和谋略设计的智囊团。他人是有文有武，相得益彰，而自己是有武无文，形同独足。不错，自己手下也有糜竺、孙乾等幕僚，但是这些人只能作具体的文职工作，在思想、见识、谋略方面还不如自己高明。由于没有像张良、萧何之类的得力谋臣，大至创业方针，小至对敌战术，都只有用缺牙老人咬虱子之法——靠碰运气。这种办法，小打小闹还可以应付，要想建大功，立伟业，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只有失败的结果等着自己。因此，若想自振自强，首要的急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智囊团，特别是要寻找一位如商汤之伊尹、文王之姜尚那样称职的辅佐。

于是，刘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在荆襄一带访求贤才智士。这一访才使他明白：荆襄真是名副其实的藏龙卧虎之地。

当时荆襄的济济人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的土著，另一类是避乱南来的中原人士。在本地的土著人士之中，一部分已经被刘表所网罗，诸如南阳的宋忠、李严、刘望之和向朗，武陵的潘濬，零陵的刘巴、襄阳的庞统即然。他们虽在荆州政府任职，却未受到刘表的真正重用，即使是有“南州士之冠冕”美誉的庞统也是如此。至于客居荆襄的中原人士，绝大多数都还是自由之身，未曾领取刘表发放的聘书和俸禄。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些人士到荆州的时间不长，名声还没有显扬开来。二是因为他们多半抱着“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谨慎态度，认为刘表并不是值得为之“失身”的英主，所以宁愿“啸傲山林”、“躬耕陇亩”，也不愿在刘表麾下奔走效劳。在这批寄寓之士当中，年辈较长的是豫州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市）的司马徽，以下同辈之人，则有徐州琅邪郡诸葛亮、颍川的徐庶和石韬、豫州汝南郡孟建、冀州博陵县（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等人。而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国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南）人氏。琅邪诸葛氏是一个世代簪缨之家。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官至兖州泰山郡丞，不幸盛年而逝，留下子嗣三人。长子诸葛瑾，后来避乱江东，成为孙权手下的大臣。次子诸葛亮和少子诸葛均，未成年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出任扬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太守，带着两个侄儿到豫章赴任，从此诸葛亮就离开故乡，再未回去。在他十余岁时，诸葛玄的太守职位由他人替代，生活出现困难，加之北方群雄大战方酣，老家也回不去，诸葛玄只好携带侄儿到荆州去投奔故旧刘表。在刘表的接济之下，诸葛玄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处名叫隆中（今湖北襄阳市西）的地方安家居住下来。不久，诸葛玄劳累成疾，瞑目长逝，未成年的诸葛亮兄弟相依为命，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诸葛亮在隆中前后居住了十二年之久。从年代上说，是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前后，到建安十二年（207）。从年龄上说，是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在这十年间，他表面上过着“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有如闲云野鹤般悠哉悠哉，实际上却在蓄养胸中浩然之志气。他常常抱膝而坐，对着那绿水青山放歌一曲《梁父吟》。《梁父吟》为一首古曲，传说是曾子耕于泰山之下时作。此曲音调悲凉慷慨，而且又出自诸葛亮的老家齐鲁一带，所以每当他放歌《梁父吟》时，胸中止不住要豪情奔涌，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意味。一曲歌罢，他便与好友徐庶、石韬、孟建等议论时政，抒发胸怀。他这三位好友，读书都有一个特点，即“务于精熟”，唯独诸葛亮是“观其大略”。“务于精熟”，字斟句酌，乃是学者型读书法；“观其大略”，取精用宏，才是政治家的读书法。从读书方法的不同，诸葛亮即已预料到彼此将来的仕途差异，所以他对三位好友说是“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友问他最高能做到何等官职时，诸葛亮却是“但笑而不言”。他虽然不明白说出，三位好友心中也能领会。因为在以往的畅谈之中，诸葛亮不只一次“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乐毅是什么人？那管仲乃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霸主之业。而乐毅则是战国时期的名将，曾受燕昭王之命，率军攻克齐国七十余城。管仲在“文治”上登峰造极，却不会用兵，乐毅在“武功”上震古烁今，却又不娴治国。现在诸葛亮认为自己兼有二者之长，用北方土话来说就是“一个顶俩”，你说他该做到何等官职？恐怕只能用“出将入相”四个字来形容了。

