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传——以柔治国



“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举弱而复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

——宋·陈亮《酌古论》

百炼钢，绕指柔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得与失、兴与衰、成与败、起与落。历史就是一张网，网住了你我他，网住了是是非非，网住了浮浮沉沉。历史更是一个魔咒，它总是高深莫测，变化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猜思不透、捉摸不定。

历史的烙印已经在刘秀身上生根、开花、结果。他二十八岁起兵，到剿隗嚣、灭公孙述统一天下已经四十三岁了。十五年的沧桑历史，十五年的戎马生涯，十五年的风雨淬炼，他荡平群雄，征服大大小小的“土皇帝”，革了多少人的命，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些曾经的岁月和风雨化成了一种结晶，沉淀成为一种永恒，开出灿烂无比的生命之花、人生之果。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狂喜过后的刘秀很快回归冷静，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荣归故里。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正值寒冬时节，但刘秀的心里却暖洋洋得如春天般温暖，因为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刘秀再和父老乡亲们见面时，自然也是感慨颇深，泪湿眼眶。乡亲们也很给力，他们做的举动主要有三个：一是十里相迎，以示对刘秀这个“浪子”归来的欢迎；二是杯酒盛情，以示对刘秀的敬重；三是嘘寒问暖，以示对刘秀的关爱。

都说言多必失，说着说着就把刘秀的老底给揭出来了：“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诚信待人，礼貌待人，和人打交道时，既爽快又柔顺，真没想到能有今天的成就啊！”（文书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山不争高入云来，水不拒细汇大海，人不自大成俊才。位如高山、心如大海、人为俊才的刘秀听后，非但没有计较他们的“大不敬”，反而笑着说道：“柔是我的制胜武器，我很感谢它，因为柔我才打下了天下，现在我治理天下，也打算采取柔啊！”（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说着，刘秀马上向父老乡亲展示了自己的“内柔之术”，概括起来为“怀柔三部曲”。

一是把舂陵乡改成章陵县。现在由乡改镇那都得达到经济和人口等条件，经过上级领导的层层审批才能通过。而现在舂陵一下子由乡变成了县，那上升的速度比经济特区还要快，只能用坐火箭来形容。乡改县，无疑是一项改变家乡人面貌的“达标工程”。

二是免除徭役。这个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以后家乡人都不用交粮食不用纳税了。刘秀这个提议等于直接“剽窃”了当年刘邦的做法。当然，这个提议也是最实惠最让家乡人看得见体会得着的。免除徭役，无疑是一项造福家乡人生活的“效益工程”。

三是大兴建筑。对老家的宗庙和祠堂重新进行修建，打造一流的皇帝故居，此后带来的“红色”旅游业，进一步促进了家乡人的经济和发展。大兴建筑，无疑是一项提升家乡人形象的“惠民工程”。

总之，刘秀的荣归故里之旅是“感恩回馈”之旅，是“接地气、攒人气”之旅，是以柔治天下的开拓之旅。

第二件事：励精图治。

东汉王朝刚建，百废待兴。针对“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局面。刘秀在治理国家方面将柔进行到底，来了个“怀柔三步走”。

第一步走是减轻赋税。

刘秀下令恢复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三十税一”就是指农民收三百斤粮食，交十斤公粮，这是当年“文景之治”时休养生息的减田租最优惠政策。与此同时，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刘秀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很显然，刘秀这一步走的目的是想从根本大法上解决天下百姓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走是精简机构。

因为王莽篡夺了帝位，长年的征战，全国人口在战乱中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人少了，官位和机构就得减少，否则那么多公务员，都需要财政拨款，也够呛的。更何况，税收都减少了，压缩开支是当务之急。

于是，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

这一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很显然，刘秀这一步走的目的就是想打造一支“干净、忠诚、担当”的官场队伍。

第三步走是解放奴婢。

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

很显然，刘秀的这一步走的目的是想使大批奴婢获得自由，解决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促进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如果说刘秀用武力平定了天下，那么，这三步走无疑安定了天下。

第三件事：改革创新。

刘秀在安定天下百姓的同时，还不忘做另一项工作，那就是强化皇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归纳起来为“怀柔五盘棋”。

