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传——刘伯温论相



每当李善长想起刘伯温时，肺里马上就会升腾起一股硫黄味，1368年农历十一月，当刘伯温重新回到他的视线中时，他的鼻子几乎歪到一旁。实际上，在他心里，刘伯温的分量远没有别人想的那么重，他对刘伯温只是愤怒，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他从来不担心刘伯温会抢了他的宰相位子，也更没有嫉妒过刘伯温横溢的才气，因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能得到什么。他最想要的是权力，或者说是享受权力，他得到了，而且是刘伯温抢不走的。他远不如刘伯温那样对朱元璋的阴暗明察秋毫，他只明白一点，朱元璋会帮他保住宰相的位子。他只需要明白这一点就足矣。

刘伯温的回归在李善长看来是回光返照，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可直觉就是告诉了他，刘伯温这次回来，必定会重演上次灰溜溜离开的那一幕。他在1369年有件和刘伯温无关的烦心事，这件事就是，有几个人对他坐在宰相办公室中很不满意。这几个人的名字叫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

杨宪是太原人，1356年投奔朱元璋，因办事干练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后来一直充当使者出入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368年，朱元璋的新中国成立，杨宪被任命为副宰相，成为李善长的助手。

凌说和杨宪一样，投奔朱元璋后也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功绩就是，在朱元璋派他去侦缉朱文正时，他带回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朱文正要造反。

高见贤和夏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投奔朱元璋后，由于脑袋灵光、办事干练，都成为朱元璋的亲信，并在朱元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表面上看，这四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稍熟悉明代特务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人都是特务出身。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在1368年之前的官职都是“检校”，检校是明代顶级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前身。1359年，也就是刘伯温出山的前一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草台班子政府中设置了一个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检校，其实就是特务。检校的前期工作是对敌人进行渗透和侦缉，比如杨宪就曾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到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里进行窃取情报的工作。随着朱元璋的敌人越来越少，他的政府越来越稳固，检校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南京城中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上来。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是这些检校中出类拔萃的人，特别是杨宪，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在抽丝剥茧的能力上无人能及，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朱元璋就曾当众表扬过这些检校们：“有这些人在，正如我有恶犬一样，能使人害怕。”

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恶犬”的神秘可怕之处。

1359年，朱元璋对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进攻前，派了一名检校到袁州侦察，此人回来后把袁州城情况详细汇报。朱元璋问他：“你有何凭证说你到过袁州？”这名检校回答：“袁州守将欧平章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尾巴被我斩断。”朱元璋后来攻陷袁州，真就派人去查看那两个石狮子，果然如那名检校所言。

袁州当时守卫森严，特别是守将的家门口。那个检校居然能轻易地进出袁州城，还能在守将门口把石狮子的尾巴斩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朱元璋的特务们神通广大啊。

第二个例子有两件事，都是关于检校侦缉大臣的。一件事是，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觍着丑脸笑嘻嘻地对钱先生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几乎吓得魂不附体，磕头谢罪。第二件事是，国子祭酒宋讷某天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给他看，他几乎魂飞天外。

随着明王朝第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建立，特务们的工作范围已不仅局限于京城，整个帝国的大事小情都在他们的侦缉范围内。通过这些特务的无所不至和无孔不入，朱元璋知道了很多事情。比如在今浙江等地出现灾荒，地方官却隐瞒不报；在北京城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员府邸，他根本就没有出家人的样儿，经常和官员说些世俗笑话；还有个和尚，是旧中国的一个秀才，因不满新中国的建立，所以在北京城里有反革命的言语。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这个特务组织，朱元璋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智慧的结晶。的确，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所说的那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需的监督工作。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来完成，杨宪等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所以，他们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也就无须赘言了。

杨宪有野心，更有能力。朱元璋看准的是他的能力，至于他的野心，朱元璋早就说过，一条恶犬的野心能有多大？所以当他把杨宪放在李善长身边时，目的是让他注意李善长的动向，也就是做李善长身边的一条小狗，但这条小狗是忠实于朱元璋的。

杨宪从未认为自己就是朱元璋的一条狗，他进入中书省后，开始联络在各个机构担任检校职责的凌说、高见贤和夏煜。他激励众人，特务出身的人也能做宰相，如果一个特务出身的人做了宰相，那特务们的前途不必说，自然是一片光明。三人被杨宪的理想所激励，被杨宪的仗义所感动，他们抱成一团，在朱元璋面前指责李善长，并且下了调查结论：李善长无宰相材。

