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建文帝下落和永乐帝新政

历史大观园历史故事 2020-06-11 11:21:34 0

靖难之役可以说是朱元璋祖孙三代围绕皇权而展开的斗争。朱元璋为了子孙后代永保皇位，不断屠杀大臣，分封诸子，最终导致了宫廷和藩王之间对立的激化。但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只能说为靖难之役隐藏了祸根，一般而言，是不会改变宫廷败落、藩王胜出的结果。建文帝最后的失败，完全是他无能、软弱、优柔寡断造成的。刚开始，建文帝的力量十倍于燕王，且有多次机会置燕王于死地，但都被一一浪费，使本来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硬是变成蛇吞象。再看燕王朱棣，多少次亲临战场出生入死，除了有很好的运气外，还因为他有弥天大勇，远见卓识，知人善任，才为自己打下了江山。

燕王攻下南京后，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建文帝，但刚一进南京就见皇宫起火。这场大火烧出历史上一件谜案。官修《实录》说皇帝是在火中自杀。因为南京陷落后，宫廷里面乱作一团。太监和宫娥等全都逃命去了，只有零星几个人还跟着建文帝。建文帝将宫门关闭，放火自焚。燕王急忙派人救火，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是从火中抢到建文帝的尸首。救火的大臣回来向燕王禀告，燕王闻讯痛哭：“果然若是痴靖难之役：建文帝下落和永乐帝新政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

因为《太宗实录》是按照明成祖的意思修改的，目的就是要尽力美化他，有些内容是否可信，值得怀疑。清朝人写的《明史·恭闵帝本纪》也简要记载了这场大火，但删去了明成祖的虚假表演。“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但紧接着又加了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后人写历史，如果对某件事有相互矛盾、难以辨别的不同说法，通常是把这些说法都写进史书，但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以某一种说法为主。建文帝是死于大火，还是从地道出逃，在永乐、宣德年间是没有分歧的，官方一致认为是死于大火。但到了正统五年（1440），出现了争论。那年，有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僧自称是建文皇帝，后来被官府缉拿。经过查实，此人为钧州人杨行祥，于是主犯被处死，同案犯发配到辽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不断产生出新的传说。之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纷纷相传见到过建文帝的踪迹。

一种较为形象的传说是，金川门打开后，建文帝知道南京守不住了。他经手下人提醒，说朱元璋临死前还留给他一个铁箧。打开铁箧一看，发现里面有和尚用的袈裟、鞋帽和度牒，还有剃刀和少量白银。建文帝赶紧乔装改扮，然后经宫中密道逃出城，城外的小船再将建文帝接走。于是，开始了建文帝云游四方、浪迹天涯的传说。

到了明朝中叶，关于建文帝的传言，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说法，在《建文遗迹》、《革除君纪》等书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成化年间，《致身录》、《从亡随笔》等书为了标榜忠君思想，随意编造建文帝逃亡的各种说法。嘉靖年间，民间出版逐渐兴盛，刻书成风，连大名鼎鼎的王世贞也开始记载建文帝逃亡之说，但内容大同小异，只是相互传抄而已。

实际上，不同的时代特点对这种传言也有不同的需求，人们不断追求新的花样。明朝灭亡后，受到朱三太子案的影响，人们在谈论建文帝逃亡时，还要加上借古讽今的抒情议论。刚开始，由于政治气氛紧张，文人们怕惹祸上身，对建文帝之事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到了清朝中叶，明朝已成旧事，朱三太子案早被淡化，人们也不再忌讳影射历史，又可以谈论建文帝出亡之说。最后，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中，对追踪建文帝足迹来了个总结，直接影响到清乾隆朝出版的官修《明史》，这个问题最终成了谜案。

在《明史》所有段落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是《胡濙传》，认为当时就有关于建文帝死于大火和逃亡两说，以致明成祖下决心要搞个水落石出。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派遣胡濙寻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真正目的是要察访建文帝的下落。这一走访大概历时十年，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才回京城。但胡濙没有发现建文帝的行踪，只是从民间打听到各种传闻。胡濙想就此罢休，回家给母亲丁忧，但明成祖不同意停止寻找建文帝，于是提拔他为礼部左侍郎。永乐十七年（1419），胡濙又被派往江浙、湖湘一带继续寻找，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才回京。当时明成祖在宣府，胡濙就赶往那里。到达宣府后时辰已晚，明成祖已经就寝，但是听说胡濙来了，就赶忙起床召见，两人密谈到四更天才结束。至此，明成祖才相信，建文帝确实不在了。

