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战争：争夺湘州——三国之局的形成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九月，一代枭雄宇文泰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双雄喋血的精彩活剧至此终于落下帷幕，宇文泰和高欢相见于地下，不知做何感想。正所谓：周文踞西府，齐武霸东藩。生年不解甲，死去同丘山。

一、北侯景、南王琳

557—559年是后三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指东魏、西魏、南梁）形成的关键时期，北周、北齐、南陈经过一系列斗争，各自巩固了国内形势，稳定的三国相持局面再现于华夏大地。

后三国第一阶段形势突变，南朝土崩瓦解，三国不成其为三国，至陈再次统一江南为之一变。侯景是这10年变乱的起点，王琳是句点。

王琳的湘州势力在梁元帝时代已自成体系，王僧辩、陈霸先内讧让王琳看到了可乘之机。早在梁太平元年（556年）九月，他便趁陈霸先无暇西顾，自长沙举兵东下，袭击江夏城，据守郢州的原梁丰城侯萧泰力不能敌，举州降于王琳。梁太平二年（557年）三月，建康政权不得不承认王琳占据湘州、郢州二州的事实，忍气吞声地任命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王琳拒不接受建康的诏命，在湘州大事准备讨伐陈霸先，其军队规模扩至数万人，号称10万。其中水师尤盛，战船有数千艘之多。因为其楼船行进时有嘶吼之声，与野猪叫声有些像，便命名楼船为“野猪”。梁太平二年（557年）六月，陈霸先命大将南徐州刺史侯安都、江州刺史周文育、太子左卫率周铁虎、南丹阳太守程灵洗、南兖州刺史吴明彻、徐敬成（大将徐度之子）等，率2万余人进攻郢州武昌郡。这个阵容是陈霸先帐下的顶级配置，侯安都、周文育各为西道和南道都督，侯、周和吴明彻都是陈霸先的元从老将，资历、才望和功劳都是一流，从这些将领安排可以推断，陈霸先对进攻王琳是志在必得。然而他无意中犯了一个大错。

侯安都和周文育各统一军，两人在军中名位相侔，互不统属，两将手下部队也是各自听命于本部主将，其情状与北齐萧轨之军别无二致。可叹陈霸先英雄一世，也犯了过于相信部将人品的低级错误。

侯、周二军进抵郢州，武昌郡守将樊猛畏惧侯、周二将声势，弃城而逃。江夏守将潘纯陀则固守不下，侯安都怒而攻之。王琳闻讯自率大军前至沌口，侯、周二将只留一军监视江夏，梁太平二年（557年）十月，主力进至沌口（在今汉阳以东，古沌水入汉江之江口）。

两军相持数日后大战，侯安都、周文育两军大败，除吴明彻逃归外，侯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周铁虎等大将都被生擒。王琳亲自接见生擒诸将，他们诸人旧日一同平定侯景都是老相识，又是各为其主，故而王琳没有杀侯安都、周文育和徐敬成，唯独周铁虎是王僧辩故将，王琳痛恨其背主降敌，将其处死。

王琳于是尽复郢州失地，又趁江州周文育所部尽丧于沌口，乘势发兵进占江州，声威之盛，一时直压陈霸先。

只可惜，恶人更有恶人磨。王琳虽然占领江州，却无意中引爆了江州、闽中一带积压了数十年的大火药桶——江州土豪。

南朝刘宋以来江州辖境大体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迄至于陈变化不大。随着宋末以来南朝政治、军事政策的变化，江左诸朝对江南的开发更加深入，江州地连建康和广州，赣江沿线的江州跟着繁荣起来。早在晋宋之交时，为了满足京师建康的需求，南康郡（今江西赣州）便经常伐木沿赣江运入京师，以至于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时，义军竟能以货运南康木材为借口运兵（事见《晋书·卢循传》）。

经济的发达促使江州一带的豪强迅速崛起，前文已述江州地区有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等人名著于一时（见前文《江陵之战》）。江州地区特别是闽越一带历来政府控制力较弱，故而豪强经常裹胁百姓造反，《梁书·羊侃传》称：“闽越欲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梁大同八年（542年）时，竟然还发生过安成郡（今江西安福）豪强刘敬躬举兵称帝的事件。陈霸先最初自岭南起兵北上参与平定侯景的战争，途经江州时，南康豪强蔡路养生恐陈霸先假途伐虢，双方还发生了一场激战。彼时陈霸先忙于北上，虽然击灭蔡氏，但对江州其余土豪势力只能置之不理。熊昙朗等人表面上接受梁、陈两朝的诏封，实际上仍趁建康政权无力制裁割据一方。

