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湖战役：决定黄埔军校存亡的生死一战



可能会有人觉得，“信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但很多时候，“信念”确实是一个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即便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也不例外。

1

先回到1922年的广东。

这一年，孙中山实在有点郁闷。

尽管广东因他已俨然成了当时很多追求革命和进步人士心目中的圣地，但是，由于广东各路军阀盘根错节，手中没枪的孙中山一度四处碰壁，有时甚至寸步难行。

1922年6月16日，和孙中山一路“相爱相杀”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终于选择和他公开决裂，炮轰总统府。之后孙中山用尽各种办法，说服滇、桂、粤联军组成西路讨伐军击退陈炯明，这才重新回到广州。

痛定思痛的孙中山终于认清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下定决心要拥有自己的军队。1924年6月16日——他特地选择了这个日子，孙中山宣布他一手缔造的军校正式开学。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主席台上还有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左一）、校长蒋介石（左二）

那所学校，就是黄埔军校。

按照原先的计划，黄埔军校的学生应该至少学满一年，但由于革命的形势实在紧迫，黄埔一期的学生1924年5月入学，半年之后就毕业入伍了。而在一期生毕业的时候，黄埔三期的学生也已经进校学习了。

也就是在1924年，从北京到广东，整个中国的局势一下子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在北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兵不血刃地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但因为自身实力不够，他只能不断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顺带掣肘各怀心事的段祺瑞和张作霖。

在广东，当时已经有恙在身的孙中山，思虑再三后毅然决定抱病北上。而孙中山前脚刚走，一直蛰伏在东江的陈炯明后脚就组织起“救粤军”，以他的手下悍将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率领7个军和5个独立师共6万人分三路直扑广州，试图收复失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革命政府在1925年1月15日联合滇、桂、粤各军成立“东征军”，准备和陈炯明的“救粤军”决一死战，即广州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作为国民党自己的嫡系，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却不满意了。

2

1924年底，何应钦将一封学生军的联名请愿书交了上去。

那一年，何应钦34岁，是黄埔军校的副总教官。

何应钦上交的那份请愿书，是表达全体黄埔军校师生不满的。按照“东征军”的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迎击陈炯明的军队：左路军是杨希闵的滇军，中路军是刘震寰的桂军，右路军是许崇智的粤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因为几乎没有战斗经验，只是被安排为“预备队”。

其时，黄埔军校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正规军队：黄埔教导团一团和二团——何应钦就是教导一团的团长。说他们没什么战斗经验，也确实没错，因为这支学生军之前只参与了“广州商团事变”，与广州商团的雇佣武装交过火，这和真正上战场打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从军队的构成来看，他们也确实可以称为“学生军”：军校的教官担任团长和营长；刚刚毕业才几个月的一期生担任连长和排长，以及营、连一级的党代表；二期生是步兵总队、炮兵营、兵工队、辎重队的组成主体；三期生编入教导一团第一营。

但是，就是这支学生军，战斗积极性却空前高涨，因为绝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进校学习和毕业之后的使命——打倒军阀，完成革命，振兴中华。

在这批学生军的坚持请愿之下，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也开始极力争取，最终，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被编入了许崇智的右路军，随正规军一起战斗。

虽然成军，但那些滇军或桂军的“老兵”是看不起这些黄埔学生军的：在课堂上讲讲道理，去操场走个正步还行，真上战场，还不吓得屁滚尿流？

但谁也没想到，这支学生军上来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1925年2月15日，担任主攻的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攻下了陈炯明老巢东江的门户淡水。

这场战斗让陈炯明部和滇、桂、粤各部，都第一次认真审视起这支学生军。

首先，黄埔学生军的武器装备精良。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黄埔学生军配备的步枪、机枪、手榴弹都很充足，大炮的火力也明显强于其他各军。

其次，他们军纪严明。黄埔军校教导团编制为“三三制”（团辖三个营，营辖三个连，连辖三个排），分工明确，指挥灵活，可聚可散。且全军实行“连坐法”：一团人若全溃退，必须枪毙团长；若团长带头不退但全团退，必须枪毙三个营长，以此类推。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在第一次东征时的合影

