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蓝之狱

时间：1380～1393

为 保子孙之位，处置当年一起打拼的功臣战友，同是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而朱元璋却向功臣集团挥起了屠刀。

静观功臣内斗

朱元璋是濠州人，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如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汤和、胡惟庸等人都来自濠州及其附近地区（即淮西一带），朱元璋的这些老乡在朝堂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即淮西集团。淮西集团居功自傲，在朝政上为所欲为，极力排挤非淮西籍的大臣，在明朝新兴的统治阶层内部，逐步形成了淮西功臣集团与非淮西功臣之间争权倾轧的局面。

敬覆帖•明　宋璲

宋璲，明代书法家。字仲珩，浦江（今属浙江）人。宋濂次子，洪武九年（1376）官中书舍人，因牵涉于胡惟庸一案，连坐而死。《名山藏》称其精篆、隶、真、草，小篆之工，为国朝第一。

这时的朱元璋不但没有安抚群臣，制止党争，反而坐山观虎斗，放任这两股势力内斗。名臣刘基的被害就是这场斗争的恶果。刘基是浙东地主集团的代表，知识渊博，博通经史，是朱元璋建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军师谋士，屡出奇策。立国后，明朝的礼乐、刑罚、科举等典章制度的确立也渗透着刘基的见解和思想。刘基性格刚毅，疾恶如仇，被淮西功臣视为“眼中钉”，即便刘基告老还乡后，淮西人也不肯放过他。胡惟庸等人不断在朱元璋面前进谗言，最终革掉了刘基的岁禄。不久，刘基忧愤成疾，一命呜呼。当时也有说法是刘基生病时，胡惟庸派医生来看过，而刘基服用了此医生的药后不久就死了。不管刘基是否真的为胡惟庸毒死，在刘基忧郁成病的过程中，朱元璋不闻不问，其用心也是很明显的。

胡惟庸之狱

然而，淮西功臣集团的得意只是短暂的。当他们替朱元璋料理了其他功臣之后，他们最后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当这些功臣还天真地把天子当做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时，朱元璋早已为他们准备了杀戮的屠刀。

银爵•明

造型仿青铜器。敞口，尾较长，直腹、圆底、空心、蹄足。口上立二柱。

胡惟庸，淮西定远人，朱元璋的故旧。洪武三年（1370），他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几年内胡惟庸连升三级，官拜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洪武十年（1377），胡惟庸已经位极人臣了。

起初，胡惟庸还知道收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他开始专权用事，朝廷上人命生死、官员升降等大事都要得到他的批准才能执行，朱元璋自然对这种大权旁落的景况十分不满。再加上，朱元璋发现胡惟庸和陆仲亨、费聚等淮西功臣往来密切，这种丞相和军事将领的勾结更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抓捕胡惟庸，处以极刑，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同案被杀。但是，“擅权枉法”并不构成死罪，为了把此案定成铁案，朱元璋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变成了私通倭寇，阴谋造反。当时朱元璋之所以这么做，试图高度集中皇权这是肯定的，但胡等以相权抗争，有谋逆之心也是极可能的。

胡惟庸案成为一个引线，在随后十年中，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同谋犯越查越多，无数功臣被冤杀。在胡惟庸案爆发十年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以发现李善长和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线索为借口大开杀戒。已经77岁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全家70余人同时处死，只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和她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中唯一的一次例外。朱元璋还特意编撰了一本名为《昭示奸党录》的书，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至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十年中，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等功臣宿旧和依附胡惟庸的六部官属，约3万多人被株连杀害。

在处治胡惟庸案的当年，朱元璋趁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不再设丞相一职，以防皇权旁落。此后，皇权兼并相权，国家政事由六部分别处理，再经“朝廷总之”。这样，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通过大臣之间的互相制衡来控制朝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但是，以皇帝一人之力要想处理天下之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在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以备皇帝在处理政务时商讨咨询之需。这个协理皇帝的部门就叫“内阁”，协理官员就叫“大学士”。于是，逐渐形成内阁制。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遇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

圣思桃形杯•明

此杯杯体为一半剖的桃实，杯下三足为小桃，又附有花、枝、叶，是一件构思奇巧，制作精妙的紫砂工艺极品。

蓝玉之狱

胡惟庸一案使淮西集团文官势力被铲除殆尽，剩下的就是武将势力了。为此，朱元璋又兴蓝玉之狱。

蓝玉是明初的一员猛将，骁勇善战，数次统兵出征，立了大功，被朱元璋比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蓝玉为凉国公。但是，明朝建国后，蓝玉日益骄横起来，在自己的庄园里豢养了几千名庄奴和家丁，横行乡里，侵占民田，无恶不作。御史前来按问，也被他鞭打驱逐。此外，蓝玉北征归来，到达喜峰关关口，还不等关吏开门，便率领手下兵丁毁关而入。种种恶迹令朱元璋忍无可忍。

这第二次屠杀的过程和胡惟庸案大致相仿，只不过此时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因此杀戮更为迅速。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玉被告谋反，立即被逮捕下狱，第三天就被处死，满门抄斩。

随后的两个多月里，1.5万人被族诛，其中有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有的人早已死亡，但是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于是死者的子孙被株连抵罪。同样，朱元璋又编撰了一本书，名为《逆臣录》，昭告全国。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共4.5万余人被杀。到朱元璋驾崩时，开国功臣宿将几乎被他杀光了。

杀戮之后的隐忧

“胡蓝之狱”确实可以达到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威慑力的目的，但杀戮太过，株连甚广，对明朝政权的统治，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从近期看，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大肆屠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这些经长期战争考验过的将领，是明初政权稳固的重要财富，朱元璋毁灭性的打击方式致使中央政府无将才可用。日后，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手中没有得力的将领可领兵抵御，以致朝廷虽然在军力上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

从长期来看，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恐怖的氛围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以致官员每日早晨上朝，都像赶赴刑场，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回来。许多优秀人才不愿入朝为官，而官员们为求自保不敢施展才华，在恐怖的气氛下，每日只是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朱元璋的滥杀同时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朱元璋的儿子、太子朱标性情仁弱，在看到功臣们的悲惨下场后，心中不忍，曾劝谏说：“陛下诛杀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直接反驳太子，而是把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太子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棘杖上的刺扎手，我帮你把这些刺除掉，不是更好吗？”在朱元璋心中大臣们都是扎人的刺，必先除之，才能永固大明江山，朱家子孙永享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力。先例既开，后世效仿，明成祖朱棣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诛杀建文帝时期的臣子，不能不说是受了其父的影响。

德化窑鹤鹿老人•明

延伸阅读

地方官制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把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设布政使和左右参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和财政。同时，布政使还有把中央政令传达到地方的职责，所以叫“承宣布政”。除了南直隶外，全国共分为12个布政司，就是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山西和湖广。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设了云南布政司。各个布政司的辖区，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划分。由于行中书省在元代以来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因此布政司一般也被简称为行省，或者省。同时，把原来行中书省的监察司法权力分出来，另外设立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掌管刑政。又设立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设都指挥使掌管一省的军政。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合称为“三司”，三司不相统属，直接隶属中央，这样三权鼎立，三司互相牵制，有利于中央对地方上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