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战争：侯景乱梁——梁武帝的悲剧（下）

一、台城沦陷

叛军主力重返建康城下，他们把韦粲的首级拿到城下向守军示威。太子萧纲闻听韦粲战死痛哭流涕，悲叹道：“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

柳仲礼受重伤后，不敢再与叛军作战。邵陵王萧纶自京口败后，与临城公萧大连（萧纲即位后封南郡王）、新滏公萧大成（萧纲即位后封桂阳王）合兵绕道采石矶渡江，与秦淮河南岸的援军会合，萧纶兵力寡弱，虽曾有过节度诸路平叛大军的头衔，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柳仲礼的指挥。他每天都到柳仲礼营前催问进兵事宜，不料柳仲礼闭口不谈何时出兵，惟剩拥妓饮酒，混然不理战守之事。

主帅如此，各股援军将帅更没有什么杀敌之志。实力强大的荆州、益州两个方镇的军队到现在只来了一支偏师（萧方等），昭明太子的儿子萧誉也只做出勤王的样子，声言要等上游各部援军会合才并兵东下，这个鬼都知道是谎言的借口天下人都看得明白，连皇帝的亲子亲孙都这么消极，诸将哪里还有什么战意。前不久外围援军虽然克服种种困难派人进城把援军大集的消息送到，城内欢欣鼓舞了一阵子，但现在援军突然不进，让台城刚鼓舞起来的士气又沉沦下去。柳津登城大骂其子柳仲礼不出兵作战，柳仲礼无话可说，但仍厚着脸皮拒不发兵。南安侯萧骏劝萧纶自率部队进攻叛军，萧纶也意志消沉，不敢进兵。

台城内的形势一天天坏下去。建康城经过50年的和平，所有人都把和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战备工作在帝国的中心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从未有人关注。制局监制造的兵器都不符合作战要求，粮食的应急储备也从来没有超过半年，都是依靠各地临时供应。在侯景持续不断的围攻之下，城内粮食渐渐耗尽，各类战备物资也濒临枯竭，盐吃完了，人们便挖御厨里的干苔分食之。军士们饿得煮弩上的皮吃，又掘地抓老鼠，设罗抓鸟雀，原本宫中常有成群的鸽子飞来觅食，后来被人们捉得一个不剩。守城部队养了一批战马，起先还能杀马吃肉，后来马也不够吃了，就把死人肉割来杂在马肉中吃。这么一来，瘟疫便蔓延开来，只要是吃了死人肉的几乎都染病而死。叛军又在水源撒毒药，城中人吃水后很多患上浮肿病。战兵由围城之初的2万余人锐减至4000余人，城内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梁武帝向柳津问该当如何，柳津悲愤地说：“陛下你有不孝子萧纶，臣有不孝子柳仲礼，我们还能怎么办！”

叛军的粮食也差不多耗尽，东府城虽有粮米，但因南康王萧会理等部军队开到，石头城和东府城的交通时刻受到威胁，无法把粮食运到建康西面，侯景在王伟的建议下向朝廷议和，条件仍如起兵时所说，划出江西四镇给叛军。萧纲围城日久志气丧尽，乍见有一线生机，不由得喜出望外，他极力向武帝建议许和。

大难来临，最能考验人的品格。武帝毕竟是一刀一枪杀出的天下，对他来说，皇帝的尊严是绝对不能被挑战的，侯景这种胡羯杂种怎么有资格和大梁皇帝平起平坐地谈判，还大言不惭地提出什么条件。武帝断然拒绝：“和不如死。”

萧纲坚持己见，以援兵不进、叛军攻急为由固执议和之说。台城内军政大权都交给了萧纲，梁武帝实际已无法控制朝局，他无可奈何地让萧纲自做决定。

侯景要求萧纲派嫡长子宣城王萧大器出城为质，萧纲解围心急，便想派萧大器去叛军当人质，后在中领军傅岐固谏下改派三子萧大款出城。之后萧纲又愚蠢地命令诸部援军不得交战，还把力主死战的萧确召入城中，希望以这种诚意换取侯景早日撤围渡江。这个昏着把梁朝送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侯景也看出援军不能一战的本相，他一方面故意拖延时间，对台城说援军云集南岸，不敢从采石矶渡江撤兵，一方面暗中大修甲仗，为继续进攻作准备。其间虽有萧会理等部过河试探性进攻叛军，但都被击退，台城仍然危如累卵。