读书方法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此处还要深究一番。读书方法不同，是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同。徐庶三人，依旧走的是东汉儒生的老路，即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者举茂才，到京城参加考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往上升迁。由于京城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精熟”，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一般来说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孔明之所以说徐庶三人“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出现，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亮读书的目的，完全不是要走过去儒生的死路，他想要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浩繁的儒家经典一一读得精熟，既没有那样多的时间，而且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大略”二字在这里的内涵是：第一，在必读书目的选取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都读；第二，即使是必读书，阅读时也要选取其中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重点消化，也就是把书读薄，而非面面俱到。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提出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这就是他读书方法产生的结果。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以谋略竞争，以武勇竞争，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的竞争。上面诸葛亮与徐庶三人，已有在读书上进行竞争的意味了，只是后世往往没有注意到而已。诸葛亮的自我评价，当时有很多俗士都不以为然，总觉得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是在自吹自擂。但是，也有人慧眼独具，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个文武兼备，能够治国安邦的大才。

独具慧眼者首推庞德公。这庞德公系襄阳土著，年高德劭，为荆楚士林所景仰。诸葛亮的小姊，嫁与庞德公之子为妻，所以庞德公乃是诸葛亮的“姻伯”。后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军师中郎将的庞统，便是庞德公的侄儿。说来也怪，诸葛亮和庞统不仅年龄大致相当（前者小后者两岁），而且在其早年都不被人赏识。幸好庞德公颇有一点“论贤不避亲”的精神，决然给二位后进英豪分送一个二字评语，以定名誉。他给诸葛亮的是“卧龙”，给庞统的则是“凤雏”。《左传》有“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之说，故后世喻盖世奇才为龙，与皇帝家族但凭一种相同之遗传基因，即自我吹嘘为龙子龙孙的那一个“龙”相比，真是彼龙不同此龙！“卧龙”者，尚未施展抱负的英才也；“凤雏”者，年轻的才俊也。当时对人物的评语，大多简练而生动。龙凤虽然都是一种高度的形容，但是仔细加以品味，“卧龙”的分量，似乎要比“凤雏”更重那么一锱半铢。

其次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他比庞德公小十岁，二人推诚相交，情同兄弟。司马徽最擅长观察和评价当今人物，故而庞德公赠他以“水镜”之雅号，赞美他的品鉴如水之平，如镜之明。司马徽品评人物方面的名气虽然比庞德公大，可是他对于“卧龙”、“凤雏”这两个评语却认为精当之至，无可改易。所以后来刘备找他荐贤时，他立即推举这一对“龙”、“凤”，此是后话。

还有一位便是诸葛亮的挚友徐元直。徐庶，字元直，生于一个门户低下而宗族寡少的人家。此类人家当时习称为“单家”，单者，单薄孤单之意也。不料后来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时，见史书称“徐庶先名福，本单家子”，遂谓徐庶逃难时更名为“单福”，这就完全弄错，误“单”为姓了。徐庶少年时在家乡曾经胡闹过一阵，呼朋结党，杀人放火都有他。后来改邪归正，专精读书，同学诸生都不愿与之往来，唯有同郡石韬字广元者例外。中原群雄大战起，徐庶奉老母与石韬南下荆州，在此认识了诸葛亮。其后又来了孟建（字公威），诸位外来客遂结为好友。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石韬和孟建都不置可否，而徐庶则深以为然。

刘备之所以一访就把隆中卧龙访到了手，而没有去网罗那些虾兵蟹将，全靠徐庶和司马徽之大力推荐。

刘备在荆州开始访求贤才，徐庶这时经济拮据，难以供养老母，立即主动投到刘备麾下任幕僚。刘备相当器重徐庶，对他极尽优礼，每事必先咨访其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庶认定刘备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英略之主，比刘表要强过许多，于是有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打算。徐庶明知挚友才干远胜于己，却毫不在意自己的位置是否会受影响，古贤之高风厚谊，岂不令后世之“窝里斗”行家们愧煞？一日，徐庶对刘备说道：“将军方建大业，求才若渴，仆之挚友诸葛孔明，有卧龙之称，将军是否愿意与之见面呢？”