到底什么是宰相材，这可是说来话长。宰相有两个重要特征：皇帝的幕僚长，对皇帝直接负责。实际上，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先秦之前称为“相国”，秦汉时称为“丞相”，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尚书令”，唐朝时称为“尚书仆射”，两宋时称为“同平章事”，明初宰相的官职是“右丞相”。所谓宰相之材，就是宰相本人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我们知道有句成语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明宰相的职业素养里应该有“心胸开阔”这一条。但还应该有哪些职业素养，我们应该听听杨宪的说法。

杨宪说李善长没有宰相之材，当然有根有据。首先就是李善长这人疏于文墨，不通儒家知识，只是把韩非的思想拿来充数，所以他仅从学术上而言就是个半瓶子醋，所以，他不配做宰相。

按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丰厚的知识，也就是学历高。

杨宪又说：“李善长残忍刻薄，参议李饮冰稍对他行使权力的行为有所不满，他就下令把李饮冰的双乳割掉，导致李饮冰在刑房内当场流血致死。”

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慈悲心、有宽广的胸襟才对。

杨宪还要说下去时，朱元璋示意他停下，然后对这四位特务语重心长地说：“李善长的确没有相材，可你们难道不知道，他跟随我多年，又是我的老乡，自我革命以来，和我出生入死、辛苦工作、昼夜不分，功劳是有的。我既是皇帝，那他肯定是宰相，这种事希望你们也能理解，用同乡用旧勋是传统。”

杨宪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即使他有五千多岁的智慧，如果不回头，必然撞墙。朱元璋用“自己和李善长是老乡”这句话就把他彻底堵死了。

亲信重要还是老乡旧勋重要，现在答案不言自明，在朱元璋心目中，老乡旧勋最重要。

李善长很快就知道了杨宪的野心，当然是朱元璋告诉他的。朱元璋同时还训斥他，以后在处理问题上多一分慈悲心，多一分仁心。李善长有点不服气，他说：“杨宪这小子是想顶我的位置啊。”

朱元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李善长站着，气呼呼的，肚皮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瘪下去。

朱元璋说：“你不要这样神经过敏，杨宪只是在做他分内的事。再说，”他又看了李善长一样，眼神中带着一点冷酷，“宰相这个位置，谁不想坐？”

李善长被这句话震在当场，用他的智慧来判断，朱元璋这是准备要把他拿下。他的脸色因为紧张和激动开始泛白，他的嘴唇哆嗦着，却不敢去看朱元璋。

场面一时安静得要命，能听到虫子在树上叹息的声音。最后，还是朱元璋打破了这一沉默，因为李善长在下面快要站不住了。他说：“你回去吧。放心，咱们是老乡，你对王朝有功，但以后要尽力学习宰相之材。”

李善长对这句话理解得相当随意，甚至朱元璋在说这句话时，他几乎就是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在不久后，朱元璋就发现李善长虽然还对他这个皇帝直接负责，但离“幕僚长”的职责越来越远。朱元璋对刘伯温说：“李善长老了，什么良好建议都提不出来。他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心胸不宽广，独断专行。”

朱元璋和刘伯温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1369年的秋天，天空万里无云，淡淡的秋风让人心旷神怡。刘伯温静静地听完朱元璋的话，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李善长是开国元老，威望极高，而且他能调和诸将，做宰相是最合适不过的。”

朱元璋很奇怪，他问：“李善长跟你可是死对头，你还为他说话？”

刘伯温说：“我知道您有换宰相的意思，但换宰相就像是换大厦的柱子，必须是栋梁之材才好。如果用几根小木头捆在一起充当梁柱，即使换上去了，也会马上倒下。”

朱元璋并未被刘伯温的比喻所打动，他脑海中浮现出下面这些历史人物：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曹魏的司马氏父子和东晋的桓温等人。这些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是一个帝国在某一时段的顶梁柱，都是宰相。最要命的是，这些人都控制了他们的皇帝，把“幕僚长”的角色变成了不可一世的“导师”。

皇帝和宰相的博弈历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皇权强大时，宰相是幕僚长，皇权弱小时，宰相就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皇帝。这是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宰相离皇帝的权力最近，他能轻而易举地把皇权变成自己的权力。朱元璋脑海中的那些人，正是把皇权变成相权的极端典型。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刘伯温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李善长在角色转换上没有成功。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独断，这是创业时期作为宰相最大的优点；可在建国后，他仍然如此行事，就不免给人以“独断专行”的感觉，这是任何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皇帝都不能容忍的。

刘伯温很感觉到，朱元璋对李善长已不能容忍，但朱元璋必须还要忍，因为在他心目中，此时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李善长的人。多日以来，他在心里确定了三个人选，现在，他把这三个人一一列举给刘伯温。这是朱元璋的一箭双雕之计：第一，想听听刘伯温这位导师对三个人的看法；第二，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