在此期间，侯景还让王伟起草撰写了一封表文，毫不客气地把武帝讽刺了一顿。表文说，武帝之所以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主要有十条过失：一是贪图河南之地，与东魏断绝多年的通好关系，从而招致战祸。二是不援河南而攻徐州，而且任人非贤，导致河南与徐州两个方向同时溃败。三是寒山之战后惊恐万分地又与东魏议和，有辱国之嫌。四是对萧渊明这个无能懦弱的败军之将，不仅不加以惩罚，还想背信弃义地想用侯景换他回来，让降人寒心。五是目光短浅，没有趁河南大乱进而取之。六是不辨忠奸，听信羊鸦仁诬陷侯景谋反。七是赏罚不明，赵伯超不战而逃却没有治罪。八是极度猜疑侯景，导致他不得不反。九是纵容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大肆索贿，阻塞言路，侯景屡次上表都被压制，导致主臣猜疑。十是鄱阳王萧范容不下侯景，屡次上书诬陷。

此外，表文还斥责武帝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好尚虚文，改革祖宗成法；改铜钱为铁钱，扰乱民间经济秩序；公开卖官，官多得像烂羊头烂羊胃；朝政混乱，内外不通；皇帝和太子都耽于享乐，建设佛寺浪费财力；诸子贪纵不法，为害一方，台城被围，宗室子弟竟无一人出力救援。

武帝看到表文又气又愧，然而又无可奈何。王伟这通雄文，除去诬陷侯景谋反的几条毫无道理，其他都是事实，确实点中了梁朝政治的要害。可叹武帝英明一世，到了晚节昏聩不智，直到敌人直斥其非才恍然知错，何其晚矣。

到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丁卯，叛军再度发起总攻，玄武湖被决开，大水冲入台城。负责守卫大阳门的是萧纶的世子萧坚，此人不理守城事务，天天只知道喝酒，部下将士都愤恨异常，没有固守之心，当天夜里，萧坚的部下董勋、白昙朗招引叛军登城而入。

大阳门失守后，守城军队彻底垮了，残军失去组织各自为战。浏阳县公萧大雅（萧纲第12子）率部死战，萧确也带人拼死抵抗，但都已没有意义。侯景拥立的伪皇帝萧正德带人从正面突破台城，他事先放出话来，城破之日，要杀光两宫，两宫系指皇宫和东宫，也就是要杀光武帝和太子及其僚属，自己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侯景却不让萧正德入城，只让他带兵守住大门。萧正德此时才恍然大悟自己是给侯景利用了。

至此，自太清二年（548年）十月起被围，到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坚守了5个月的帝国之都台城，终于落入叛军之手。50年繁华锦绣的建康城，变成一条臭水沟。

说它为臭水沟并不为过。建康城外城在叛军和勤王军的轮番劫掠之下大伤元气，建筑被焚毁无数，百姓被掳入军中，民间财富悉数被抢走，瘟疫横行，死人无数。建康城内外大小河沟里全是腐败的尸体流出的黄汤，臭气熏天，人不能闻。后来，一个曾经到建康朝拜过武帝的百济使者又来到残破的台城，看到这一幕悽惨的人间浩劫，不由跪地大哭。

宫城外烽火连天，喊杀场越来越近，独坐殿中的武帝萧衍，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他的末日。50年前的今天，他也是在这样的喊杀声中杀进台城，夺取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位子。而今，天道轮回，他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权杖再次易主。来过了，经历了，辉煌了，失去了，一切回归原点，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轮回完美地结合到一起，天道如此，又何必痛苦。

二、萧衍之死

侯景入城布置完防务后，当务之急就是见萧衍——这个自己在北朝时就曾夸下海口要捉来当太平寺主的“吴老儿”。他先命王伟到文德殿入见武帝，口称待罪阙下。武帝命侯景到太极东堂觐见。