陈永定二年（558年）一月，王琳占领江州首府湓城，北齐闻讯把梁永嘉王萧庄送过江，王琳拥立其为梁帝。得意忘形之下，听从新吴（今江西奉新）豪强余孝顷先南后北的建议，分兵进攻江州势力最大的豪强周迪。当年五月，双方大战于临川，周迪初战不利，表示愿意归降王琳。余孝顷自恃兵强不许，与王琳派来助战的将军樊猛发生严重分歧，结果在周迪的援兵到达后形势逆转，余孝顷兵败被俘。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削弱王琳的军力，还激怒了包括周迪在内的江州一众豪强，使得王琳在即将东下进攻建康的关键时刻受到掣肘。

八月，陈霸先遣侄子临川王陈蒨率军5万，自建康出发征讨王琳。为避陈军锐气，刚刚经历临川之败的王琳撤回郢州。建康方面不敢穷追，以刚刚从王琳军中逃归的大将周文育、侯安都等人配合周迪进攻余孝顷的余部。直到永定三年（559年）十月，陈朝经历了武帝去世、文帝即位的风波，王琳才乘乱复出郢州，再次进攻建康。

陈武帝于永定三年（559年）六月突然去世，他仅剩的儿子陈昌被扣在北周当人质（陈昌、陈顼二人原在江陵被梁元帝扣为质子，江陵沦陷后被掳至长安），以侯安都为首的老臣宿将主张立功劳最大、血缘最近、年龄最长的临川王陈蒨（陈霸先兄长陈道谭之子）为帝。建康人心浮动，新即位的文帝忙于整理军政，无暇外顾，王琳选的就是这个时机。

永定三年（559年）十一月，王琳大军进至大雷戍（今安徽望江），进逼石城（今安徽安庆）。陈朝派大将侯安都、侯瑱（另一位大将周文育在进攻余孝顷余部时被豪强熊昙朗害死）从建康出发迎击，另以大将吴明彻绕出王琳后侧，进攻江州湓城，试图端掉王琳在江州的大本营，不料被守将任忠击溃，吴明彻仅以身免。侯瑱、侯安都不敢直犯王琳兵锋，引军退入芜湖。陈将程灵洗引军在南陵阻击王琳，骄横的王琳猝不及防，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程灵洗一击即退，在俘获王琳数艘青龙大船后亦退入芜湖。

北朝两国对此反应不一，王琳扶立的梁朝向北齐称臣，北齐着眼于争夺江东，派人到合肥准备水师，虽被陈军偷袭烧毁过一定数量船只，但仍虎视江北，此次王琳来攻建康，北齐水陆两边同时派出军队到江上，作为王琳的声援。北周则毫不犹豫地延续趁火打劫的作风，派荆州刺史史宁进攻郢州。一助一攻，助者有限，攻者凌厉，王琳不敢撤军回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建康进攻。好在郢州留守将军孙玚苦苦支撑，周军一时不能得手，王琳才能勉强继续在芜湖与陈军相持。

陈天嘉元年（560年）二月，王琳军在与侯瑱相持百余日后，利用春至水涨的机会，把合肥的水师通过濡须河引入长江，彼时西南风大起，王琳自以为天公作美，不顾陈军尚在咫尺的实际，沿江向北直进，企图直捣建康，消灭陈朝。侯瑱从芜湖出军进攻其侧后，湘州和建康的军队大决战终于开打。

