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特殊群体



在我们熟悉的各种电视剧和电影中，“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永远是一对势同水火的存在。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我们的八路军中间，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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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这三名日本人不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话筒前发了言。

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意外，主要就是三点：

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

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

前田光繁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

“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

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

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

这三个人，由此成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批日籍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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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日军俘虏不好抓。

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算是国军抓获日军俘虏比较多的一次，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更是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

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

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不是作战人员。

时任115师343旅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被敌人打伤了。”

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

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有些人实际参军后也发现现实与想象有巨大差距。

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澄，在新兵入伍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当时在日军中很普遍，有一些日军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

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当时他作为上等兵，一个月薪饷也就10.2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了。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下来。

再次，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目睹自己的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

小林宽澄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小林上去练刺刀。

“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人踢倒在地，然后将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被刺死了。”

小林一直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叫“桐林村”，称那一幕给他巨大的震撼。

1939年，小林宽澄（前排右一）入伍前夕。他在入伍前是一名僧人，继承了家族传下来的一座寺庙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情绪。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却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战争泥淖。

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开始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产生怀疑，信念开始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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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因为这些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

必须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澄，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的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恶，他们也觉得自己肯定凶多吉少。

但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被俘后在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

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挨过一个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太恨日本人。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

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光繁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

“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最愚蠢’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

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前田光繁（后改名杉本一夫）

被俘虏的日军士兵一个共同的回忆，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关系：

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

二、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没收之；

三、医治敌军伤兵；

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

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

六、不干涉俘虏宗教信仰。

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

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

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悉心照料下脱离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中很珍贵的酱菜。

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

“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上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的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

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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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

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

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

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却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

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解放军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

其次，就是利用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

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军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正在分发自己编印的反战宣传品

日籍八路军正在制作装有传单和食品的慰问袋

然后，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袋和对日军喊话。

给前线官兵送慰问袋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12只慰问袋，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袋的数量和质量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袋——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画。在日籍八路军的建议下，慰问袋里的宣传画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不明智。每年4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袋中甚至还会放进几枝樱花。

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起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改观。

日籍八路军写的传单《回家看樱花去吧》

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

歌声随风飘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和军官都在静静听歌。

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他收到的来自日军士兵的信摞在一起超过30厘米，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他，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万元。

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袋，有20%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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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阻止自己同胞的侵略行为而献出了生命。

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英男随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英男举枪自尽，时年27岁。当时宫川英男的中国战友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宫川英男的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后移入烈士公墓。

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

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实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实原不吐一字，最终就义。

日籍八路军今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七七事变”四周年）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今野博在日照县傅疃一带被捕，受到酷刑，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他一字不吐，并表示“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最终被杀害。

今野博宁死不屈的一个证据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人受到牵连。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自1937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有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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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原先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

一部分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小林宽澄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一部分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抗美援朝，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回国。

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嫌疑而受到监视——小林宽澄在70多岁退休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宽澄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宽澄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

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田光繁、小林宽澄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在日文发音中，“椰子”的发音（不是片假名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八路军和新四军。

而他们一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浩，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他是不是当年的“符科长”。符浩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一个要求：“包顿饺子！”

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

小林宽澄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宽澄有什么办法，小林宽澄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一份通知：小林宽澄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

2015年9月，小林宽澄作为代表，受邀来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1月16日，小林宽澄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他是参加过抗战的日籍八路军中，最后一个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