对诸葛亮尚一无所知的刘备，随口答道：“那就烦君请他来吧。”

徐庶赶忙说道：“此人乃旷世奇才，只能去见他，不可能让他自来，将军应当亲自到他家拜访。”

刘备表面应允，心中却有几分怀疑：我到荆州多年，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此人？徐元直之言是否有夸张成分呢？适逢那两日刘备又准备去拜访襄阳耆宿司马徽，便把此事暂放一边了。

刘备求见司马徽，是想请这位老名士在分析时局、制定方针等方面，指点指点自己。在当时，对于时事政治一类的事情，有一个习语来表达，叫做“时务。”水镜先生听了刘备来意，捻须一笑，说道：“老朽乃儒生俗士，哪里识得什么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而此间之俊杰，自有卧龙、凤雏。”

一听到“卧龙”这两个字，刘备立刻想起徐庶所说一切，他明知而故问道：“卧龙、凤雏为谁？”

水镜先生悠然答曰：“诸葛孔明、庞士元是也。”

这下子刘备才知道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人物。当下刘备告辞了司马徽，回府备了一份厚礼，准备尽快去拜访诸葛亮。

次日清晨，刘备带了数名随从，出樊城，渡沔水，径往襄阳正西的隆中。这隆中位于一片浅山之中，山名隆中山，地乃因山得名。两个时辰不到，刘备一行进入隆中山，来到诸葛亮居住的草庐门前。刘备下马之后，先举目四顾一番，只见连岗起伏，嘉树葱茏，透露出无限灵秀之气，他不禁脱口赞道：“好一个隐居养志的所在！”

语声未毕，草庐内已出来一个束发童子。刘备一见，连忙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不料童子答说，诸葛先生外出访友，数日后方能归来。刘备大失所望，只得怏怏而回。

过了数日，刘备再度前往隆中。依然是那童子，依然是那两句回话，结果是刘备依然怏怏回转樊城。

性格坚韧无比的刘备，在以往的创业生涯中，百折尚且不挠，哪里在乎这两次闭门羹？过了数日，他不顾朔风骤起，瑞雪飘飘，第三次前往隆中访贤。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诸葛亮。

关于“三顾茅庐”的过程，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简略，只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也只用“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句带过。究竟前两次诸葛亮是真的外出未归，还是托辞不见？这真情虽不得而知，但是，刘备的诚心诚意，却由此而表露在诸葛亮面前了。卧龙先生必定有一种幸运的感觉。须知天下之事若要成功，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二者不可或缺。古往今来多少英才志士，老死于户牖之下而一事无成者，非不努力也，是不逢机遇也。想他诸葛孔明，志在为明君辅佐，自比管、乐。而要实现此点，他必须碰上这样一位主公：一是此人素质要高，不仅胸怀大志，而且度量弘广，能够使诸葛亮尽其才用。二是此人身边没有可以与诸葛亮比肩抗衡的谋臣智士，这样才能保证诸葛亮充分施展才华，一枝独秀，压倒群芳。诸葛亮居荆州多年，他之所以宁愿隐居躬耕而不投到刘表麾下者，正因为刘表具备条件二而缺乏条件一。作为北方人士，他在曹操大体平定中原之后，何以不回故乡投奔曹操而依然在异乡藏器待时？其原因即在于曹操具备条件一而缺乏条件二。细数当时群雄，真正具备以上两项条件者，除了刘备，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位，如今天赐机遇，让刘备诚心诚意前来相会，从此壮志可酬，奇才得展，你说卧龙先生此刻能不感到幸运么？