这段历史估计也是杜撰的。如果说胡濙出访是为了追踪建文帝，明成祖需要急三火四地连夜召见吗？照此推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建文帝流落海外，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也是在寻找建文帝。那么郑和回国后，明成祖也应该召见，询问相关情况才对。但永乐时期郑和六次出海，一次也未向明成祖禀报建文帝之事，岂非咄咄怪事？因此，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传说，只是许多人在几百年里，将一个虚妄的故事不断添油加醋，成为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已。

燕王通过武力夺得皇位后，注定要洗刷建文帝的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封建社会正统意识极强，因此有许多人只承认建文帝，敌视用强权夺得皇位的明成祖。他们有的公开拒绝合作，有的阳奉阴违，还有的甚至图谋行刺，于是明成祖采用“瓜蔓抄”或“株连十族”的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敢于藐视他的政敌们。为此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李贽在《续藏书·雪庵和尚传》中说：方孝孺、黄子澄之案，杀了几万人，即便没有被杀，也是谪戍边疆，不是死于途中就是死于边疆的恶劣环境，这样的人又是几万。

其实，这和延续了四年的战争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双方用兵上百万，战火从北京一直烧到南京，广大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

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最高权力，明成祖决不能像建文帝那样心慈手软。他一方面要剿杀顽固不化的朝中大臣，还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亲兄弟，把权力全部收上来。因此，他也像建文帝一样，“削藩”之事势在必行，夺回藩王手中的兵权，杜绝潜在的反叛可能。在诸王中威胁最大的是宁王朱权。史书上说他统辖的兵“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靖难之役一开始，燕王曾向他承诺：事成之后中分天下。明成祖即位之后，双方谁也不提此事，一个不愿，一个不敢。永乐元年（1403），宁王的封地被改到南昌，完全被监视起来，从此他开始韬晦人生，完全不过问政治军事，每天只是听听音乐读读书，以此终了一生。

南京是明朝的发祥之地，钟山风雨，虎踞龙盘，但明成祖并不喜欢这里。因为敌视他的人太多，那种阴沉的充满血腥味的政治氛围，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的事业和大本营在北平，那里的人民爱戴他，需要他来继续戍守，抵挡有可能冲击中原的蒙古骑兵。他也需要北平，要把这里建成新的国都，至少可以躲开南京那些充满敌意的反对者。

永乐七年（1410），朱棣离开南京，开始长住北平，至永乐十八年（1420）确立了北平的京师地位，南京降格为陪都。为了完成这次浩大的迁都工程，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国家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老百姓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工程之庞大，花费之浩繁，调度之复杂，再加上贪官蚕食，因此将国库消耗一空。在那个时候，搬迁首都并不紧迫，实际上国家财力也不允许。当然，京师北迁后，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都发生了转移，这为防范蒙古部落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对明朝的冲击，也起到了战略上的支持作用。

靖难之役：建文帝下落和永乐帝新政

明成祖朱棣像

朱棣称帝后，明朝政治的又一大变化是宦官势力的崛起。朱元璋在位时，虽然设立了庞大的宦官机构，而且也对一些太监授予过奉使、观兵等权限，但这种任命都是偶尔为之，权力也是暂时的。终其一生，朱元璋对宦官严格控制，甚至要求宦官不得读书识字，怕的就是出现汉唐时期宦官专权的情况。建文帝时，基本上承袭祖制，御内臣极严，稍有不法行为便有严惩。实际上，是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在关键时刻送出情报，使朱棣了解到南京防守力量的虚实，才下定决心，驱兵直捣南京。可以说是宦官为靖难之役立下了功劳，导致了建文一朝加速崩溃。

到了明成祖时期，宦官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宦官是亲信，是身边之人，要比大臣更忠于主人，因此他即位后，对宦官多有委任。《明史·宦官列传》说，明代宦官所具有的“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皇帝重用宦官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当皇帝声色犬马时，需要宦官为自己的享乐去卖力气；二是皇帝将政务中的重大事件委托给宦官，因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大臣们不像宦官那么听话，那么容易控制。

明成祖是通过战争从侄子手中抢来皇位，南京的大臣们对他反感和冷淡可想而知。用暴力让他们缄口，对明成祖来说并不难。不过，明成祖雄才大略，他要的是人们对他心悦诚服，像唐太宗那样，通过“贞观之治”来塑造一代圣君的形象。从他重用宦官就可以看出：明成祖的心理负担显然要比唐太宗重得多。一方面他要干出一番事业，因此他重用宦官绝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另一方面，他设立东厂，强化锦衣卫，通过宦官监视大臣。

永乐时期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派遣大批使团出使国外，奉使前往的又多是宦官。出使西洋诸国的使者是郑和、王景弘，西域诸国的是李达，西番诸国的是侯显，迤北诸国的是海童，其中最有名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是否有一定的军事目的和价值，这需要在下一章中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