第一盘棋是政治棋：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实行“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功臣中除了个别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然加以重用外，对绝大多数功臣采取的是用重赏代替重用的办法，把功臣们从台前推到了幕后，并以“奉朝请”的名义组成了“名誉顾问”，让他们依然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与此同时，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尚书由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等职责。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位卑权重，代表中央监察地方，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第二盘棋是外交棋：裁军罢兵收权。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刘秀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也正是因为这样，崇尚和平之道的他，在外交上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原则。除了称帝初十几年“剿匪”的需要，当政期间，刘秀没有主动发动过任何战争，面对匈奴的频频挑衅、西域的屡屡告急等，他都选择了以和为贵。

与此同时，刘秀还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销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第三盘棋是内务棋：限制外戚权力。

西汉两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亲身经历了王莽窃位所带来的灾难，因此，对外戚十分谨慎、格外提防。

称帝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的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他们非常喜欢能诗善文、尤擅辞赋的冯衍，常有礼尚往来之举。刘秀却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都依法治罪，重者被直接送上断头台，轻者也要被摘掉乌纱帽。冯衍因此获罪，落得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的悲惨下场。这样一来，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

到刘秀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高祖皇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第四盘棋是文化棋：倡导儒学教化。

刘秀是个力倡教化的儒者皇帝。他不但自己学儒学，而且号召朝中文武大臣一起学习。王莽天凤年间，刘秀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

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平定天下后，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卓识，靠的是文吏。他下令广泛收集、整理古代典籍，以达到“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目的。他迁都洛阳时，曾有“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的壮举。

刘秀还下令培养、兴办了大量以“儒学”为主的学校。公元29年，刘秀在洛阳城门外兴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引得饱学之士、民间高人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刘秀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设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刘秀在柔兵权柔功臣的同时，开始选用大量“柔弱”的儒生为官吏。可以说刘秀走上了一条自主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开创了历史先河。

第五盘棋是人才棋：积极选贤任能。

刘秀一方面把有功之臣冷藏起来，另一方面积极推行人才战略，大力选贤任能。他经常召集官员到御前，进行谈话，了解基层吏治的得失，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对新提拔的地方官员，他都要亲自考察，重用了一大批好官。

绝代双臣

刘秀挑选的好官中有两位重量级人物值得一提。

第一个人的名字叫卫飒。

卫飒，字子产，东汉河内修武人。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卫飒出身，那就是人穷志不短。他家里虽然贫穷，但志向却很远大。他从小在打柴挖药的同时，痴于典籍、穷通易雅、研究百家，很快就闻名太行。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卫飒的出道就是：机遇撞上了努力。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卫飒迎来了人生转机，他被慧眼识珠的刘秀征召入大司徒府供职。后授侍御史，又改任襄城县令，因政绩卓著，升迁桂阳郡（郡治在今湖南省郴州市）太守。当时桂阳郡地处南方边陲，开化较晚。卫飒到任后，详察民情，从振兴教育着手，广设乡学，以启民智。同时，制定婚姻礼仪制度，以淳化风俗。几年后，教化大开，中原文明开始在桂阳开花结果。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卫飒的为官之道，就是“愚公式”的“包青天”，有两个事例为证。

事例一，早在汉武帝刘彻时，因为平定了南越，将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划归桂阳郡管辖。此地的民众，或居深山之中，或处溪谷之滨，自归汉以来两百余年，从未纳过田赋。这里与郡治远隔千里，交通十分不便。官吏往来，多征发民船迎送。一官出动，数家百姓服役。加之贪官污吏借机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为逃避苦役，多流亡他乡。

卫飒察知民间疾苦，率领民众凿山开道五百余里，沿途设亭传、置邮驿，交通大为便利，商旅络绎不绝。惩贪官，惜民力，流民还乡，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逐渐繁荣，居民逐日增多，人民日益富裕。于是，卫飒依律向各族人民征收田赋，群众多踊跃交纳，增加了国库收入。

事例二，耒阳县（今湖南省耒阳市）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外地的人互相邀集聚会，来此私自开采冶炼。同时也引来许多亡命之徒，以至藏奸滋盗，危害人民。卫飒得知真实情况后，严厉禁止私人铸铁，设置铁官，专管开采冶炼事宜。同时，采用中原先进冶炼技术，每年为国家增收不少。