两军船只接近，搅一在起混战，王琳命众船向陈军投掷火炬，不料西南风大，王琳在东北，陈军在西南，所投火炬反而烧到自己。侯瑱命诸船靠近敌船，以拍杆捶击敌船。拍杆系以大型木架支在船两侧，木架上放置长木棍，木棍顶端绑缚大石，士兵利用杠杆原理操纵木棍捶打敌船，古代船只都是木制，很容易被撞碎。陈军定州刺史章昭达所部平虏大舰是侯瑱部下的主力，屡屡击毁敌船。陈军又以小船靠近敌船，用熔化的铁汁浇到敌船。王琳的船队大乱，无法继续战斗，士卒纷纷落水而死，余者弃船上岸。北齐来助战的水师主将刘伯球被生擒，在芜湖西岸驻扎的慕容子会部2000人也被冲散。王琳与其心腹部将潘纯陀乘单舴艋船溃围而去，狼狈地逃到湓城。此战王琳主力几乎被全歼，虽然郢州尚有孙玚在坚守，但残部士气已然彻底丧尽，王琳想在江州收合离散继续与陈军对抗，但无人响应，王琳无奈之下只好逃奔北齐。

陈军随即乘胜进军湘州，江州、郢州、湘州各地王琳余部纷纷归降，除湘州北部三城为后梁占领，其余变乱州郡全都被陈朝拿下。至此，陈朝终于结束梁末10余年大乱，纷争不息的江南再次归于一统。陈文帝陈蒨跟随陈霸先创业，深谙10余年来国家政策失策与百姓所受之苦，一改梁末弊政，采取对外休兵罢战、对内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江南国力慢慢恢复。

王琳之乱是梁陈之际地方势力分裂的最高形态，这次变乱波及地域之大与侯景之乱不相上下，江南半壁全部陷入战火，虽然持续时间与战争烈度远不及侯景之乱，但在三国对峙的大背景下仍给南方带来极大危机。北有侯景，南有王琳，这两个南朝的灾星，都同时挑起南北三国同时介入战争，就其性质而论，是纯粹的破坏性战争。从王琳个人而论，虽然他自始至终打的是扶立梁室的旗号，但在明知江南已经重新步入统一的节奏的情况下，仍然为了一己权欲，不顾大势所趋与民心向背，悍然发动战争，失败的结局在开战时已然注定。

二、艰难的北周立国

在王琳和陈朝开战时，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九月，一代枭雄宇文泰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年的四月，宇文泰开始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北巡，当年九月因病死于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北），终年49周岁（507年出生），遗命以中山公、小司空宇文护负责朝政。宇文护为防意外，护送宇文泰遗体到长安后方始发丧。

宇文泰是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君主之一。虽然生前并未面南称孤，但实际是北周帝国的开创者。宇文泰为人深沉坚毅，智识宏远，机变超卓。他一生的最大功业是开创北周帝国，自20多岁开始参与镇压六镇起义，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下级军官奋斗至一军统帅，后又成一国之主，非有过人的毅力决不能成功。他一生面对高欢父子这种超强对手，小关、沙苑、河桥、邙山历次大战，在亡国殒身、风雨飘摇的关头凭借超人的胆气、勇气和智慧屡屡转危而安。他一生务实进取，南取江汉，西定巴蜀，硬生生扭转劣势，变弱为强，为统一北方甚至统一中华、结束300多年乱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一生识人用人无不恰中其的，用苏绰而开创关中政治新局面，用六柱国十二大将军而创下彪炳史册的战绩，扬名于隋唐两代的关陇政治集团无不出其麾下。他一生志在创革，复周礼夺取文化传续高地，令关中汉人精神上找到依归；设六官改革元魏腐败体制，虽仍袭用汉晋旧制而使政治清明；创府兵更是开创北朝隋唐200余年最强大的军队，为中华最伟大的盛世立下肇始之功。

我们不吝溢美地赞扬宇文泰的功业，也不能不看到他身后尴尬的政治局面。彼时西魏吞并巴蜀和江汉一带，领土和人口都急剧增长，经过数年经营，国势开始出现强劲上升状态。西魏上下经过20年战争，竭力稳固住东方防线，勉强与北齐形成均势，宇文泰采取东守南攻的策略，即使高澄意外遇刺、高洋骤然代魏出现重大政治契机时，宇文泰东伐也是一试即退，这种策略对巩固提高西魏国力作用甚巨。在这样的关头宇文泰去世，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强力领袖站出来，带领国家继续保持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然而新的强力领袖何尝好找。