宫中宿卫兵此时早已作鸟兽散，但武帝50年积威犹在，侯景不敢大意，带了500名卫士上殿。典仪人员引侯景到三公之榻坐下，武帝神色一如往常，仍然端严庄重，问：“卿久在军中，一定很辛苦吧。”侯景躬身低头，只吓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作答。武帝又问：“卿是哪州之人而敢来此，你妻儿老小还在北方吧。”侯景大将任约在旁应答说：“河南王的妻子全都被东魏所杀，只剩一人来此。”又问：“你们渡江时有多少人马？”提到赖以成事的军队，侯景方才缓过神来，他答道：“千人。”又问：“围台城的有多少人马？”答：“10万。”武帝似有不信，又问：“现在有多少人马？”侯景底气十足地吹嘘：“率土之内，都归我所有。”武帝顿时如霜打的茄子，气势弱了下来，低头再不说话。

稍后侯景又到永福省见太子萧纲，萧纲亦如其父，略无惧色。侯景又是惊惧得不能对话。

出殿后，侯景对部下说：“我当年冲锋陷阵，矢石交加，命在顷刻，也从无惧色，今天见了萧公却情不自禁地害怕，难道真的是天威难犯。”

自此侯景再也不见武帝，叛军将宫城侍从人员全部抓起来，乘舆、器服、财宝掳掠一空，皇帝所居的文德殿、太极东堂和太子所居的永福省全都驻兵看管。公卿、王侯、士人全都被集中关押，建康百姓纷纷外逃避难。

侯景矫诏大赦，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先前所立的伪皇帝此时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侯景复尊武帝的太清年号，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

萧正德悔恨交加地向武帝认错，武帝漠然地说：“惙其泣矣，何嗟及矣。”这个可耻的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报应，他不甘受制于侯景，写信约鄱阳王萧范里应外合袭破台城，最终被侯景杀掉。

武帝被软禁在文德殿，他成为侯景手中的奇货，侯景并不急于杀他，只要他还活着，勤王军必定投鼠忌器不敢进攻台城。侯景经常假惺惺地上奏启事，但都被武帝愤怒拒绝。萧纲痛哭流涕，劝武帝忍耐。对于一个86岁的老人，这时让他丢掉尊严不啻要了他的命。武帝见殿上士兵来来往往，牵驴驱马、执戈引弓纷纷乱乱，便问周石珍这是什么兵。后者对曰是侯丞相的兵，武帝怒曰什么侯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闻言大怒，对待硬骨头的皇帝同样用上了硬手段，他下令减少武帝的膳食供应，用饥饿来消磨他的硬气。

然而精神再强硬，毕竟抵不过肉体的衰老。太清三年（549年）五月，武帝的身体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他连饿带病，身体越来越虚弱，渐渐到了将死的地步。弥留之际他在净居殿的床上索要蜜水喝，侍从人员无计可施，他连呼“嗬、嗬”，气绝而亡。

梁武帝萧衍之死，标志着梁朝事实上的灭亡。在此之后，梁朝实际控制区域只剩荆州附近，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灭亡。

侯景严密控制梁武帝的死讯，他秘密把萧纲带到梁武帝灵前，萧纲悲啼不已，在侯景的挟裹下被立为新帝，年号大宝，是为梁简文帝。

此前，侯景假称武帝命令，让诸路勤王军各还本镇。柳仲礼召集诸军统帅会议，萧氏诸王、公、侯事各怀鬼胎，并不愿出死力决战，也不愿就此听侯景的指挥，毕竟萧氏诸人都有潜在的法统继承权。各州镇将见首都已经沦陷，顿时失去战意。柳仲礼不愿再战，表示愿入城朝见武帝，诸路援军就此一哄而散。柳仲礼、羊鸦仁、赵伯超、王僧辩等人率军入城，事实上投降了侯景。

侯景对诸军降将倒是百般抚慰，柳仲礼、王僧辩所部仍维持原有建制，各自回到原驻防地。赵伯超留在侯景军中为将，羊鸦仁被留在台城任五兵尚书。这种安排，大概是顾虑到柳、王二人背后的实力，不敢轻易扣留以防发生兵变。荆州方面派来的另一股军队，在王琳的率领下到达姑孰，听闻叛军已经攻陷台城，吓得把送来的20万石大米悉数沉到江中，全军返回江陵。萧绎主力3万人本就没打算前出救援，闻讯也撤回大本营。