朱元璋的第一个人选就是特务出身的杨宪。刘伯温反对，理由是：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但没有当丞相的器量。当丞相应该像水一样的清澈，做事要以义理权衡，不能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杨宪不是这样的人。

朱元璋“哦”了一声，突然转换话题，问刘伯温：“我听说你和杨宪的关系不错，在朝中，你最好的朋友就是杨宪。按世俗的话来讲，人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说好话才对。”

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的确不错。刘伯温看中的是杨宪处理事务和搜集情报的热情，还有杨宪那分析和总结的超人的能力，这是杨宪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锻炼出来的。刘伯温认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趋于理性，像是搞科学研究，不会有情绪的掺杂，所以和这样的人交往就如清水一样，是君子之交。杨宪之所以和刘伯温很要好，是因为刘伯温当时是朱元璋的导师，刘伯温一句话就胜过他杨宪谄媚朱元璋一年。当然，杨宪对刘伯温是深深敬佩的，刘伯温的学识和他那未卜先知的本领，都让杨宪为之深深敬服。

1368年农历八月，刘伯温离开南京回青田县时，为刘伯温送行的寥寥可数的几人中就有杨宪，杨宪对刘伯温的离开深表遗憾。在当时的朝堂上，很多人都认为刘伯温是浙东派的首领，而杨宪虽然是太原人，但由于和刘伯温关系很好，也被别人划进了这个派别。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浙东派一说，这是后人胡编出来的。按这种胡编的思路，就应该有下面的故事：刘伯温临走前嘱咐杨宪，千万要守护好咱们浙东派的大旗，尽量在朱元璋那孙子面前说我的好话，我才有可能搞个“王者归来”的大戏。杨宪心领神会，只要一有机会见到朱元璋，就明里暗里地陈说刘伯温超人的能力和无人可比的忠心。按这种故事的脉动，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其实是杨宪的功劳。

但这不符合事实，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就是因为朱元璋遇到了李善长这个大难题，他希望刘伯温能为他解开这个难题。但现在，他又给刘伯温出了个难题，那就是：你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不推荐他当宰相？

刘伯温轻易地解答了这个难题：“杨宪是个好人，但因为多年在特务部门工作，所以有了职业习惯，他对任何人都怀疑。也就是说，特务和警察的人生观是‘人性本恶’的，人生观首先就是错的，所以他不可能做到不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

刘伯温又说：“外面风传我和杨宪的关系好，即使真有，那也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现在您问我的问题，可是关系帝国命脉的事，我不能把私人感情掺杂到国家事务中来，这是很不负责的。”

朱元璋对这样的解答很满意，于是就说出了他心目中的第二个人选：“汪广洋如何？”

汪广洋是高邮人，平生有两种能力傲视天下，一是书法，二是智谋。1355年他跟随朱元璋，屡出奇策，在刘伯温没来之前，他是朱元璋的顶级军事家之一。朱元璋曾说：“汪广洋就是我的张良、我的诸葛亮。”据说朱升提的“高筑墙广积粮”战略其实是汪广洋的思路。《明史》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在内，严于律己；在外，宽以待人。

刘伯温对他的评价却相当低：“把十个汪广洋捆一块儿都不如一个杨宪。”

朱元璋着实吃了一大惊，他脱口而出：“您对汪广洋会有如此看法？”

刘伯温说：“皇上您问我，我是照实说。”

朱元璋转动眼珠，突然想到，汪广洋以智谋著称，刘伯温也以智谋为傲，这可能是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在搞鬼。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又提到了第三个人：“胡惟庸如何？”

按照唐人的思路，胡惟庸是最合适做宰相的人。因为唐人说，宰相必出乎州部，将军必起于行伍。也就是说，无论是宰相还是大将军，都应该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作为朱元璋的老乡，胡惟庸在1367年之前是混得最差的，他投奔朱元璋后，只是做了一年的朱元璋秘书，然后就被打发到了地方上。他做过县长秘书、县长、市长助理，在1367年才正式进入中央当了个掌管礼仪和祭祀的太常卿。朱元璋看上胡惟庸，就是因为胡惟庸在地方上多年，熟悉他的帝国基层，所以每每能提出操作性极强的建议。

但刘伯温把胡惟庸批得体无完肤：“胡惟庸绝对不行。宰相就是车夫，胡惟庸非但驾不好，恐怕还连辕木都会被他毁掉。”

朱元璋搞不清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思路是从哪里来的，刘伯温没有解释，朱元璋也没有问。他心目中三个人选都被刘伯温给否定了，这让他很难堪，这正如一个母亲的孩子被人说得一无是处一样。他有点恼火，有点失望，不由自主地，他想到了自己一箭双雕的那一雕：“看来，我的几个宰相人选没有能超过先生您的了。”