宇文泰创业时间毕竟不长，元从功臣老将绝大多数都在世，六大领兵柱国尚存5人（李虎已去世），赵贵、独孤信、于谨原本就与宇文泰年位相当，在军界、政界威望相当高，这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一旦处理不好，对大局影响甚巨。反观宇文泰宗族子弟，由于早年宇文泰兄弟诸人相继战死，族中人丁稀少，宇文泰诸子年纪都不大，庶长子宇文毓年方22岁（534年生），被立为世子的嫡长子宇文觉才14岁（542年生）。这两个年轻人没有参与宇文泰创业，根本无法驾驭那些老臣宿将们。常年执掌禁兵的宇文导本是最佳人选，但也于两年前去世。唯一年长且有一定资望的，就是中山公宇文导。

宇文护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之子，胡名萨保，生于515年，宇文泰去世时他41岁，正是盛年。此人性格宽和，长期替宇文泰打理宗族事务。西魏与东魏历次大战宇文护均有参与，于谨平江陵之战与杨忠并为前锋，虽然不像于谨、李弼、杨忠、达奚武那样战功赫赫，但总体表现中规中矩，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然而这远远不够。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二月，刚刚积功升为柱国大将军的宇文护处理完宇文泰的丧事，遣人暗示魏恭帝退位。庚子，魏帝逊位。次年（557年）正月，宇文泰嫡子、世子宇文觉即天王位，国号周。宇文氏倡复周礼，故而效仿西周，天子称王而不称皇帝。后世为有别于西周、东周，称宇文周为北周。甫一即位，北周天王宇文觉即对功臣宿将进行封赏。综合556年年初六官始建之时的任命，5名老柱国大将军和新任柱国大将军宇文护分掌重权，于谨为大司寇，李弼为太师、大司徒，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大宗伯、太保，宇文护为大司马。新调整的诸大将军（原十二大将军病故已新补充数人，兹不一一列举）宇文毓、达奚武、豆卢宁、李远、贺兰祥、尉迟迥统统提升为柱国。

这一系列任命体现出北周中央的权力分野。秋官府、大司寇于谨掌管全国刑狱事务，地官府大司徒李弼掌管民户、经济、赋税等事务，天官府、大冢宰赵贵主管皇宫事宜，春官府、大宗伯掌邦礼，冬官府、大司空侯莫陈崇掌管营建事宜，夏官府、大司马宇文护掌军。另太师、太傅、太保是名位最崇的三公，可见李、赵、独孤三人威望之隆。宇文护虽有军权在手，相府总管诸军也在他掌握之中，但因为名位较浅，赵贵、独孤信等人都不服气，各欲执政。六大领兵柱国各有部曲，如果一旦闹成政变，以宇文氏诸人之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刚刚有了起色的国家也将陷入危机。宇文护便想寻求老臣的援助。彼时排名首位的柱国李弼年老多病，已无力参与朝政之争。于谨年龄、功劳都是诸老臣之首，但因此人素来多富智计，隐隐为宇文泰所忌，在诸柱国大将军中排名不靠前，北周立国封赏也没有授予三公之位。宇文护似乎料到于谨内心应当会有一定想法，便密访于谨，求其援手。作为一个老臣，于谨表示出与国同休戚共进退的担当，他在朝会上当众强调宇文护辅政的法统合理性，然后当众向宇文护下拜，表示绝对服从领导。于谨语气严厉，对诸部贵族不服宇文护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诸贵族、大臣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矛盾只是暂时掩盖下去，斗争很快变得更加激化。

宇文护接掌大权，势必对原有权力体系进行调整，不论是当轴大臣如赵贵、独孤信等人，还是新生代权要人物，都想保住自己的权利。赵贵与独孤信密谋，想袭杀宇文护以夺取摄政之权，然而独孤信意志又不坚定，事到临头又劝赵贵不要行此险招。临事犹豫乃大忌，结果二人的密谋被开府将军宇文盛告发，宇文护先发制人，逮捕赵贵，诏告天下而后杀之。独孤信由于是宇文氏姻亲（其女嫁与宇文毓），素来又是重臣，被赐于家中自尽。

两大臣的谋反有许多先天不足，他们既没有政治主动权，又没有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徒然以自身所谓的功劳地位对抗官方承认的执政大臣，结果只能是有死而已。