最后，他们用“党”来“武装”全军。黄埔教导团从团到排，各级都设“党代表”。虽然这种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后来创立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有很大区别，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士兵的凝聚力高，战斗力强。以攻打淡水城为例，黄埔教导团上来就组织一个100人的敢死队冲锋，但冲在最前面的是10个营、连党代表（其中国民党2人，共产党8人）。长官带头，士兵立刻奋勇争先，瞬间夺城。

但是，正当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主力的右路军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东征军”的左路和中路却出了问题。

左路的滇军和中路的桂军其实本来就是碍于孙中山的压力，再加上有各自的目的才加入“东征军”的。当“东征军”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后勤补给路线当时拉得实在太长，存在一定风险。

于是，在1925年3月初，“东征军”的进攻路线图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左路的滇军和中路的桂军，开始向广州方向撤退，虽然有保护补给线的战略意图，但也导致之前一路势如破竹的右路军顿时失去了侧翼保护，成了深入敌后的孤军。

老辣的林虎立刻调集之前被“东征军”左路和中路压制的部队，全方位向黄埔教导团扑来，准备全歼这支学生军。

3

1925年3月12日，蒋介石夜不能寐。

那一年，蒋介石38岁，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也是此次东征右路军的总参谋长。

就在这一天，黄埔教导团和林虎大军要决一死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林虎军的左路前队已经抵达棉湖，右路前队驻扎到不远的鲤湖，两路军加起来超过1万人，还有1万多的增援部队在陆续赶来。

而“东征军”的右路军驻扎在棉湖正面战线的，只有黄埔教导一团的1000多学生军，粤军的第七旅正在赶来途中，而黄埔教导二团在棉湖东南一带。

按能在短时间内直接投入战场的兵力来计算，黄埔军和林虎军的人数比例差不多是1∶10，是典型的“以少打多”。

但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因为如果此战一退，东征一个多月来的成果将全部化为泡影，陈炯明的部队将重新获得喘息机会，然后继续威胁广州大本营的安全。

但是，如果要打，以黄埔两个教导团3000学生军的兵力，若被打败乃至被歼灭，那么黄埔军校苦心培育的精英将毁于一旦，“黄埔军校”这四个字很有可能也将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手里只有这两个教导团的兵力，如果失败，广州的各方势力都会重新抬头，整个根基也将全盘动摇。

在和同样亲临一线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商议之后，蒋介石还是决定要打。他专门下令给何应钦：“此战事关大局，必须要决死一战，后退者一律杀无赦！”

而就在前线的黄埔子弟兵枕戈待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孙中山在这一天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这位黄埔军校的缔造者，在自己的子弟兵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生死大战之前，闭上了双眼。

临阵失去领袖，对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不把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告诉正在棉湖一线准备决战的黄埔子弟。

大战在即，秘不发丧。

4

3月13日上午8点30分，棉湖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首先发起冲锋的，恰恰是人数占绝对劣势的黄埔教导一团。在团长何应钦的命令下，一营营长顾祝同率军向敌军正面防线发起冲锋。

林虎军确实经验老到，在稳住阵脚之后，开始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部队交织在一起，开始血战。

由于黄埔教导团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所以在每一个战斗阵地上都面对着数倍于己的敌人，伤亡数字直线上升。但黄埔学生军在高涨的士气鼓舞下，战斗力也是惊人的，从营到连到排，都是长官带头冲锋，一营在顾祝同的带领下甚至已经和敌人拼起了刺刀。

在胶着的战况中，林虎军发现了教导一团的指挥部驻扎地——曾圹村。于是，潮水一般的敌军开始向村子方向猛攻。

负责拱卫曾圹村的一营一连拼死抵抗，连长余海滨（共产党员）当场阵亡，副连长刘赤忱负伤，排长、副排长都负伤或阵亡，全连军官只剩下党代表李奇中和司务长阎国福，其余死伤殆尽。

何应钦急忙调二营营长刘峙率六连增援，但林虎也摸清了团指挥部在村里的具体位置，派重兵冒死突击。何应钦把最后的预备队四连也顶了上去，却依旧抵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林虎军已经逼近离团指挥部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蒋介石本人甚至听到了敌军士兵“活捉蒋介石”的呐喊。

在团指挥部里不仅有蒋介石，还有廖仲恺、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团，一旦这个指挥部被端掉，整个中国历史就会被改写。

关键时刻，蒋介石对何应钦说：“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将遭受重大挫折！”