轰轰烈烈的台城之战，至此告一段落。失去精神领袖的梁朝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侯景做梦也想不到他仅凭数百人过淮河，居然能一路南下，扩军十万，攻陷梁朝都城，还把享名50年的老皇帝萧衍活捉，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胜利，把他的野心刺激得越来越大。

三、亡在何处

梁朝是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外交、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有迥异于前代的建树，事实上南方的开发和建设从东晋就已开始，只不过总的经济体量尚不如北方，然而这种上升趋势已经很明显。《南齐书·王琨传》云：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已然如此，经过梁朝50年的建设，南朝的开发程度事实上又有很大提升。

在强盛国力支撑的基础上，南朝需要认真探索，彻底解决远期生存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南北战争背景下的国防安全问题。在梁之前，宋齐两代都在努力地探索南北对峙的终极命题，然而这种探索仅仅在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期间稍稍深入，后续便因为皇帝的短命和朝代更替不断低层次循环，南朝似乎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国和扩张模式，对北朝的和战也一直处在摇摆之间。陈朝则像是阉割后的梁，不仅疆土狭小，人物器局材质也远远无法与同期的北朝人物相比，这样的基本盘不太容易进行宏大的国家层面命题的探索与实践。陈朝虽然也有像太建北伐（关于太建北伐另有专章论述）这样的壮举，然而在北朝强大的国力面前，更像是用国家精血放了一场华丽的烟花，对南北形势的走向，陈基本已无可置喙。

南朝士族人物图

唯有梁朝，它有雄健的开国风气，有充沛的人才支撑，有对南方更广泛和深入的开发建设——这意味着梁朝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开国皇帝萧衍也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极其罕见的全面的知识体系——当然不可否认过于丰富的知识和他对社会的深入思考，促使他走上尊崇佛教的邪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足够长的寿命，在封建帝制时代，这是保证大政方针连贯性、科学性的基本条件。因而，梁朝的发展过程及其探索最具有代表性，它几乎是南朝四代的缩影。要全面论述梁朝灭亡的缘由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这也不是笔者所敢企及的，兹仅就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是世家大族衰亡与社会秩序紊乱。

高门大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被垄断数百年的政治参与权开放给较低阶层的士大夫，汉末以来持续200多年的贵族政治色彩淡化，使得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宋以后王谢人物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化，但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宋齐梁三代，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阳夏袁氏、阳翟禇氏等两晋以来的高门，见于《宋书》《南齐书》《梁书》者60余人。其中不乏谢晦等实领兵居方镇的实权派、王昙首等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人物。谢弘微在宋文帝执政期间，参与中枢决策，作用发挥甚重，《宋书》本传称“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宋明帝刘彧朝，时任太傅、扬州刺史王彧，权势之盛，甚至到了让皇帝猜忌的地步，宋明帝临死前，考虑到成年的宗室子弟多已被杀，诸皇子幼弱，恐怕王彧擅权，便下诏诛杀王彧。但高门士族掌重权的情况到齐、梁两朝，特别是梁朝，已大为减少。齐朝尚有王俭、王融、谢抃等能够参与皇帝废立大事的重臣，到梁朝时，在皇帝的刻意打压下，王谢庾袁等高门几乎没有人真正参与到核心决策中来，唯一稍有才具的王亮被梁武帝打压，一度被废为庶人，而空有贤名的袁昂、谢朏却被尊于显位。武帝时尚书左丞范缜的一番谏语道破了梁武帝的心机，他说：“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陛下弃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梁武帝闻之色变，不让范缜继续说。也就是说，到梁武帝朝，王谢等世家大族不仅不复东晋时执掌最高权力的盛况，连基本的政治参与度都大大降低，逐渐被周舍、徐勉、朱异等吴地次等士族所取代。

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随着社会发展必然越来越广泛，这也是社会政治形态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万事都有一个过程，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形成，需要有强力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否则就会失序。发挥这个引导作用的只能是皇权，然而南四朝的一大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只在梁武帝时代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本该完成士族政治向寒人政治过度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梁朝，看起来并没有把握住历史形势。