赵贵、独孤信之死进一步巩固了宇文护的地位，这一事件令周天王宇文觉恐惧不已。匹夫无罪，怀璧有辜。自来皇帝与权臣是天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即使其中一方妥协，矛盾仍然存在。司会（北周六官系统中天官府的属官，主要掌管财政，类似于度支郎中、户部尚书等职务）李植、军司马（北周六官系统中夏官府的属官，主要掌管兵马调动等事务）孙桓在宇文泰时代都掌握重权，宇文护上台后，其权力被逐渐侵蚀剥夺。李、孙心生怨望，遂向宇文觉提出诛灭宇文护的建议。两者一拍即合，随即定下诱宇文护入皇宫然后刺杀的计划。宇文觉本人带领心腹武士在皇宫练习擒拿之术，时刻准备捉杀宇文护。

这次政变计划同样十分可笑。放眼看当时形势，天子宇文觉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长安外城兵力掌握在雍州刺史于谨之手，此人刚刚领衔表态支持宇文护。皇城禁兵掌握在尉迟纲手中，他也支持宇文护。唯一有利的条件是宫伯中大夫乙弗凤、张光洛、贺拔提、元进4人是宇文觉的心腹，宫伯中大夫是天官府的属官，《北周六典》云：“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王宫宿卫兵最高负责人尉迟纲和蔡佑（就是那位认宇文泰为父的猛将），目睹幼稚的天王在一帮年轻实力派鼓惑下跃跃欲试，不忍他以卵击石，苦苦哀求宇文觉不要铤而走险，宇文觉仍不听。

宇文护知道了宇文觉的图谋，便把李植、孙桓二人外放到梁州和潼州当刺史，还向宇文觉劝谏说疏不间亲，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使叔侄相杀、外人得利。从这点可以看出，宇文护事实上并不愿与天子翻脸，毕竟大局未稳，两者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然而宇文觉仍不知回头，他与乙弗凤等人意图趁王公大臣们入宫朝见时当场刺杀之。同谋者之一张光洛惧怕事败身死，向宇文护告密。事情逼到这个份上，宇文护已无退路，便收捕乙弗凤等宿卫头目尽杀之，诏告天下废天子宇文觉，改拥宇文泰庶长子宁都郡公宇文毓为天王，是为周世宗明帝。

借此机会，宇文护还杀死了十二大将军之一李远。李远系司会李植之父，事发时李远尚在弘农镇守，他遵从朝廷诏命入朝，连同诸子李植、李叔谐、李叔谦、李叔让都被处死。李远是原州李氏的代表人物，其兄李贤、弟李穆都是当朝显贵，李贤、李穆二人因为李植一案都被剥夺一切官爵。

表面来看这起事件是周孝闵帝（宇文觉被追谥为孝闵帝）不满宇文护专权，事实上是关陇勋贵集团和宇文氏的一场权力之争。宇文觉一个年方15岁的少年，即位之日很短，后宫又乏人主持，即使开始有所不满，经历赵贵、独孤信一件事想必也会有所收敛，怎会又以身犯险不自量力地和宇文护斗？关陇勋贵集团眼见宇文泰一死宇文氏缺乏威权，纷纷萌生攫取最高权力的图谋，无论是赵贵独孤信的谋刺，还是李植等人的宫廷政变阴谋，更或是仪同将军齐轨在外朝的议论，都可以视作北周初年政争的主要推动力——而非年轻识浅的天王的想法。不过好在宇文泰创业之时对权贵们控制得严密，北周朝内没有形成较大的利益集团，六大柱国中于谨被刻意压制，独孤信长年在陇右任职，李虎去世较早，在中枢的赵贵心机城府和军事才能苦不甚高，李弼、侯莫陈崇以勇力见长，政治上的野心却不大，故而六柱国无法结党声援，他们乘两代交替挑起的针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因之也呈零散化态势，对宇文氏构不成太大威胁。宇文护采取的措施准确而有力，狠狠打击了顶级勋贵们的气焰，为权力交接提供了一个安稳的政治环境。

