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传——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多年以后，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我当时愤怒得发狂。”

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朱元璋没有知识、没有背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了太多的苦。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用民间的说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强活”——奋力勉强地活着。

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很有心得。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

他在给朱元璋的《时务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

1362年农历六月，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这位元王朝的“齐桓公”对朱元璋说：“我已经奏报朝廷，给你个丞相的职务。”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心神不宁。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刘伯温对他说：“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我们不能得罪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

刘伯温的这一想法，是他把朱元璋和张士诚作比较得出来的。当时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在法理上名正言顺。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张士诚那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跟着张士诚，风险成本小，而跟着不合法的朱元璋，风险大。

朱元璋是否想过被元王朝招安，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但就在本月，察罕帖木儿被田丰谋杀，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茫然了很久，最后叹息说：“天下无人也。”

后来吹捧朱元璋的人说，朱元璋当时不理察罕帖木儿，是因为对将来的成功已成竹在胸。这简直是胡扯，朱元璋当时西边有巨无霸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还有他至少在七年时间里都难以企及的元大都，他怎么就会对成功成竹在胸？

他所以没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是因为察罕帖木儿死得早，如果再给察罕帖木儿几年时间，朱元璋后来的路肯定会不同。

1362年年末，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国珍处，然后送信给朱元璋，要招安他。朱元璋和刘伯温商议许久，刘伯温认为，继续不理。因为在刘伯温看来，失去了察罕帖木儿的元政府，已经没有了招安的资格。朱元璋比刘伯温走得更远，他不但这样认为，而且还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应天，杀掉了其中几名。

但几天后，朱元璋马上对自己的鲁莽反悔了，他派人送还了活下来的使者，还送了许多战马给元政府。元政府无法做深一层次的追究，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363年农历二月，张士诚攻安丰城，朱元璋深思熟虑了一个月后，亲自出兵解救安丰。刘伯温当时让他放弃这次机会，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要把朱元璋从小明王的红巾军旗下解放出来。

刘伯温多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使朱元璋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和白莲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除了张士诚罪状之外的那些话。他说：“我参军之前，是有很深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红巾军，但他们全是些妖言惑众、装神弄鬼之徒，后来又考虑参加政府军，可他们以杀害百姓为己任。所以我艰苦奋斗，今天，我拥有了南中国广大地盘，这是祖宗的显灵和上天的指令。”他又说，红巾军革命以来，做过的事主要有三件：杀人、放火、凶谋，杀戮天下的知识分子。所以呢，红巾军就是个贼窝，就是十恶不赦的团伙。而他自己则是商汤和周武，可以吊民伐罪。他讨伐的人全是坏人，比如张士诚。张士诚这人虽然和红巾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朱元璋要讨伐他，所以他就成了下流胚。

接着，朱元璋又说，自己可以替蒙元政府“立功”，大家联合起来平定那群乱臣贼子。这群乱臣贼子很多，张士诚是，王保保是，李思齐是，张良弼是，甚至躺在坟墓里的明玉珍也是，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逃不掉乱臣贼子的名号。

朱元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清清白白，既不是邪教，也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尧舜级别的人物，要比汤武还要崇高。

他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那张丑陋的嘴脸迎风招展，嘴里吐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词句，使人听一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看他一眼，骨头就咯咯作响。

他说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还可以理解，但讨张士诚的“八宗罪”实在让人莫名其妙，就连张士诚在反复看了几遍后，也看出问题来了。张士诚对他的将军们说：“把第一条、第四条、第八条去掉就是我讨朱元璋檄文啊。”

其实，这八条罪状，是朱元璋政府搜索枯肠、抓耳挠腮凑出来的。

从张士诚的角度来反驳这八条罪状，就很是好看。

第一条罪状：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

张士诚反驳说：“我是贩卖私盐，可我贩卖私盐的钱都救济贫苦百姓了。你朱秃子倒想贩卖私盐，可没有这头脑啊。你说我最先造反，你脑子进水了吗？最先造反的是主子刘福通和小明王。我有根据地，你就没有吗，你的应天城是茅坑吗？”

第二条罪状：后来你张士诚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反驳说：“我假装投降元政府，你就没有想过投降元政府？我杀了元政府的官员，你他妈的还杀过人家元政府的使者呢。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相比之下，哪个罪孽更重、道德更败坏？”

张士诚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让他怒火升腾。这件事是这样的：当初元政府主力军围攻高邮城，朱元璋这孙子居然送给围城的元军牛肉和美酒，说是犒军。幸好，张士诚气量大，他收拾了愤怒的情绪，继续反驳第三条。

第三条：再后来，你张士诚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

张士诚反驳道：“我攻浙西，可没像你那么不要脸。你朱秃子当时每攻一城时，都给你的士兵打鸡血，说什么‘前有某某城，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地，从其所取’。我擅自改元称王，那还是我的独创，你一直使用不合法政府韩宋帝国的龙凤年号，你说到底谁罪大？”

第四条：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

张士诚反驳道：“是我冒犯你的疆域，还是你来拱我啊。这是狗咬狗的事，你居然把这当成是我的罪过，真是岂有此理。”

第五条：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

张士诚愤怒地反驳道：“你朱秃子狗戴帽子装人啊，你拥有‘江左及淮右数郡’，你给过元政府一粒粮食没有？我这几年每年都给元政府运送十万石粮食，收据还在我手里，你居然说我十年不纳贡？噢，我想起来了，你纳贡过，就是当初我在高邮城里被元军围得生不如死时，你给人家送过牛肉和美酒。”

第六条：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冷笑着反驳道：“我对元政府阳奉阴违，人家元政府还没有说什么，你朱秃子算老几啊，轮得到你张嘴咬我？”

第七条：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杀了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

张士诚反驳道：“达识帖睦迩和普化帖木儿是自杀，怎么就成了我杀的？你也杀了不少元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怎么说？”

第八条：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

张士诚呸地吐了一口，反驳道：“好意思说我诱你的大将，我是曾诱过你的侄子朱文正，可你怎么不想想，你的侄子都想背叛你，你做人太失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派到我王国里的间谍比我的百姓还多，这到底是谁诱谁？”

张士诚反驳完“朱八条”后，心情大为舒畅。可他转念一想，朱元璋智商怎么低到如此程度，把声讨我的檄文几乎写成了声讨他自己的？他手下的刘伯温是顶级秘书，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檄文从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发出？

这也是我们疑惑的问题，如果是刘伯温写这篇檄文，即使不经大脑也不会写成这样。这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农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每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都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农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您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知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