一道刺眼的光。刘伯温感觉到脑子一震，像是被人从高处推下来，而他变成了一根羽毛，慢慢地飘了起来。当他发现自己不是在飘浮而是在向下滑落时，他马上就清醒了。

刘伯温迅疾地明白了一件事，朱元璋这话只是闲话，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自己当宰相，不然，不会提出那么多人，到最后才提名自己。按刘伯温那富有智慧的头脑和他对朱元璋的了解，朱元璋肯定误会地以为，刘伯温总是不断地否定宰相的人选，其实是自己想做宰相。

其实刘伯温也误会了朱元璋，朱元璋在算计上的能力恐怕是他刘伯温十辈子都无法攀比的。

刘伯温现在处在一个并不危险但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他说自己有宰相的素质，那他刚才否定朱元璋心目中宰相人选的事就是有私心；如果他说自己没有宰相的素质，他又有点心不甘，因为宰相这个位置的确让人垂涎欲滴啊。刘伯温他不是神，他只是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凡人，如果真的坐到宰相的椅子上，那儒家的“为生民请命”的高调理想不就有实现的基础了吗？

可问题是，命运告诉刘伯温，他此生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朱元璋不可能让一个曾做过自己导师的人再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刘伯温必须要表态。他带着无奈的情绪表态：“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得过了度，又不喜欢繁杂的行政事务，勉强去做，对国家无益，一定会辜负圣恩。天下何患无才，您何等圣明，只要细心寻求，一定会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只是眼下这几位真不太合适。”

朱元璋缓缓地点了点头。但刘伯温发现，朱元璋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他突然有个很不好的预感，他可能得罪了很多人。既然朱元璋心里早就有了定见，那他肯定会塑造他心目中的宰相人选，而在塑造时，他会对那些人说：“你呀，有什么缺点要改。你这些缺点可不是我说的，是刘伯温说的。”

一想到这里，刘伯温冷汗直冒。实际上，他的冷汗从他回到南京城后就一直在冒，只是他老了，没有感觉到而已。

刘伯温论相，使我们可以追忆春秋时期的管仲论相。

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功勋卓著，管仲本人则成为后来历代王朝领导人眼中最理想的宰相。管仲临死前和齐桓公有一段讨论当时宰相的对话，齐桓公问管仲，是否选定了接班人。管仲很遗憾，说没有，但他又说：“这件事的主动权在您手上，因为国君最了解臣下。”

和朱元璋一样，齐桓公就开始列出人选。第一个人就是管仲的好友鲍叔牙。管仲反对，他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当宰相。”鲍叔牙似乎就是刘伯温。

齐桓公又说出第二个人选：“易牙如何？”

易牙是姜小白的厨师，曾把亲儿子当原材料烹饪成佳肴送给姜小白吃。管仲的评语是：“这小子没有人性，不宜为相。”

齐桓公又说出第三个人选：“卫开方如何？”

卫开方是卫国的贵族，千里迢迢跑到齐国来侍奉齐桓公达十五年，他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去。

管仲几乎想吐这个卫开方一口：“这小子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他的贵族身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了这样的身份和荣耀来当您的小跟班，说明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您应疏远这种人，当然就更不应该让他当宰相了。”

齐桓公只好心里发虚地列出了第四个人选：“竖刁如何？”

竖刁是姜小白的贴身男保姆，曾主动阉割自己到姜小白身边服务。

管仲气得直咳嗽，他说：“他更不成。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怎么可能去爱惜别人的身体？”

齐桓公这下无所适从，管仲摇头叹息说：“我倒有个人选，这个人就是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他可以做宰相。”

齐桓公不置可否。管仲去世后，齐桓公自作主张，把易牙等三人任命为宰相。两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继续效忠他不能带来利益，于是决定把齐桓公送进天堂去见管仲。三人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齐桓公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

据说临死前，齐桓公仰天长叹：“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懊悔地死去。

管仲对人性的一针见血和刘伯温对人性的明察秋毫异曲同工，齐桓公和朱元璋的定见也不差毫厘，不同的是，齐桓公因此身死，朱元璋只是虚惊一场。

刘伯温论宰相和管仲论宰相，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宰相的职业素养中，最重要的还是胸怀。但肚里能撑船的宰相还是太少了，至少刘伯温就无法做到，正如他所说，他是个疾恶太甚的人。

不过，自1368年年末刘伯温回到南京后，朱元璋发现，刘伯温疾恶如仇的脾性似乎收敛了很多。朱元璋自以为是地认为，一个人到了六十岁时，性情总会和以前不一样，这是因为人老了，在人间艰难跋涉六十年，连神仙都会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