总之，卫飒任职太守期间，体恤民情，勤理政事，在桂阳十年，郡内大治。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卫飒应召入朝，光武帝刘秀立即召见，并赐食于御座前，想任命他为少府。然而，就在卫飒面临着高升之际，横祸却不期降临了。卫飒突患重病，一病不起，最后折腾了数月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后，已是骨瘦如柴、形如槁木。

为此，卫飒选择了辞官还乡。对此，爱才如命的刘秀坚决不同意，一边赐以物质加以慰劳，另一边任命他为桂阳太守，让他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休养，听候召唤。两年后，卫飒回到洛阳，还是骨瘦如柴，还是形如槁木，还是恳请辞官。刘秀见他身体这般虚弱，心志这般坚定，不得已，只好收其印绶，赐其钱，使之荣归故里。最后，卫飒病逝于家中。

对此，后人评曰：“卫飒，洒脱。任上竭力为民，功成急流勇退，乃治理之能吏，处世之雅士。”

第二个人的名字叫任延。

任延，字长孙，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任延的少年，就是一个知天书的神童。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的天风三年（公元16年），十二岁的任延到了长安，和刘秀一样就读了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他天生禀赋过人，再加刻苦努力，很快就因为精通《诗》《易》《春秋》这几部经典而扬名太学，结果他拥有了这样的绰号：圣童。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任延的青年，就是一个待天时的隐客。很快，因为王莽失道，天下大乱。任延为躲避兵祸，到陇西“隐居”。

当时割据陇西四郡的军阀隗嚣久闻任延的大名，想把他延揽到自己麾下辅佐自己，就派人去请任延出山。任延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无才无德，只适合做闲云野鹤，不适合做官。

当然，这其中真实的理由却是任延知道隗嚣是个首鼠两端，没有大志，不懂爱民之人，所以拒绝了这样的庸主邀请。最后，反抗王莽的起义军杀了王莽，立汉室宗亲刘玄为帝。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九岁的任延结束隐居生活，出来报效国家。更始帝把任延安置在掌管全国军队的大司马属下，任命为会稽都尉。因为他的年龄小，当时都惊动了整个官场。但任延上任后，淡泊名利、礼贤下士，所以会稽郡的贤士争着到他的手下来为国出力，就连一向自命清高的名士严子陵都愿意出山为他效劳。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任延的壮年，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刘秀在河北称帝后，任延作为原先政权的官员，上书刘秀，请求辞职，保全性命，愿意到洛阳王庭去居住。

刘秀久闻任延的名声，就下诏让他担任九真太守。九真即现在的越南清化省全部和义静省的东部地区，西汉初年为南越王赵佗开辟的疆土，算是东汉的边疆地区了。太守是一个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刘秀在洛阳亲自接见任延，赠送名马和丝绸等，让任延把老婆孩子留在洛阳居住。

九真这地方的老百姓靠打猎为生，不会耕种土地，没吃的时只好到其他地方如交阯（今越南北部河内市以东天德江北岸地区）去借去换，有时候经常断粮。任延把北方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引进到九真，教大家铸造农具，开垦农田，把古越南从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社会直接带入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老百姓的土地越来越多，都富裕了起来。

当时，当地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没有婚姻一说，男女看对了眼就在一起睡觉，生下的孩子有时候也不知道是谁下的种。任延就发布公告到属下各县，让年纪在二十到五十的男子，十五到四十的女子，按相应年纪找自己看上眼的人婚配。如果家穷没有聘礼的，由政府的长吏以下官吏各自节省俸禄来帮助大家。

任延搞的集体婚礼，人数多达两千人。这一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不少当年结婚的人还生下子女。原来光棍一个的老哥们儿现在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且孩子还确确实实就是自己的种。

于是，许多人为了感谢任延，把孩子的名字叫“任”。大家不要认为用任延的姓起孩子名是对任延的不敬，按越人的习惯，后代习惯延续长辈名字里的一个字，比如“日程”的儿子可能叫“整日”，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

任延的德政，让周边的蛮夷夜郎等小国，对大汉的道义礼仪羡慕有加，不再相互攻伐，而是向大汉学习。任延于是放心地把边防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精简下来，用于经济建设。

后来，刘秀又把任延任命为武威郡太守。刘秀亲自接见任延，嘱咐他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意思是说一定要听上级的，服从上级，伺候好上级，不要让上级说不好听的话。