何应钦于是下令吹起冲锋号，自己带头第一个冲了上去，而包括勤务兵、炊事班伙夫在内的所有人，都拿上武器冲了出去。

在指挥室里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也掏出手枪跟了出去。

棉湖战役指挥部旧址，如今成为棉湖战役展览室

5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有两个人必须一提。

一个人是共产党员，叫曹石泉，是当时黄埔军校学兵连的连长。

就在林虎军冲进村子要“活捉蒋介石”的时候，曹石泉的学兵连正好从其他地方调回。看到战况危急，曹石泉带着60多名学兵连士兵立刻加入战斗，拼死阻击，大大缓解了危急局势。事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都大大肯定了曹石泉的表现。

另一个人，是国民党员，叫陈诚，是当时教导一团的炮兵连连长。

大炮原来是黄埔学生军的优势所在，但在这场棉湖战役中，由于大炮使用次数过多，撞针过热而发软，通通成了哑炮。陈诚将炮兵连撤到团部指挥所附近后，遭遇了敌军冲锋。

曹石泉，中国共产党党员。曹石泉在1925年6月23日，带领黄埔军校参加广州各界援助五卅运动的集会游行，被推选为军界总领队。当日，他率游行队伍进至沙基路时，遭英、法海军陆战队扫射，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陈诚，棉湖一战后深得蒋介石信任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斥责陈诚：“你不是炮兵连长吗？炮都打不响！”

陈诚闻言，冲上前去亲自点炮。由于大炮经过了一段时间冷却，撞针已经变硬，所以陈诚一点火，一发炮弹呼啸而出，直接落在了冲入村子的敌人中间。陈诚又连发两炮，全部命中。

蒋介石一拍大腿：“好！”当场就将陈诚提升为炮兵营长。

冲入村子的林虎军忽然遭遇持续炮击，阵形大乱，再加上教导一团的拼死反击，只能向后溃退。

这场从早上8点开始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经过8小时鏖战，伤亡惨重：副营长阵亡一人；9个连长，6人阵亡，3人负伤；三营的9个排长阵亡7个，一个385人的营只剩下111人。全团伤亡过半。

就在黄埔教导一团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粤军第七旅和教导二团相继赶到并加入战斗，开始全面反攻。林虎军虽然在兵力上依旧占据优势，但士气已经被完全摧垮，打到下午6点，开始掉头撤退。

至此，棉湖血战以黄埔学生军的获胜而告终。

6

棉湖之役，让黄埔学生军一战成名。

从东征的态势上看，棉湖一战击溃林虎部，让陈炯明最后反扑的希望破灭，在之后的战斗中几乎再也没有形成有力的反抗。

从军校本身的角度看，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通过这一战不仅大大磨砺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当然，损失也非常惨重），更是一举打出军威，巩固了威信，对之后的北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场战役后的总结会上，党代表廖仲恺兴奋地说：“我们队伍的光彩出来了。”

而情绪最激动的，是苏联顾问加仑将军。

加仑将军在5分钟的发言中，高度赞扬了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称“只有非常优秀的苏联红军部队才打得出这样的战役”，“不独在中国少见，即使在欧洲世界大战中亦难见，是近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

林虎，同盟会会员，曾响应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后因孙陈不和而跟随陈炯明；棉湖兵败后，再被“二次东征”彻底打败，就此淡出军政两界，之后与蒋介石也划清界限；1956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0年逝世

为此，加仑将军在发言结尾高喊“何应钦团长万岁！”，并将自己的佩剑赠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也因在此战中冒死冲锋，和蒋介石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尽管后来两人闹过不少矛盾，但始终没有彻底翻脸。而何应钦本人也很看重这次战斗经历，这可能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在战场上面临生死。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每年的3月13日，何应钦都要召集经历此战的黄埔师生共同纪念。

而那些参与过此战的不少中低级黄埔军官乃至列兵，都在之后数十年官拜上将、中将：刘峙、陈诚、蒋鼎文（当时是连长）、宋希濂（当时是排长）、郑洞国（当时是排长）……

至于蒋介石，他曾经评价过自己一生中的几十场重要战役，把棉湖战役放在了第一位。这场战役对黄埔学生军，对黄埔军校，对他本人，都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加仑将军，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一名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苏联红军将领，被委派到中国做军事顾问，经常身先士卒。他在回到苏联后成为第一批元帅，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大肃反”中被杀

他在战役获胜后，由衷发出过一句感慨：

“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