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服饰——原始服饰

在远古时期，人们首先穿着的衣服，当然不会是用现在这样的各种纺织品制作的。例如：我们在原始雕像上看到的会阴带，可能是用兽皮剪裁的，也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植物纤维纺织品。而在产生织物之前，人们使用的服装原料，很可能就是动物的毛皮与植物的叶子。

野兽是原始人类的主要食物，利用兽皮，应该是人类产生要穿衣物的思想后很自然的结果。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名著《西游记》中，描述了这样一段情节：唐僧从五行山下把赤裸裸的孙悟空解救出来后，走了不远，就见到一只老虎。孙悟空笑道，这是给我送衣服来的。于是一棒将老虎打死，剥下个囫囵皮来，割成四四方方一块，把它围在腰间，揪下一条葛藤，紧紧束定。这种描写，真有点像原始人的生活了。晋侯墓地出土的玉佩饰根据民族学的调查资料，有些原始部族最初可能是披上一块完整的兽皮或树皮。例如：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人曾穿着一种羊皮衣，它是用一块完整的羊皮制作的，仍保存着羊的外形，并用羊腿系在一起代替纽扣；夏天正着穿，冬天反着穿。纳西族的羊披肩也是这样一块方形的羊皮，用绳子拴在身上，白天披上遮挡风雨，晚上当作被子盖，不论晴天雨天、酷暑寒冬，都时刻不离。类似的全皮衣物在各地的民族衣物中都有过发现。

在以采摘业与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民族中，在植物茂盛的地区，人们更可能先使用植物的叶子作为衣物。自然界中的树叶草藤不但随手可得，而且更易于缠绕在身上。当原始人类产生了遮掩身体的要求后，就从附近摘取一些草叶用藤萝缠绕在身上，这是多么自然、多么顺理成章的进展啊！

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曾经以古代诗人屈原的名作《九歌·山鬼》为题材作画。画面上，一位美丽的少女，身上缠绕着鲜花与香草，骑坐在豹子上，显得非常神秘。她来源于诗人的名句“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这个在山道上时隐时现的女神，以花草树叶为衣，不仅令历代的读者产生无限美妙的遐想，而且确切地描绘了古代人们的衣着材料来源。山形玉饰骨针在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存着穿戴草叶的习惯。在一些清代的野史笔记中，记载了苗族男子披着草衣短裙；《滇黔记游》记载清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纫叶为衣”，台湾的高山族人用笆蕉叶或椰树皮做衣服；广东有些少数民族用竹皮制作衣服。这些，都应该是古代人们直接穿用植物的遗存，表明我们的祖先有过一个那样的“初级阶段”。

很少有人想过：仿效自然界中的藤萝类植物而产生的绳索，是人类发展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件发明。将植物纤维或动物纤维搓成线绳，是人类发明纺织与服装制造的第一步，其所具有的开天辟地一般的意义绝不可以轻视。没有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织物与服装，没有今日人类经济的重要支柱——服装纺织业。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的祖先看得比我们更清楚。在流传至今的商周青铜器上，铸有大量青铜器主人所属的古代氏族徽号。这些徽号由各种图形符号组成，用符号刻画出这些氏族的祖先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这些业绩大多也是人类生产发展历程中的重大成就，例如驯养家畜、制酒、造船、制车轮、版筑造屋等等。其中有表示制作绳索的族徽和表示从事纺织的族徽；还有一种符号，是在表现一种摇制绳索的绳车。这些商代的族徽，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生活中对绳索和各种线绳的需求在急剧增加，表现出从最初的手工制绳发展到简单机械制绳的过程。由此可见，绳索的发明与应用，曾经在我们祖先的头脑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线绳的出现，使动物的毛皮得到进一步利用，薪式的草叶服装也得以出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开始使用磨制和钻孔的骨、石工具，其中包括缝制衣物的针。北京的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曾经发现了一枚两万年前的骨针。这枚骨针保存较完好，仅针孔有残缺，全长82毫米，针孔的直径约3毫米，刮磨得很光滑。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当时人们用来缝纫的工具。这枚骨针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技能已经提高到可以将兽皮缝缀起来使用的地步。那些缝缀起来的皮毛，无疑应该是山顶洞人服装的一部分。可以设想，用兽皮制作的衣服，既坚固又保暖，还有一定的美观效果，曾经被寒温带的古代人们长期穿用。近来，在辽宁省海城小孤山遗址又出土了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骨针，大约已经有了四万五千年的历史。