周明帝即位后，老牌柱国李弼去世，开国顶级勋贵逐渐凋零，令宇文护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少，主相之间的矛盾因之慢慢凸现出来。自当年年底明帝即位后，北周除了征讨吐谷浑与信州蛮人叛乱以外没有大的政事，宇文护归政于周明帝——周明帝听从朝臣建议改称天王为皇帝——但军权仍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这期间周明帝刻意策动群臣进行的一次朝议，又一次引爆主相之矛盾。河东名士乐逊上书言事，指出当朝军政的一些不足，其中选官广泛征求意见、不在边境寻衅、纠治浮华奢侈之风等方面不点名地批评了宇文护的执政作为。宇文护意识到新立的这位皇帝是个棘手的角色，于是再次废立。由于明帝为人谨慎，表面上又对宇文护非常尊重，废黜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宇文护便令负责皇宫膳食的厨师李安在饭中下毒，毒死明帝。

北周武成二年（560年）四月，明帝临死前仍不忘夺权的事，遗命宇文泰第四子、鲁国公宇文邕继位，是为北周高祖武皇帝。周武帝慑于宇文护连杀二帝的权威，对宇文护十分恭谨，彻底让出所有权力，并赐以极高的政治待遇，诏命宇文护在同州（原为东雍州，西魏改为华州，后又改为同州，在今陕西大荔）建立宇文肱（宇文泰之父，被追遵为德皇帝）的庙，以示荣崇。西周成王为褒奖功勋卓著的周公，令其可以在封国鲁国建立周文王的祖庙，周武帝此举意在表彰宇文护是周公一样佐幼主定乾坤的千古名臣。

至此，宇文护总算全面而稳定地掌握了北周最高权力。他全力维护宇文泰时的执政方针，持续提升宇文氏家族的权力，继续打压武川元从老将，不断把权力收归中央所有，是以北周虽然权臣跋扈、皇帝受制，国力却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

三、“一大人只十”——高洋之诅咒

北齐天保十年（559年），北齐也几乎鬼使神差地与陈朝、北周同步发生了皇帝驾崩、政权交接的惊天大事。这一年十月，北齐文宣帝高洋因病暴崩，长子济南王高殷即位于灵前，是为齐废帝。

高洋东魏武定八年（550年）篡魏建齐，在位十年。史言高洋“少有大度，志识沉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他在位期间改变了高欢时代频频征伐关中的国策，把重心放在巩固政治秩序、整治军队武备以及解决北部边患上，内重外轻的政策虽说减少了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但也令北齐丧失了抓住南朝大乱扩大版图的绝好机会。至于北击柔然之战，虽说基本上打垮了柔然，但毕竟借突厥之力甚多，除了他本人身先士卒示范作用较好外，整个战争过程无足可观。历来南北分裂时，各国君主都会把统一天下作为长远目标，南方历朝且不必说，即使如石勒、苻坚、元宏之辈都有混一华夏的打算，反而是有北朝二百多年政治实践打底的高齐，却裹足不前，满足于困守关东一隅，这是其政治格局上的缺陷。国内政局如前文所述，由于中断了高澄扬汉抑胡的方针，鲜卑勋贵牢牢把持了政权，使得北魏末年以来的贪腐之风延续下来，成为北齐终身未愈的恶疾。在国家局势已经明显稳定、战争已非头等大事的情况下，高洋仍然不下力纠治勋贵阶层的腐败问题，这是他的极大的失策。高洋最令人非议的，是他在位末期的暴行。《北齐书》和《北史》都用专门的篇幅指摘高洋，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嗜杀。高洋杀的人包括高欢的儿子高涣、高浚等人在内的高氏宗室，元魏宗室，高隆之、杜弼等重臣，还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如果说杀兄弟和宗室以及元魏遗老还可算作剪除异己，那么杀普通官员就没有任何必要。杀到后来杀得手顺，高洋甚至把京师的死囚提解出来，只要想杀随时拉出来杀。他的嫔妃因为被疑与人私通被其杀死，首级当众扔出，骨头被制作成琵琶，群臣无不恐惧。他杀人方法多很残酷，或是肢解，或是火烧，或是扔进漳河淹死，杀元魏子弟721人全都扔进漳河，人有杀鱼者往往发现鱼肚中有人的指甲，邺城百姓恶心得许久不吃漳河鱼。二是纵酒淫乐。高洋末年或许是精神有些问题，一反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的样子，通宵达旦地宴饮作乐，醉酒后连母亲娄太后都敢打，毫无节制的作乐直接导致他身体被掏空，死前病得不能进食，34岁就暴病身亡。三是大营宫室。他在位期间发动百万民夫加固长城，修建皇宫，对勋贵的赏赐大手大脚，国家府库贮积为之一空，基本上抵消了他前期治国的成绩。