伴随着皇权的刻意打压，世家大族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不愿参与庶务的王谢大族，越来越重视文学，宋文帝时重臣王裕任职尚书右仆射，“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他们在政局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弱化，往往成为皇权更迭的符号，到最后彻底沦为文士，刘宋时受到配享皇帝庙庭顶级待遇的王昙首，他的五世孙王褒在梁亡后入北周，衣冠余绪已然丧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另一方面，一部分大族为了继续保持政治地位，不惜抛弃专事文义的玄学之风，降低格调参与政治。历来官员被授予中枢重要职务者，都要再三辞让以示名士风度，刘宋时司徒王华得官即拜，从不辞让，与寒门人士殊无两样。世家大族走下神坛，刺激低等士族们越来越多地积极参与到政局中。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同时进行，到梁朝时逐渐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在寒门政治呼之欲出的时候，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了——皇族执政能力急剧退化。

寒族处置庶政的能力自然无可厚非，可以说远远强于高门士族。但历史积淀不够、威望不足、目光短浅、权力欲过于旺盛等缺陷，也制约着他们的政治水平。在士族衰亡的关键时刻，没有人把好舵定好向，南朝寒门承担不了探索国家走向、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的重任。南朝固然由于国力不足不能完成统一，但东晋和刘宋初年志在统一、眼放天下的名士俯拾皆是，王谢庾桓等大族积极地承担起规复中原的政治责任，同时也频繁地进行北伐的具体实践，是以东晋虽然皇权极度衰弱，国运却始终安如泰山。而在齐梁以后，朝廷虽不缺精于吏事的庶政人才，但具有大视野、大胸襟的政治家扫地无一。相反，寒族觊觎高门士族的政治地位，想尽各种办法挤到士族行列，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消极现象。宋齐时宗王不断发兵造反，像宋晋安王刘子勋造反，他才十几岁就能指挥数万大军，并非本人能力突出，而是部下的寒士们急切地想通过战争积累功勋，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梁朝也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国家建设的重任就只能落到皇族头上。天监年以后的梁武帝及萧氏皇族丑态百出，他们没有在打压士族后迅速补位，成为事实上的领航者，反而几乎变成社会的累赘，政治崩坏、统治失序不可避免地到来，以至于在儒家统治理念最为强大的汉人社会，居然在最不该出问题的思想领域出现佛教喧宾夺主的乱象。侯景之乱对南方世家大族的摧毁如此彻底，事实上只是起到刽子手的作用，给已经名不符实的士族补了最后一刀。

其二是处置地方武力的失策。

东汉末年以来一个最突出的政治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西晋八王之乱给南朝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反面教材，但东晋士族架空皇帝的现实又让刘宋王朝重新委任宗王以兵权，为了防止宗王再度发展成西晋八王那样的肿瘤，刘宋政权加了一道保险措施——典签。典签官位极小，且多由寒人担任，起初颇被士人不齿，最初设置时只为辅助宗王或州郡守令阅办公文，而且不止一人，宋孝武帝刘骏未即位前封武陵王、雍州刺史，封国内设置了3名典签（董元嗣、沈法兴、戴明宝）。刘骏起兵讨伐弑父的太子刘劭，典签董元嗣为其出谋划策，往返建康与襄阳传递消息，最后还尽节于刘骏，被刘劭所杀。

北朝亦见有任典签的，如北齐之孟业、北周之赵昶，他们的作用更有限，对地方的军政几乎构不成制约。齐朝这一情况发生明显变化，齐高帝、武帝二帝惩于刘宋多次发生宗王威胁中央的事件（武陵王刘骏武力夺位为孝武帝、湘东王刘彧政变夺位为明帝、晋安王刘子勋自立为帝对抗中央），赋予典签更多权力，宗王的一举一动典签都可制约。《南史》齐诸王传云：“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齐明帝萧鸾即位后要杀齐武帝的几个儿子，都是命典签杀之。杀武帝第十三子萧子伦时，明帝怕逼反萧子伦，问计于萧子伦的典签华伯茂，后者说：“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华伯茂亲自端着毒酒逼萧子伦喝，在他的积威之下，萧子伦空有一郡之兵，居然俯首帖耳地饮鸩而死。齐皇室子弟境遇如此之惨，梁武帝萧衍都是亲眼所见，是以梁朝建国后，典签的职权立即弱化。邵陵王萧纶在封国内横行不法，甚至违禁使用天子的仪仗，典签最初不敢向皇帝禀报，最后实在因为萧纶太过分才偷偷向皇帝告知其事。但梁武帝仍任命宗室子弟出镇地方大州，执掌一方军政大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客观地存在着，用什么手段去制约地方政权坐大，似乎萧衍并未考虑清楚。

