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传——孙海、客用事件

最初，张居正的障碍是些别有用心的官员，1579年则是想钱想疯了的朱翊钧，到了1580年后，张居正发现，朱翊钧已不仅是障碍，而早已是一颗定时炸弹。

国家有张居正，朱翊钧不必为政事烦忧。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无事可做，充沛的精力只好浪费到玩乐上。年纪小时自有年纪小的玩法，年纪稍大也有成熟的玩法。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不知从何时起，朱翊钧迷恋上了各种娱乐活动。

1580年最后一个月，朱翊钧和他的太监玩伴孙海、客用常到西城玩耍。喝酒是难免的，但朱翊钧很少喝得人事不省，所以喝酒之后总有别的娱乐。某天，他突然起了雅兴，要侍立一旁的小内监唱小曲。小内监按冯保的命令只管站着，唱小曲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不唱。

朱翊钧劝了半天，小内监就是不为所动。朱翊钧暴跳如雷，抽出身边孙海的佩刀，直奔小内监。小内监吓得瘫软在地，直叫“冯公公”。

不叫还不打紧，这一叫，朱翊钧更是怒火中烧，小内监竟然用冯保来压他，于是上去就是一刀。由于大醉，没有准头，小内监只受了皮肉伤。孙海等人一见要出人命，慌忙上前拉住朱翊钧。朱翊钧余怒未消，吩咐孙海等人把小内监狠狠地踢了一顿。小内监被踢得奄奄一息，朱翊钧还不罢休，割了小内监的头发，权当斩脑袋。

胡闹完毕，朱翊钧醉醺醺地回宫，昏昏睡去。天明时分，在宿醉中他被人叫醒，正是孙海与客用二人。二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地告诉他：“太后要见您。”

朱翊钧惊得翻身而起，问道：“可知何事？”

孙海说：“那个小内监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冯公公，大概正是此事。”

客用帮腔说：“据说冯公公也发了火。”

朱翊钧腾地站到地上：“冯保有什么资格发火，岂有此理!”

冯保不是他所怕的，他最怕的是冯保在他母亲面前告状。他犹豫焦虑起来，孙海与客用催促他：“皇上，还是赶紧去吧。去晚了，李太后更生气。”

朱翊钧胆战心惊地来到李太后宫里。李太后脸色铁青，像是涂了一层铅，一见朱翊钧便大喝道：“跪下。”

朱翊钧身不由己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李太后拍案而起，声音尖利：“你知道你的罪过吗？”

朱翊钧不敢回话，浑身如筛糠。李太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落他的罪过，越数落越生气，最后居然掉下眼泪。朱翊钧也是哭得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李太后擦去眼泪，冷冰冰地问朱翊钧：“你知错吗？”

朱翊钧叩头如捣蒜说：“儿知错了。”

这情景连站在一旁的冯保都于心不忍。李太后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叹息一声，要朱翊钧站起来，去书橱上找来《汉书》，让他翻到第六十八卷。朱翊钧轻声念出口：“霍光传。”

“读!”李太后口气威严。

朱翊钧开始读，当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泪再度流下，这眼泪半是恐惧半是委屈。霍光废昌邑王乃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其中意思。他明白，现在的霍光就是张居正，他母亲看上去就是张居正的帮凶，还有那个冯保，则是张居正的内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冯保的监视，冯保知道了，李太后就知道了，张居正更知道了。

他没有读完《霍光传》，双腿一软跪到地上。李太后声色俱厉：“不是只有你才能当皇帝!”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朱翊钧魂不附体，恐惧得一言不发。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也只能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诏书：“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得有主见，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呈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换作任何一位大儒，都会对朱翊钧这种看法惊愕失措。但张居正不是腐儒，他懂得变通，心中的偶像只有自己的良心。他对朱翊钧说：“孔子纵然是圣人，心中也有私欲。他做错的事，我们不要重蹈；他做对的事，我们要借鉴。不必论他的是非，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个是非。”

这种话，朱翊钧只是一听，他也并不认为孔子冤杀少正卯是错的，他只是看不惯张居正总喜欢用文化育人，想要给张居正难堪罢了。

君臣二人已经离心，二人的心思已无法走到一起。出事，便是迟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