任延回答说：“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这几句话不用翻译成现代文大家也明白。真是铁骨铮铮，一腔浩然正气啊！光武帝刘秀叹息道：“卿言是也。”刘秀是个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自然明白任延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任延果然没有食言，到了武威，马上来了个雷厉风行的三步走。

第一步走：安内。他为了抓好那里的治安，首先把当地的“土霸王”田绀抓起来，把其父子宾客罪行极大者杀了五六人。田绀的小儿子田尚，聚会地痞流氓数百人，自号将军，趁夜来攻城。任延立即发兵，将田尚的叛匪剿灭。从此朝廷的法令得以在武威境内顺利施行，吏民得以安居乐业。

第二步走：攘外。武威郡北边是匈奴，南面为种羌，老百姓怕这些游牧民族的侵扰，大多放弃田产，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任延在郡内选拔精通武艺和有武略之人千人，讲明了赏罚条例，在易受胡骑侵扰的要害地方设置了据点，一方有警，其他地方马上支援。游牧骑兵在多次侵扰不成反而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再也不敢来侵扰了。

第三步走：改革。任延以民生为重，当时武威等河西地区一向降雨量不大，河流不通。任延设置了管理水利的官吏，修理沟渠，老百姓的农业灌溉得到好处。他又设置了学校，让掾史的子孙，都上学受业，还减免读书人的徭役。从此，豪迈的武威郡也有了许多儒雅之士，从此威武的武威郡开始焕然一新。

总之，任延的为人的骨气、节气，做事的傲气、霸气，都是官员学习的榜样。

当然，尽管刘秀礼贤敬贤，极为重视人才，大力推行人才战略，发掘和吸引了大批人才从幕后走到台前，积极为国效力，但也有极少数胸怀满腹经纶、雄才大略的不世之才宁愿归隐山林，也不愿踏入红尘受羁绊。

看完了“绝代双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绝代双侠”严光和桓谭吧。

狂妄严光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他的成长史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是少年成名。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以清高且才华出众名重一时。他在洛阳游学时，曾与刘秀是同窗好友，两人当年曾立下：“苟富贵，勿相忘”的生死宣言，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二是中年忘名。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之后，举国初定，行军打仗的将军倒不缺，但治国的人才却十分匮乏。于是，他便想到了早年一同在长安游学的严光，立即派人到严光的家乡会稽余姚去，征召他来为朝廷效力。严光听说官府找他，赶紧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在富春江畔过起了躬耕、垂钓、读书、写字、作画、弹琴的浪漫生活。

当地的老百姓却把他当作怪人。他们常常看到严光披着一张羊皮（他不是狼），在沂河边一坐就是半天，像是在钓鱼，又像不是在钓鱼。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旁边观看严光钓鱼，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一条鱼上钩。

年轻人建议严光换一个鱼多的地方钓鱼，严光说了一句让年轻人抓耳挠腮的话：“我已经钓到很多鱼啦！”年轻人正要问严光先生鱼在哪，这时候，严光一提钓竿，一条贪吃的红鲤鱼被钓上来了。年轻人像是自己钓到了鱼一样高兴，欢呼了一下。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严光把钓上来的鱼取下来，又放回了河中。

刘秀思念其贤，马上下达了“通缉令”，具体做法是：按人画像——描其形，按图索骥——贴公示，按劳取酬——拿奖赏。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快平白无故“消失”的严光便浮出了水面。齐国人掘地三尺后，向朝廷打了个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有两条：一是发现有奇男子，披羊裘垂钓于泽中；二是发现这奇男子，与画像中的人很相似。

刘秀一听发现“疑似病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来了三管齐下：一是驷马安车，二是贵厚聘礼，三是特派使者。

第一次，严光躲而不见；第二次，严光视而不见；第三次，严光迫而相见。最终严光还是被请进了皇宫。

严光刚到京城，刘秀居然放下架子，来了个“夹道相迎”。严光刚下轿子，刘秀快步上前，对严光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比见了老母亲还要亲热。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刘秀要大摆筵席为老同学接风洗尘。但严光先生很不给面子，拒绝了刘秀，他以舟车劳顿为由，说要休息。休息就休息吧，刘秀就把老同学安排到了当时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国宾馆，等老同学休息够了再叙旧吧。