从现有史料看，梁武帝对宗室子弟的任用，起初也有考察，凡是皇帝子侄外放出镇州郡的，遵循先近畿州郡后外镇大州的原则，逐次选派出品德和能力都比较好的子侄出任大州刺史。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萧纪最受宠爱，天监十三年（514年）他先任扬州刺史，受敕要注意“清、廉、慎、勤”，扬州刺史统管京师附近州郡，又在皇帝眼皮底下，是个考察培养才能的好地方。直到大同三年（537年）萧纪才被外放为益州刺史，单独镇守一方。这种选拔培养方式偏重于道德约束，一旦脱离皇帝的直接约束，宗王不免出现离心倾向。湘东王萧绎最初未封王时，德行、才学见称于京师，但出镇荆州之后，人性中残酷、狭隘、嫉刻、贪婪等缺点，都扩大成与中央的矛盾。

事实上地方势力过强的现象在梁中期就已显现出来，萧纪起初并不愿到益州，到任之后却非常享受益州的富足，作为益州刺史，他拥有州内人事、军事、财政等所有大权，对中央只需供献方物特产，就连萧纪本人也很少到京述职，梁武帝因为很久不见，居然要派专人到成都去给他画像。萧绎以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军事，事实上是长江中上游诸州军队的统帅，名义上所统兵力几达梁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淮南江北与江州以南兵力约占三分之二），萧绎之所以没有重演刘毅、谢晦等荆州刺史叛乱，仅仅是靠武帝的威信在震慑。大州如此，小州也具备一切割据的条件，像合州萧范、湘州萧誉、雍州萧察等，手中都掌握着一州军政财大权，能够轻松聚集起数万人的军队，这些地方武力对中央都有潜在的分裂倾向，只要中央统治力一弱，他们都可以凭借手中的军队做出自己的选择，血缘关系远的据州独立或是外叛（萧正表据城投降东魏），血缘关系近的举兵争夺皇位继承权（昭明太子的两个儿子萧誉、萧察都想与萧绎争夺皇位）。这种情形，既不可能实现梁武帝树藩镇拱卫中央的目的，也在客观上瓦解了国家的军力，使得这个曾经与北魏抗衡占据优势的国家再也组织不起来强大的北伐军，寒山之战即其例证。可以想见，即使不发生侯景之乱，等梁武帝寿终正寝后，各拥强兵的皇族子弟，极有可能像宋齐两朝一样发生地方威胁中央的战乱。

 

宋文帝刘义隆	钟离大捷梁军主将韦睿

其三是南北战争形态探索的得失。

北伐战争是南朝始终无法回避的政治课题，它的内涵由东晋时克复旧土的政治纲领，逐渐演变为宋以后巩固国防的大战略。宋文帝时元嘉北伐，由于汉人政权南迁已久，北方国土的历史归属都已出现各执一词的说法，宋人只敢底气不足地说河南是宋朝的旧土，而对关中、河北根本不敢置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寸步不让地说：“我自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随着南北国力对比的变化，南朝宋齐两代都无法对北魏取得优势，宋时一度被北魏骑兵突袭至京口，齐时则因为皇权的更迭部分国土还被夺走。梁朝初期逐渐取得对北方的优势，钟离大捷是南朝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巨大的胜利。从军事角度看，南朝发展到梁，积累了东晋和宋齐两朝的经验，应当在如何北伐上有更成熟的战略与战法，然而从实际看，梁处理得并不好。