高洋执政后期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怨言，偏偏高洋又是个极其聪明的人，百官言行举止他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以至于众人敢怒不敢言。但怨气总归要有渠道发泄，邺城便流传出种种针对高洋的谣言和诅咒，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大人只十”。高洋的年号是天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天保”拆开是“一大人只十”，也就是说高洋当皇帝只能当十年。《北史》说这个谣言出现于高洋即位元年，笔者推断，其真实性不知有几何，谁敢对刚上任的皇帝说三道四，即使是真的，其出现时间当在高洋执政的末年，反映的是朝野上下对高洋的态度。

废帝高殷即位后，于次年八月即被亲叔常山王高演所废，高演夺位称帝，是为北齐孝昭帝。高演系娄太后所生，高洋同母弟，他在朝中执掌重权，高洋重病将死时便已料到高演必将夺高殷之位，但碍于娄太后之威，不敢公然杀死亲弟。高洋近乎哀求着对高演说：“夺时但夺，慎勿杀也。”意思时我儿子的皇位你可以夺走，但请留他一命。可惜帝王之家，哪里讲什么感情，高殷后来被秘密处死。

好在高演也是有为之君，他即位后一改高洋末年的恐怖政治，对已故官员进行褒扬，扩大人才选拔范围，为减轻百姓负担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他在继续北击库莫奚等胡族的同时，还想进图关中，以实现高欢平灭宇文氏的夙愿。北齐政局一时出现欣欣向荣的势头，只可惜天不假年，高演称帝第二年便因意外受伤而死。他死前娄太后来看视，苦苦追问废帝高殷的下落，高演坚称不知，娄太后情知高殷已死，气得痛骂高演：“杀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高演自知皇太子高百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不可能守得住皇位，便下诏令同母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是为北齐武成帝。高澄、高洋、高演、高湛四兄弟皆是娄太后亲生，高演、高湛能相继为帝娄太后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位老太太终归没能挡得住高氏宗室自相残杀的惨剧。高湛即位后也没放过高演的太子高百年，他令人在玄都苑凉风堂拖着高百年绕堂而走，边走边打，血流满地，高百年哀号乞命，惨不忍闻，后又斩首丢到池中，一池之水为之变红。高百年的妻子斛律氏（大将斛律光之女）手执高百年所赠玉玦，痛哭月余绝食而死，死后手仍紧紧握着玉玦，斛律光硬生生掰开才把她下葬。高湛生性残忍，对待宗室的狠毒尤甚于高洋、高演，高氏一门年龄稍大的多被武成帝诛杀——高澄之子高孝瑜、高孝琬，高洋之子高绍德，甚至已经淡出权力核心的高欢第四子高淹也被毒死。

至武成帝时，北齐总算结束皇帝频繁更迭，进入较长的武成帝时期。但北齐国势随着这几次伤筋动骨的折腾，以及武成帝低下的政治智慧，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颓势。

四、北周再夺湘州

陈永定三年（559年）至天嘉二年（561年）年间，周陈在湘州地区展开了争夺战。起初，北周史宁所部进攻郢州，在王琳部将孙玚拼死抵抗之下不果而退。但随着王琳的败没，北周指使后梁萧察政权进攻王琳原据之地，连克南平（今湖北公安）、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

陈天嘉元年（560年）八月，陈军武州刺史吴明彻部沿江西上，企图恢复这一地区。北周闻讯迅速派军司马贺若敦与开府将军独孤盛率军来救，兵力大概在6000～1万间（《陈书·侯瑱传》云贺若敦有1万人，《周书·贺若敦传》云仅6000人）。贺若敦系原东魏降将贺若统之子，他历代将家，极善用兵。沙苑大战时他力劝父亲贺若统降于西魏，其果敢勇猛为时人所称。贺若敦率军击败以水军为主的吴明彻部，乘胜南下攻占湘州长沙城。北周虽未全取湘州之地，但自南平至长沙，这一带地区像一把尖刀深深扎进湘州腹地，给陈朝带来极大被动。