刘秀的态度，让旁边那些作陪的官员看见了，对严光先生又是羡慕又是妒忌。侯霸是严光的旧友，很会投机钻营，很会巴结人。他深得刘秀重用而位极人臣，官拜位列三公之一的大司徒。侯霸看出刘秀对严光的期望极高，极欲讨好严光，但又放不下大司徒的架子，不愿马上去见严光。于是他先派部下侯子道带着自己的亲笔函去问候严光，顺便把严光先生请到自个儿家里来。

侯子道屁颠屁颠地来到国宾馆，敲开了严光先生的门，看见严光正躺在床上。侯子道向他行礼，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然后递上侯霸的信。严光懒懒散散地坐了起来，也不接礼，也不回礼，抱膝坐在床上，看侯霸来信。严光看罢，随手把信一扔，冷笑了一声，说道：“他是二百五吗？”

侯子道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二百五，谁是二百五？我们家老爷怎么是二百五呢？”“怎么不是二百五？当今的皇帝三番五次地召见我，我才勉强来到洛阳，来到洛阳后还不愿意多和皇帝说话。连皇帝都不想见，更何况一个小小的侯霸！”

一番话说得侯子道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侯子道哀求严光说：“请先生行行好，给我家老爷写封回信吧，要不小的没法交差呀！”

严光也不为难跑腿的，于是说：“我很久没有握笔了，无法写字了。我就说上几句，你替我写吧。”

侯子道连连点头，准备好了笔墨，准备大书特书，结果只听见严光说了这样一句话：“侯霸兄弟，做人要坦荡，为官要仁义，不要尽做些溜须拍马的事。”

一句顶万句，只此一句，便戛然而止。

侯子道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向侯霸复命。侯霸看了那封信，气得暴跳如雷，马上向刘秀打了个小报告。

刘秀听说后，却来了个一言一行。“言”指的是，他笑着说了五个字：“狂奴故态也。”“行”指的是，他亲自去看望严光。

刘秀很快就领略到了严光的狂，他都“屈驾”寒舍了，严光居然让他吃了闭门羹，躺在床上不起来。刘秀左等右等，眼看等到了花儿也快谢了，眼看等到太阳也快下山了，严光还在呼呼大睡。他进了卧室，摸着严光的肚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

严光假睡不理睬，过了好一会儿，睁开惺忪睡眼，像是喃喃自语，又是自言自语：“从前唐尧盛德，还有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逼迫呢？”

刘秀听了，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当然，尽管吃了“闭门羹”加“铁铜嘴”，刘秀并不死心，仍然邀请严光到宫中一叙。刘秀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光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刘秀留严光同床睡觉。

接下来，是严光将狂进一步升级的时候了。他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他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

第二天，太史奏报：“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甚急，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刘秀沉思片刻，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哪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严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的身上。”

和严光“有一腿”后，刘秀对严光更加依赖，对严光的人品才学更加钦佩，于是，直接给了他一个“高官”——谏议大夫。

结果，严光还是将狂进行到底：拒绝接受，坚辞回家。

强扭的瓜不甜，最终刘秀还是放严光回去了。于是，严光又回到了富春江，过起了世外桃源般潇洒的日子。他老人家把每一天当作节日来过，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老头为啥整天笑呵呵的，难道他就没有烦恼吗？只有严光先生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曾经压在刘秀先生肚皮上的那一条腿没有迈向官场，而是迈向了大自然。

后来，人们把他钓鱼的地方称之为“子陵滩”。

后来，不死心的刘秀再次“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严光依然“坚决如铁”地拒绝了。

后来，严光活到了八十岁时，才挥别云水间，踏入另一个极乐世界。刘秀听闻噩耗，异常伤感，赐钱百万，以厚葬其尸，赏谷千斛，以济其后。

后来，大明王朝的创建者明太祖朱元璋，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做系统的批判，理由有二。

一是上不知报君恩。“赤眉、王郎、刘盆子等人尚未平定，天下混淆之时，严光又能上哪儿去垂钓？拖家带口流落草莽之间，求温饱、顾平安还来不及，怎能优哉游哉地垂钓？”光武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你严光的大救星，拒不出仕，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二是下不知恤民情。“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人才紧缺”之际，君主忧心天下百姓，礼贤下士，如果天下荒芜，民受其害，严光不得辞其咎，真是这样，他还能这样优游乐钓吗？所以“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