但是，卧龙先生的感觉还不单单在幸运上，还有深深的感动和激励。因为诸葛亮著名的《出师表》中，深情地回顾往事：“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当时的“感激”一词，准确含义是感动和激励，与后世含义有所不同。而后世传诵这一千古名篇，大多着眼于刘备前往隆中草庐的次数，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孔明之所以“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也就是由此深受感动和激励，于是许诺追随先帝开创大业。其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刘备的多次拜访，更在于二人之间年龄、地位和资历的悬殊差距。

就年龄而论，当年刘备虚岁四十七，诸葛亮虚岁二十七，相差整整二十岁，诸葛亮属于名副其实的晚辈。

就地位而言，刘备使用的“左将军”官衔，为东汉高级军职的第五等。《续汉百官志》云：“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第一等的大将军至第四等的卫将军，相当于文官最高级的三公。第五等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则与文臣的九卿相当。以现今军衔而论，左将军比少将军衔还要略高一点。刘备还当过州一级长官，比现今的省长只高不低。关羽当过偏将军，大体相当于现今的中校；张飞当过中郎将，相当于现今的少校。反观诸葛亮，仅是一介草民，且为襄阳西郊隆中耕田自给的农村青年。

就资历而论，刘备已经进入官场二十余年，而诸葛亮却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毫无“工作经验”。

如果二人在年龄、地位和资历三者上大体相当，三顾草庐也不会使诸葛亮产生太大的“感激”。因为登门三次并不难，只有拜访者年龄、地位和资历都明显高于受访者时，诚心诚意登门三次，才显得难能可贵，因而其效果就非同寻常了。从上面所引“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行文来看，诸葛亮最先提到的就是“卑鄙”，即自己在地位身份上的卑下鄙贱，而刘备却多次“枉屈”，即枉驾屈尊；在这之后，才提到三次来访草庐。可见他自己心中最为“感激”的，首先在刘备没有年龄、地位和身份上的计较和矜持，其次才是来访次数的多。大概因为诗圣杜甫“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一诗歌绝唱的影响，后世的眼光才会聚焦于“频烦”，反倒对“卑鄙”与“枉屈”有所忽略了。由此可见，要说重视人才，口头上唱高调不难，难的就是像刘备这样，能够在行动上认认真真“落到实处”，对不对？

于是，诸葛亮把刘备请入内堂，宾主坐定之后，刘备屏退侍从人员，恭恭敬敬地问道：“汉室倾颓，曹贼擅政，天子蒙尘。我不度德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但因智术短浅，故而屡遭挫折，至今一无成就。不过，我的素志毫未衰灭，犹想再作一番努力，今日特来拜望，望君不吝赐教。”

诸葛亮明白：显示自己真才实学的时刻到了！他也不谦让，从容启齿，托出一通振聋发聩的宏论来。他首先针对北面的曹操和东面的孙权立论，说道：“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

紧接着词锋一转，又指向荆州的刘表和西面益州的刘璋：“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北、东、西三面和荆州的情况既明，刘备今后的战略方针便不难作出了，所以诸葛亮最后指出：“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一番对答远瞩高瞻，简明扼要，直把刘备听得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此前他还从未见过把时局分析得这般透辟的人士。刘备望着这位身材修长、面容清俊、神态安详而言谈从容的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饱含尊敬和佩服的赞叹：“好！”

隆中问对，确定了刘备今后的行动方针，也确定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从此，诸葛亮结束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应聘出山，为“兴复汉室”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了。这就给后世平添了一段“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凉史话。

刘备自得诸葛亮辅佐，二人“情好日密”。关羽和张飞见大哥终日与诸葛先生叙谈筹划，反倒把生死与共的义弟晾在一边，不免有些生气。刘备心想：你们与我虽然感情深厚，但却不能供给我智慧，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做大哥的终归心胸要宽广得多，所以刘备主动开解二人，说道：“我之有孔明，犹如鱼之有水一般，希望二位贤弟不要多心。”

关羽、张飞见大哥这样说，也就止口不言了。

从此，君臣鱼水，共创大业。这一年，刘备已经四十七岁，而诸葛亮才二十七岁。这正是：

隆中对策传千古，从此驱驰有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