湘州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对南朝国防形势来说，长江中游以荆州为重，但荆州已被北周和后梁占据，湘州事实上无险可守，然陈朝又不得不守之。湘州之重在长沙、巴陵，过长沙则湘州以南直至广州北界再无重镇，过巴陵则顺长江东下直迫江州，江东之势危如累卵。北周和陈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以贺若敦拼死也要保住湘州长沙。区别只在于两方对湘州的态度，北周取湘州只为拓地，陈夺湘州却攸关生死，故而两家投入兵力和取胜决心就有了高下之分。

吴明彻败后，陈文帝即遣大将侯瑱、侯安都、徐度等顶级大将率军进攻湘州。陈天嘉元年（560年）九月，湘州北部连降大雨，湘州流域涨水，贺若敦与独孤盛的大军以步骑为主，水师数量又少，面对水师精强的陈军，劣势立时呈现出来。侯瑱率水师出击，截断北周军粮道。周军无计，只得四出劫掠，搜刮军需物资。为了迷惑陈军，贺若敦仿效当年刘宋大将檀道济唱筹量沙，在军营中堆起大土堆，土堆上覆盖一层大米，各营将士集中于粮前分米，人人手持鼓囊囊的粮袋，然后故意在营门附近找几个驻地村民询问情况。村民眼见北周军粮储备充足，回去后告知陈军，侯瑱信以为真，便不敢进兵攻贺若敦，令诸军据守险要，意欲以持久战耗尽周军的粮食。贺若敦针锋相对，增修营垒，建造房舍，摆出一副持久作战的样子。

但周军毕竟是在他国作战，湘州当地老百姓都支持陈军，不断有人送去粮米鸡鸭。贺若敦见状，令军士伏于船中，假扮湘州百姓给陈军送粮食，陈军靠近接纳，周军便突然袭击擒而杀之，如此几次，陈军生恐再上当，即使真的是当地百姓送粮也不敢接应。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困扰了陈军的后勤，但对周军的困境却没有什么改善，周军粮食一日少于一日，军心开始浮动，不断有人开小差投降，甚至有的还牵着战马去降敌。身处敌境，战马是保障部队机动的重要物资，长此下去可不是办法。贺若敦又想了一条诡计。他令人牵马从江边上船，船上有人见马来便拿鞭猛抽，如此几次，战马形成条件反射，见了船就不敢上。周军便把训练好的战马牵去，诈称要投降陈军。陈军像往常一样来牵马上船，不料马却死活不上。在陈军来回拉马时，周军突然冲出杀死陈军。这条计策堪称绝妙，陈军再也不敢接受周军投降兵士。麻秆打狼两头怕，陈军不敢碰周军，贺若敦也不敢贸然暴露实力。

   

檀道济

如此僵持近5个月，到陈天嘉二年（561年）正月，孤军深入湘州的周军形势逐步恶化。巴陵城的周军放弃抵抗，守将尉迟宪举城降陈。独孤盛所部水军亦被侯瑱击败于杨叶洲，湘州长沙城主殷亮亦降于陈军。只剩贺若敦主力困守于湘江边。侯瑱不敢招惹贺若敦这位诡计狂魔，便与他商量，如果周军肯退兵，陈军不仅不追击，还情愿送上战船帮周军渡江。贺若敦不敢大意，故意很硬气地说，周军来此为求决战，既未决战，决不肯撤兵。侯瑱后又屡屡催促，贺若敦便顺坡下驴，约定陈军后退一百里，留船于江岸，周军才可退军。侯瑱仗打了几个月撵不走贺若敦，早已心急如焚，便尽如所约，“礼送”贺若敦渡江北归。陈军遂全据湘州之地，将国境线一举北推至长江，与后梁隔江而望。

湘州争夺战，周军虽然全师而返，但没有争到湘州数州之地，可谓不败而败。陈军却依靠并不出色的战绩，硬生生把周军磨走，场面虽然不甚好看，却得到实惠，可谓不胜而胜。这个奇怪的结果是陈朝开国之锐气所致，也是南朝求稳求强的大势所致。钟山之战和湘州之战启示着三国君主们，北朝能趁乱夺走江陵和淮南，但要在南朝出现强力政权的情况下再夺南朝腹心之地，势比虎口拔牙。当561年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之时，三国的君主们意识到，天下形势开始变得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