任性桓谭

如果说一个严光让刘秀伤透了脑筋，严光走后，刘秀并没有轻松，他还在为一个人伤脑筋。这个人便是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他是有名的才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桓谭精通音律。这个一半是天生的（桓谭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乐令，桓谭出身文艺世家），一半是后天的（桓谭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凡事勤学苦练，喜爱钻研），因此，在音律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造诣很深，尤其是擅长鼓琴，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二是桓谭才识渊博。桓谭从小习读《五经》，并且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学习《五经》并不寻章摘句，他喜欢深思其中的含义，因此，可以说做到了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三是桓谭口才极佳。桓谭不但满腹经纶，文章写得一流，而且还善于表达，善于辩答，曾经多次和刘歆、扬雄这样的高手辩论，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直击问题的最深处，令人无懈可击。

四是桓谭个性飞扬。桓谭为人不拘一束，他平时不修边幅，又喜欢吃喝玩乐，一副放荡不羁的形象，尤其喜欢嘲笑那些对大道至理一知半解的俗儒。

结果就是桓谭的这种任性伤了很多人，弄得自己经常遭人排挤，在仕途这条路上遇到了挫折和打击。在汉哀帝、汉平帝年间，桓谭一直是候补官员，从未正式任职。

是金子总会发光。尽管遭遇到了无情的打压，但桓谭还是没有被埋没，很快露出头角来。汉哀帝刘欣是同性恋，宠爱帅哥董贤，董贤的妹妹是昭仪，仅次于皇后。傅皇后既没有性也没有爱，还要忍受同性恋的肮脏和龌龊，非常郁闷，几欲自杀。

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忧心忡忡，他请教了桓谭，桓谭说：“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

在西汉的正式文件中，一直声称陈皇后陈阿娇是由于携媚术、做巫蛊被废。为了维护这个谎言，西汉政府下了很大力气，与汉武帝“胸怀大志”不符合的记载一律删除，有敢于对此事发表言论的一律杀掉，但却挡不住桓谭这样的高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皇后之所以被废，就是因为汉武帝阴损，他“阴求陈皇后之过”。

孔乡侯傅晏此时是西汉政府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他并没有和桓谭这个“大谣”争论，赶紧问桓谭怎么办。桓谭说：“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执，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

说实在话，桓谭的计策之所以成功是有一定运气的。傅皇后嫁给汉哀帝，这是傅太后一手促成的，连汉哀帝当皇帝也是傅太后运作的，汉哀帝不管有多大的胆子，只要傅太后健在，就不可能废掉她的侄孙女傅皇后。后来傅太后过世了，汉哀帝直接掌握了权力，果然抓捕了傅皇后的弟弟傅喜，傅喜早有戒备，绝不屈打成招，正赶上汉哀帝过世，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汉哀帝的同性恋男友董贤当时官拜大司马，相当于汉军总参谋长，他知道桓谭有水平，也想套套近乎。结果任性的桓谭根本就不吃他一套，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信，奉劝他做事不要太过分，否则性命难保。接到恐吓信，董贤知道桓谭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只能各行其道了。

后来王莽掌权，为了能够当皇帝，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经济适用房就建了一千多间，全部送给了在长安学习的知识分子。一时间王莽的名字如日中天，连汉室宗亲刘歆都成了王莽的宣传部长。桓谭对王莽看得很清楚，他独守自身，“默然无言”。王莽对桓谭这样一位大儒还是很拉拢的，他提拔桓谭为掌乐大夫。王莽失败后，桓谭在更始政权中官拜太中大夫。刘秀即位后，桓谭被征召，但没给什么职位。

对此，桓谭没有自暴自弃，自哀自怨，而是选择了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就在这段有官无职一身轻的时期，桓谭完成了他人生的蜕变，他完成了自己的大作，也是流传后世的名著《新论》。据说《新论》原书是二十九篇，早已亡佚，经后人辑录，仅得十六篇。尽管已经不是原本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桓谭的一些思想。后世对桓谭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桓谭写作《新论》的目的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一样，就是辅助政治。

桓谭在《新论·本造》（相当于序言）中明确宣布“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刘向的《新序》是把历史资料编辑起来用于讽谏政治，陆贾的《新语》是对秦朝灭亡教训的总结，也是文景之治的治国纲领，桓谭的《新论》主要是从王莽败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就事论事，显然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然而，尽管桓谭一直在努力，想通过立论古今来达到吸引刘秀注意力的目的，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刘秀对他的鸿篇大作根本不感冒，都默然视之。

