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现在哪怕去问一个小学生，他都能明确地告诉你：联合国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但就在40多年前，对中国而言，别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连重回联合国，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1

说到中国和联合国的故事，必须先从罗斯福说起。

1943年，尽管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心里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同盟国。

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开始为二战后的格局操心了。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保持团结一致，决心维持世界和平，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

这就是他的“四警察”构想，也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想法。

斯大林认为，孱弱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格，世界的格局，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控制就可以了。

在这一点上，丘吉尔倒是罕见地与斯大林保持一致：他也完全不理解为何中国要掺和进来，世界的格局由英美苏共管就行了。

但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却非常坚定，甚至对斯大林表示：要么让中国进来，要么索性就别搞什么联合国了。

罗斯福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确实很弱，但它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未来肯定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稳定力量，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而另一个可以推断的理由是，当时的中国处在依靠美援的蒋介石统治之下，把中国加进来，在四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里，美国可以多一个自己的可靠盟友。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加上后来吸收进来的法国，联合国最终拥有了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

虽然1945年，共产党派出董必武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但那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自然是中华民国。

而罗斯福当时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两个理由，也成了日后联合国因为“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产生无数幕后较量的背景：

第一，美国需要一个作为盟友的中国；

第二，那么大一个中国，联合国不可能忽视。

2

然后，出场人物轮到了乔治·H.W.布什。

又是一位美国总统，以及另一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爹。

不过，1970年的乔治·H.W.布什，刚刚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H.W.布什

布什上任之前，自然要翻一翻之前美国在联合国的表现记录，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为了阻止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真的挺辛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后不久，就向联合国提出：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首先采用了一个办法：拖。

从1951年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到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整整10届，因美国在幕后操纵，每年大会都“暂缓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

美国制造阻力的原因，无非就是之前说到的罗斯福的其中一个理由：虽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代表，但不是美国的盟友，正相反，还是苏联的盟友。

但是到了1960年，美国有些扛不住了。

因为1945年联合国成立，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只有4个席位，而随着非洲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年时，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达到了26个。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虽然“暂缓讨论”的提案又一次得到了通过，但出现了22张弃权票和34张反对票，赞成票下降到了42张。

这个时候，罗斯福当年的另一个理由就显现出来了：没有人能忽视几亿人口的中国。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勒紧裤腰带支援非洲兄弟。

受中国支持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坦桑尼亚，一直是发起“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主力军。

怎么办？美国人想出了第二个办法：转。

1961年11月15日，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发起了1668号方案，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升为“重要问题”——一旦成为“重要问题”，就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同意才能生效。

但这一招，也没能持续多久。

1965年的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在表决中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时，居然出现了47票赞成和47票反对的平局——多数非洲国家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让美国一下子感受到了失去主导权的威胁。

于是，美国只能想到第三个办法：分。

“分”这个办法，就由布什来执行了。

1971年8月，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书信及备忘录，强调“双重代表权”。

按照布什的解释，美国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拥有代表权，即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有一票。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两张选票”。

这个方案遭到北京的反对，布什早有预料。

但出乎布什意料的是，台湾居然也反对。

3

反对这个方案的人，是宋美龄。

当时的台湾，其实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窘境：从1949年到1971年，和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国家越来越少，相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却越来越多。

20世纪60年代，台湾还通过农业技术输出，专门去帮助非洲国家，以求能“以援助换选票”，但效果一年比一年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还是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双重代表权”传达到台湾“外交部”，“外交部”其实是默认的。

但就在台湾当局的最高层会议上，一直是“亲美派”代表的宋美龄却拍案而起，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宋美龄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接受这个方案，那就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也就是承认了“两个中国”。

当时宋美龄说了这样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时的蒋介石就坐在宋美龄的身边，一言不发。

4

镜头给到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其实一直很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重返联合国。1971年，毛泽东还专门为此询问了当时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有没有把握重返联合国。

章文晋就开始帮毛泽东算投票。他把截至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算了一遍，一共61个，换句话说，就算它们全部投票给中国，也只有61张选票，无法达到“重要问题”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听到这个答案，毛泽东倒也不急。他对罗斯福当初的第二个理由，同样抱有信心——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如果不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存在的意义何在？

所以，毛泽东的重点主要放在拒绝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上，指出总之就是不能上美国人“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时的毛泽东，低估了乐观的“革命形势”，但是北京对于进联合国“无所谓”的态度，却急坏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5

这个印度尼西亚人，叫马立克。

马立克当时的身份，是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最关键的是，他非常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进入联合国。

为此，他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中国朋友打听，北京对于在1971年——自己的主席任期内——恢复联合国席位有何想法。马立克觉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可能就在1971年。因为就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赞成票第一次达到了51票，超过了反对票的47票，只是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已。

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可惜，直到1971年9月，北京方面迟迟没有消息过来，马立克等到的，是印尼当时的总统苏哈托的指示：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投赞成票。

无法违抗总统命令的马立克，决定在投票当天，做一个“技术上的处理”。

6

1971年10月25日，历史性的一天终于来临。

在此之前，除了场外，联合国内部也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幕后较量：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很多国家代表写信，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常驻代表布什分别找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话沟通，希望届时大家能够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而另一方，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代表也在为北京拉票。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甚至把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声明印成了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发给各个代表，让他们明确知道北京的态度后，再投票给“两阿提案”——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一共23个国家提出，立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席位，并取代“中华民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所以，1971年10月25日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就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和“两阿提案”的大决战。

但大决战还没开始，似乎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美国和日本等22个国家每年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居然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和15票弃权的结果被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变成只需要超过半数赞成即可通过，不需要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了。

这一结果，让整个会议大厅沸腾起来，谁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居然离开席位，带头跳起了非洲舞。

然后，该表决“两阿提案”了。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表示需要发言。他快步走上讲台，提出了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两阿提案”里要删除“立即将台湾代表团驱逐出联合国”的内容。

布什话音未落，非洲国家代表团的座席那里，传来了一片又一片的“NO”（不）。

而之前受到美国鼓动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迪又提出，对“两阿提案”提出修正，建议表决推迟到10月26日——这样可以再给美国多一点拉票时间。

又是一片的“NO”。

联合国大会的主席马立克宣布：布什和巴罗迪的提议不被采纳。

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周书楷（右），“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左）及“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后）

这时候，现场的“中华民国”首席代表周书楷顿时脸色铁青，奔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将不再参加之后联合国大会的任何程序，退出联合国大会。

终于轮到表决“两阿提案”了。

在表决前，马立克宣布了他的那个“技术处理”：和以往不一样，这次的投票，将进行公开唱票——哪个国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都会被大声朗读出来。

后来有人分析，大声念出来，对一些国家代表的投票心理，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结果出来，没有悬念：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通过了！

“两阿提案”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已无表决的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刻取代了“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全场支持中国的代表，长时间起立鼓掌。

乔冠华后来率团代表中国回归联合国，这张他大笑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7

最后还想说说基辛格。

1971年10月25日，基辛格代表总统尼克松，正在北京和周恩来接触。

其实，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急剧升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获得多数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国家吃不准美国的态度，索性就投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事实上，尼克松是想在1972年再考虑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至少要等自己访华之后。在此之前的解决方案，就是“双重代表权”。

10月26日，基辛格准备返回美国。因为信息传递的问题，那个时候，基辛格还没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但北京方面已经知道了。

在钓鱼台开往首都机场的红旗轿车里，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故意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的回答秉承尼克松的意图：“今年恐怕不行，明年有可能，等我们总统访华后。”

乔冠华没有点破。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起飞后，他便立刻收到了一份电讯稿，得知了消息。

后来，基辛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