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的南北之争

时间：明朝

明 洪武年间，科举史上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引发了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激烈争论，结果是全国自由竞争被依考生地域分南北不同比例录取进士的制度取而代之。

科举取士

明初，朱元璋决心实施科举取士的制度，欲把天下所有有才华、有知识、有抱负的能人志士招于麾下，为朝廷效力，巩固大明的基业。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开始在全国各省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在南京举行会试，录取进士120名。他们连同那些会试中被录取的举人一起，被立即授予官职，走马上任，出任朝官。这一年，是明代的首次科举考试，朱元璋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发现并公正地选拔能够为朝廷出力的人才，集天下之英才于一殿，来改变前朝政治腐败、官员素质低下的局面。

后来，朝廷颁行“科举成式”，科举制度逐步开始定型化，虽然许多规制与前代有所不同，但在会试一级仍承旧制，实行全国自由竞争。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科举制度作为永久制度确立下来，并颁布了具体的科举考试规则。

青花瓷管卷草纹笔•明

北举砸黄榜

洪武三十年（1397）的会试，主副考官刘三吾、白信蹈从全国几百名举人中，点出52名贡生，其中又以宋琮为贡生第一，上报给了皇帝。经皇帝过目，会试发榜。贡院的负责官员将贡生名单抄录在黄榜上，张贴在贡院门口。

然而黄榜刚一贴出，立即群情哗然，引来纷争。黄榜上北方举子统统落选，从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后一名的刘子信，全部都是来自江南的考生。接下来的殿试，福建闽县的陈某又被取为状元，北方举子愈发不满。于是他们认为，由于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都来自南方，就有意压制北方才子而袒护南方人，使得南方的考生都得以高中，而北方考生无一中选。这一说法很快得到大多数北方举子的认同，群情激愤，不肯善罢甘休，纷纷扬言闹事。他们用泥团土块将高悬的黄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召集了一些同样不满的落第学子，浩浩荡荡地向礼部闯去。

礼部接到控诉刘三吾等人私取同乡的奏报，赶紧请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锦衣卫，镇压考生游行队伍。然而事态越闹越大，还没有离开京城的北方考生再度组织游行示威，并且写了大批字帖贴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礼部见大事不妙，便立即向朱元璋上书汇报。朱元璋异常震怒，决定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

刘三吾饱读诗书，才学名誉江南，自担任翰林一职以来，已逾几十年。如今85岁高龄的刘三吾，已经是首席侍讲翰林学士，且被委以向东宫太子授经的重任。刘三吾对朱元璋说：“北方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连年战争对当地文化教育摧残极大。这些年来，北方举子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成绩相差愈发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才会出现南优北劣的局面。”

剔黑凤凰牡丹菱花盘•明

血腥的“南北榜”事件

朱元璋其实本来就对南方地主知识分子有些不满，又因为国家要加强北方边境防守，北方正是用人之际。对这一科选出的进士都是南人，他就有些不快。于是他又下令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会试复查。经过20多天的锁院查卷后，张信向朱元璋如实禀告复查结果：“南北考生成绩相差确实悬殊，就连最后一名的刘子信，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北方人的试卷，仅能列为第53名，不能重新更动。”

北京国子监辟雍

朱元璋听后，认为是张信故意把成绩差的试卷拿给他看，勃然大怒，命令刑部立即捉拿刘三吾、张信、白信蹈三人，严加审问，要求他们说出会试实情，结果刑部闹腾了好几天，三位大人仍旧丝毫不肯改口。刑部官员只好拿出之前办胡案、蓝案时大拷刑讯逼供的本事来，还将三人家眷几百口全部打入天牢，终于查出了一个涉及600多人的大型“徇私舞弊”集团，上报给了皇帝。

水阁读书图•明　陈铎

图中山峦层叠，石纹繁复，树木茂盛，云气缭绕，涧中溪水之上水阁屋舍掩藏，内有读书文士正抬头凝想，溪水波光粼粼，溪岸石上有两人皆抬首仰望。用笔浑厚老健，着色淋漓清润。

朱元璋明明知道是冤案，但为了平息北方士人的愤怒，于是御笔朱批，称刘三吾、白信蹈是蓝党，张信是胡党，有谋逆之心。刘三吾因年事已高，流放充军，直到建文初年，才被召还京师，参加撰修《春秋大全》。而张、白两位则被凌迟处死，涉案大臣和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放有数十人。这一年所选进士全部废除，当科状元则以行贿罪被判处死刑。这年的四月底，将20多位考官绑赴刑场执法。

五月，朱元璋亲自阅卷，从北方士子中点出61名进士，第一为河北韩克忠，第二为山东任伯安。此后，明朝科举一律分南北榜取士。消息一出，举国欢呼雀跃，“南北榜”公案至此了结。

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之争”案。先出的南榜52名中无一北人，朱元璋亲自批定的北榜61人中无一南人。

紫檀棋桌•明

南北分卷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大学士杨士奇提出南北分卷的设想。两年后，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南北卷制度正式实施，以南北文化水平高低不同，规定南北取士分配比例为，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

宣德、正统年间，又分为南、北、中卷，确定南卷、北卷、中卷的比例分别为55:35:10。南卷含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含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含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后南北卷地域、比例时有调整，但均坚持南北分卷取士。除了少数年份中断外，这种分地域按比例录取的制度一直沿袭至清代。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到江南文人在科举上所取得的成功。在苏州，尤其是吴宽、王鏊等人一出，吴门文风重振，以京城和苏州两地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吴中文人集团。据统计，明代江南有3800余位进士，文献载明任职情形的至少有3400余位，占总数的90％；在京城做官的有1600余位，占48％，在地方任官的近1800人，占52％。执掌朝政的大学士，由江南进士出任者多达31人，在明朝政坛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六部尚书，江南进士出身者达100多人，江南进士任职台谏者多达400余人。

雪意歌•明朱瞻基

明代科举的另一个发展便是规定了应试答卷的形式——八股文，它从明代开始，成为文人入仕的“敲门砖”。八股文取士一制形成之后，许多应试者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八股文”，这种现象在明代就已经常常被世人所讽刺，后来清代的《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中都对八股文，以及八股文取士的众生百态进行了描绘。但八股文取士使得科举考试更为规范化，它便于阅卷操作，能使取士的标准更为统一。八股文的考查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这种局限性的考试内容才是束缚考生发挥的重要原因。

南京江南贡院内“状元匾”与“赶考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