对此，桓谭充分发挥不灰心、不气馁的作风，随后多次上书刘秀，想通过这种“真情告白”的方式来博取刘秀的“芳心”。结果还是成效甚微，刘秀依然对他默然视之。

看样子凭桓谭个人能力是没办法让刘秀发现自己了。好在这时，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大司空宋弘。宋弘发现桓谭是位不可多得的超级人才，马上向刘秀推荐了他。宋弘是刘秀颇为器重的人，他的推荐引起了刘秀的注意，于是给了桓谭一个议郎给事中的官职。

议郎成了桓谭的平台，也成了他的舞台，他有了向刘秀一展自己的才华的机会。原本就喜好音乐的刘秀，平常听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官曲，突然听到桓谭来自民间，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很快就痴迷了。桓谭的音乐高山流水、怒海波涛尽在其中，普通乐师根本比不了，刘秀越听越好听，到后来便经常让桓谭为他鼓琴弹奏。

玩物丧志，大司空宋弘看不过去了，他对桓谭进行了告诫：“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桓谭也不是主意特别正的人，他赶紧改过自新了。

后来，桓谭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刘秀弹琴，而是改为上书，说的多是平常之事，谈的多是兴国之声。他向刘秀呈上《陈时政疏》，提出了四大兴国建议。

一是任用贤人。他指出：“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所以要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

二是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三是重农抑商。他建议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让诸商贾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之外，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四是统一法度。他强调“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桓谭的上书归纳起来为十六个字：关注民生、任人唯贤，改革创新、反腐倡廉。字字真情流露，句句真情实意，他的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实际上光武帝刘秀发愁的正是这件事，刘秀是个打假求真的皇帝，他看透了王莽的欺诈，也看透了西汉的做作，但是他没有看透儒家思想的虚伪。刘秀是个做事的人，他不是一个理论型人，他始终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治国理论，无奈之下采用了谶纬学说，这成为东汉二百年统治核心弱点。

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相当真实，但他所崇尚的儒家思想却非常虚伪，这个内在矛盾始终没有解决。东汉一朝，不管是皇帝，还是太后，还是权臣，大都比较敬业，不乏积劳成疾的案例。但是，东汉和西汉一样，也只是存在了二百年，后来的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多少都和统治理念不清晰有关系。

桓谭就是上天赐给光武帝的机会。那年，朝廷中讨论把灵台建在何处，刘秀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桓谭沉默良久，思想斗争了半天，说：“臣不读谶。”刘秀问其中缘故，桓谭引经摘句，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为三个方面。

一是谶记纬书是邪门歪道，并非仁义正道。

二是唯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三是万物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生老病死，因果循环，皆是自然现象。总而言之，桓谭认为谶纬纯属旁门左道，和儒家经典无关，和治国之术无关，和民生百姓无关。

刘秀闻言，怒不可遏，最后来了个怒吼：“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桓谭显然还没有达到为论而死的境界，桓谭显然还没有舍生取义的崇高，在生死一线间，他反应迅速，立马把头使劲地往地上叩，真叩得头破血流，血肉糊涂……眼看再闹下去，便要闹出人命来了，良心发现的刘秀怜悯之下，赦免了桓谭的死罪。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桓谭的人头是保住了，但头上的乌纱帽却丢了。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刘秀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相当于郡守的副手）。

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夜回到解放前。对于桓谭来说，他努力了这么多年，奋斗了这么多年，从大的意义上来说，是为国为民，兴国安邦。从小的层面来说，就是为了人生梦想、个人抱负。刘秀贬他去基层为官，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失去了宠信，仕途已经被毁了；这显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事实——出宫容易进宫难，这从中央下调到地方去了，想要再回中央，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刘秀无情、绝情，桓谭悲情、伤情，心高的他哪里能经得起这样残酷的折腾，气傲的他哪能经得起这样无情的打击？上任的路成了桓谭的黄泉路，他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古稀之年的他最后两眼一闭，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桓谭去世时，他的绝世大作《琴道》还有一篇没有完成，刘秀的后来人肃宗后来令班固继续完成。元和中年，肃宗到东边巡狩，特派使者祭祀桓谭墓冢，这成了桓谭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大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