一个是进攻时机的把握。三国模式下的国与国战争形态加入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之间的联合、对抗，都必须考虑到第三国的因素。从历朝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不出三国抗衡、二弱制一强、二强凌一弱、强弱联合制一强这4种模式。那么对于梁朝来说，东西魏分立之初，是一强对二弱，也就是梁强、二魏弱，当然这只是一个较短的时间；大约到沙苑之战前后，东魏迅速崛起，三国对峙形势转为二强凌一弱；到侯景之乱时，最强的东魏面临侯景叛乱、新老领导人交替的政治军事危机，基本上转化为三家平衡；到侯景之乱结束，则变为一弱对二强，即南弱北强。在梁的角度，二强凌一弱时，也就是西魏建国时，北伐的机会最好，其时东魏梁外交关系较好，双方基本没有什么冲突，梁的雍州与西魏荆州接壤，地理上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天险，但梁没有采取什么动作。稍次一等的形势，沙苑之战前，东西魏分立，梁一强对二弱，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既可乘高欢进行兼并战争时进攻淮南，亦可针对关中采取攻势，537年西魏贸然出兵进攻汉中，被梁将兰钦击败，一度形成过汉中攻关中之势，西魏朝野大震，吓得送马请和，但这么好的形势下梁仍未有什么动作。

一个是战争方向的选择。南朝北伐，大致有过三种路线，一是沿淮南攻淮北，这条路线的优势是水道纵横，利于南方补给；二是自荆州出发攻河南腹地，这条路线旱路多，在南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时可选；三是自襄阳向洛阳、关中方向进攻，经蓝田方向威胁长安，这条路线多山地，一般作为主攻方向的辅助。梁北伐以陈庆之入洛最引人瞩目，以钟离大捷胜利最大，但这两条路线都是沿淮河向北，也就是说，梁的进攻方向一直比较单一。当然这有地理条件的因素，然而淮河以北一直是北朝屯驻重兵之地，进攻不易取得什么成就。东魏建国之初，梁曾派兵入侵淮北，后被高欢遣任祥、尧雄等将击退，这场战役反映出梁朝的固执与片面。事实上梁朝彼时军力尚强，可以选择从襄阳北攻，襄阳郡是梁武帝起家之地，历来名将辈出，是一个很好的北伐基地。小关之战至沙苑之战这段时间，关中东面形势严峻，梁朝亦可从汉中北进，趁火打劫。但这两个方向都被梁朝所忽视，北伐因而不易取得成绩，更遑论进取中原、恢复统一了。

一个是力量运用的失当。就东晋南朝的北伐力量运用形态来看，多数是方镇体制，少数是举国体制。方镇体制即以一州或数州的兵力单独出兵北伐，像东晋时祖逖、殷浩、庾亮、桓温等都是以数州之兵进攻北方。举国体制即举全国之力，集结数十万兵力全力进攻北方，晋末刘裕北伐、宋文帝元嘉北伐都是举国体制。

东晋大将祖逖   

这两种体制各有优劣，方镇体制劣在可运用的力量少，北伐不易扩大战果，是以桓温北伐，取得关中和洛阳后，一旦敌国反应过来进行全面抵抗，桓温便因为军力不足而旋得旋失。但方镇体制利在军队集结速度快，号令统一，作战效率高，可在短期内达成战略效果。举国体制劣在军队集结速度慢，后勤供应牵扯力量太大，且不易统一指挥，但好处也显而易见，人多力量大，对敌国进攻效果最明显。刘裕北伐相当于集结了全国的军队，故而取得了灭亡两个国家的大胜。梁朝与北朝数次大战，特别是大同元年（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后，事实上北伐只用的是淮南主力部队，故而与北方作战鲜有大胜。我们且作事后之论，寒山之战和羊鸦仁入豫州，梁朝运用的仍然是雍州前线和淮南前线的部队，事实上荆州、江州、湘州、益州诸州军队都未参与其事，固然雍州军和淮南军常年与北方作战，更适合应急作战，但仅靠这两部分军队明显力有未逮。特别是豫州方面的战事，羊鸦仁等诸部军队也就数万人，面对河南诸州广阔的区域明显力不从心。如果紧急调发荆州萧绎的部队北上，趁乱争夺河南数州之地，未尝没有取胜的可能。从这个层面上看，梁朝对北伐战争的整体认识还有很多局限性，很多时候他们把北伐战争当作军事冒险，孤注一掷地打陈庆之北伐这样的战争，事实上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