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教训——鸦片案究竟

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唯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勷办，则必令远戍伊犁，唯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遵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王鼎尸谏之事，《国史》不载，私家记之。《清史稿》乃直书于鼎传，盖据汤纪尚之《书王文恪事》、陈康祺之《郎潜纪闻》。康祺又取证于孙衣言之《张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间一大事。

汤纪尚《书蒲城王文恪遗事》：“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蘖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防撤，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缢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惜乎，公子孙下材（才），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隐而不彰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蒲城王文恪公鼎，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议初成，公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尸谏回天听也。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方党穆相，就公家减其疏，别撰遗折，以暴疾闻。设当时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罢，岂待咸丰初年！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康祺初入京，闻老辈言是事，犹以为未确，不敢遽笔也。嗣见冯中允桂芬《显志堂集》有公墓铭，称公自河上还，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词意隐约，殆公后人讳言之。朱侍御琦记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顷见孙方伯衣言所撰《张文毅芾神道碑铭》……又云：‘頟頟（额额）蒲城，深膑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缢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则情事昭然矣。”

吴增祺《清史纲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自杀，予谥文恪。鼎自河防归，为遗疏数千言，极言穆彰阿等欺君误国之罪，并荐林则徐可大用，遂服药自尽。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为《清史稿·王鼎传》所本。吴增祺，闽人，或得诸林文忠之后。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与汤纪尚所云“公子孙下材（才），无以成公志”其说合。后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状，不及王相尸谏事，盖遗疏既改上，宫书中无此一事矣。

白门约定，牛鉴革职拏（拿）问，以耆英为江督，而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奕山、奕经、文蔚，均议斩候；后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诉台湾镇道，妄杀遭风被难洋人。盖朴鼎查于约成后交换俘虏汉奸，始知台湾所俘先已正法，无以对所部，遂冀泄愤于镇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办。怡良以钦差兼署闽督，台湾为辖境，战胜由台专奏，怡良心嫉之，兼体枢臣意媚夷，遂证成夷诉，逮镇道入都下刑部狱。舆论哗然，寻释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于粤，赠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国皆在粤通商，烧烟之役，二国颇居间和解，且不直英之所为，示善意于中国。英约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诸国市舶就彼按船抽钞，而后入黄埔输税中国。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愤讶，英始不敢持前说。而法、美以必得中国许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许之，自后援例者纷起矣。

通商非辱国也，中国当时则以为不得已而允之。白门约十三条，其于赔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时之事。其于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缚我也。不过以中国不用平等相待，于优待仪式争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国，彼此立约，从无须此。英人与中国约，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关署胥役之征求，英人所视为创巨痛深，国家亦本不当为此黑暗。若照白门约通商范围与各国订定，原无不平等条约发生。其不平等者，中国君臣强要之，使英人不得不覆，而后节节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愿承受之端，覆辞责中国官不应退让至此者。

英人于无约国拒绝干预，且训斥中国议约大臣如此。其时英、法、美三国同订续约，前项商询无约国人事，亦及法、美。法则覆言“有约之国，不与无约之国视同一律。贵大臣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设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本大臣查此甚属有理。但刻下尚无定见，只可将贵大臣照会详至本国，饬令法官之在无和约之国者，转告无和约国之官，一一遵办”云云。美则覆言“本大臣身为和好大国奉使之员，向知此事自应变通，然因稍有难行。今请将中国所能行者略为陈列。首应与讨问欲立约之国定立条约也。前大吕（宋即西班牙国），来求立约，而中国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尔），亦已求取矣。使中国肯同定约，自当稍减无约之国。今姑无论，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国公使，凡此国领事奉遣至别国者，若不得所往之国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称领事，而中华国家或省宪地方官不肯明作准信延接者，彼即无权办事。是则审国于此等兼摄领事，立即可以推辞不接。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声明不与交往。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借以作护身符以图己益者，既属美国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着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间或美国人兼摄领事，而代无约商民讨求地方官帮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碍于情面代为办理者，亦可以对彼说明，并非职守理所当然，乃只由于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称领事，有与海关办理船只饷项事宜者，地方官可却以必须按照条约遵行之语。倘彼固执己见干犯制例者，中国或出于不得已，地方官自应用强禁阻。当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时，本大臣照会桂中堂、花冢宰，以中国必须购造外国战舰、火轮船只者，特为此故，足征所言非谬也”云云。据此，则法尚答以圆滑语，不过中含调笑；美覆词则枝节横生，既为他国说项，请允通商，又称无约国外商固执己见干犯制例，则有强权禁阻，先当购造战舰。事势诚然，然大出中国议约大臣虚中请教之意外。毕竟无约国人，任其投有约国领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则不平等之领事裁判权，适为推扩至无穷尽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约虽成，士民汹汹，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谓条约之不平等，乃以夷入华地为大戚。传言洋人如何无体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粤人嫉夷尤甚，屡起纷纠。余保纯为大府奔走款事，为粤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后任广州府刘浔，因杖冲道之民于路，民遽讹言府署藏纳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为解释，搜府无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颇通官署，照约讲钧礼。粤人则习见暹罗、越南贡使，随贡物乃入领宴，必易中国冠服成礼，英人以夷服若入会城，视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视粤垣城门为禁地，益欲临门窥探，必为守门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噪聚众，使之惊遁乃散；亦有闯入而辄遭殴击者。城外则西人向本不全禁游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备通事导游近处。约定后，洋行已裁，西人辄自适野游猎，动辄与住民龃龉。二十七年夏，城西黄竹岐村有英游船驶至，妇女见而哗，村人毕集，英人举枪拟众，众愤激，杀三英人。时徐广缙始任巡抚，为缚杀三人以偿之。英人照会耆英，谓游处必不能废，应保后无效尤乃可。粤绅民持之，官亦无以应英人。先是，英人谓其国虽宫院名胜地，他国人至，必导以游观为乐，岂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时时讼言于督抚。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患之，将以约宴为酬酢礼，他日非延请无缘自至；与约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为权宜两全之计。未定期日，而省绅已闻之，具呈力争，遂据以拒英人。英人哓哓不已，且据约谓可租地建屋，指地请谕民议租值。托词阻止，则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厌烦，穷于应付，婉转商拒，仍以得许入城为请。且由香港运兵杂货闯越虎门，入驻夷馆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则恐坏约启衅，不逐则人心皇皇（惶惶），乃预订二年后入城之约。谓当于此二年间，调解绅民。英兵乃退。且报其国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国者，届期观礼。耆英于二十八年奏请述职，明年春即行，请以巡抚徐广缙佩钦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叶名琛署抚，先英约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领事以文来践约，广缙、名琛商拒无效，乃用绅民为后盾，鼓三元里之余焰，就其已编团练之名籍，张皇用之。士绅人人以为夷夏大防在此一举，一时而集至十万人，武装旗帜，如临大敌。法、美顾商利，劝阻英人，入城之说暂辍。督抚奏报张其事，朝廷亦以为不世之伟绩，与荡平巨虏献俘功等，封广缙一等子爵，世袭，赐双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袭，赐花翎。粤垣官以军功议叙，绅士许祥光、伍崇曜等皆优奖。督带壮勇者三百七十余人，有职者进一阶，无则给以九品职。是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酝酿至咸丰间，广缙以御粤变失机，褫职籍没论斩，旋释出从军自赎，予四品卿衔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粤，英再请入城不允，为英所虏，居之印度一楼上，自署所作书画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卒于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