有些学者推测，在石器时代，人们可以使用锋利的石制切割器把兽皮割成一条条、一块块，让它们适用于遮掩身体各部位的需要。然后，经过长期的生活实用，又懂得了将切割开的皮块用皮条联接起来，以至于形成一些服装式样。当人们通过实践与思考，知道利用骨针和动物筋、线绳等来缝制衣服时，服装的制作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人们开始将切割开的各种不同形状的皮片缝合到一起，形成比较完善的服装。需要指出，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还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明。从现有的资料看，山顶洞人使用骨针，很可能是用它将兽皮缝成大片，在夜晚作为被褥或帐幕使用，主要用于遮挡风雪。然而，这确实就是人类服装的起点。让我们设想一下，在深邃的山洞中，大堆的篝火旁，山顶洞人用骨针缝缀着一片片毛皮，该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生活画面啊！把它与今天服装厂中哒哒作响的成排的电动缝纫机放在一起，该是一种多么强烈的对比。雕塑人形彩陶壶玉镯人们最早穿用兽皮，可能还是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彝族人羊皮衣那样，整块披裹。后来，有人将兽皮中央穿一个洞，把头套进去，然后前后对折，束在腰间。有了纺织品后，也有可能是将树皮布、麻布等斜披在背后，再从身体两侧通过肩、腋绕向胸前。很多民族都曾经这样穿衣，直到近代，云南独龙族的衣装还是这种样式。

古代的帽子与鞋子也是利用树叶、兽皮等材料制作而成，这同样可以从民族学的资料中找到证明。东北曾经有过一首民谣：“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的用途是填充在冬季的保暖鞋——中，而就是用一块牛皮做成的，这种鞋今天恐怕见不到了。它和最早的鞋子大约一脉相传，都是用一块皮子包在脚上。清代的《云南志略》一书中记载：古代的僚人用桦树皮制作帽子；阿昌族人用竹子做帽子，上面还要包上熊皮；南方的人们则多用草来编织鞋子。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大自然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无比丰富，除了使用兽皮以外，人们还注意到其他的一些天然物品也可以利用来做衣服。在南方，一些有韧性的树皮也被充分利用，如台湾的高山族同胞就曾经以槠树或构树皮制作树皮布。他们在夏季用石刀把树皮从槠树或构树上剥下来，因为这时的树皮含水分多、柔软、容易剥取，也利于加工制作。加工的过程很细致：先要用力捶打树皮，去掉上面的杂质；然后再把它揉软；最后晒干。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人和傣族人用箭毒树的树皮做树皮布，他们也是先剥下树皮，然后将它在水中浸泡多时，再将它捣烂并漂洗干净，剩下的纤维就可以用来做衣服，如头巾、腰裙、外衣等。戴冠饰簪人头像紫绣绢利用植物纤维，是人类发明纺织业的根本，这条道路自然是从人们懂得捻线那一步开始的。在五千至八千年前的属于河姆渡、庙底沟等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中，都曾经发现大量的各种形制的纺轮。这些纺轮有石制的，也有陶制的。它们的构造很简单，在石制或陶制的轮盘中央，插上一根纺杆，纺杆上方有一个倒钩，这就形成了一件使用历史最长的纺织工具。使用时，先用手搓出一条线头，把它拴在纺杆的底部，并绕在纺杆上；然后将纺轮垂下，新石器的纺轮（上残）使它转动，就可以利用转动将纤维均匀地纺成线了。操作者只要一面转动轮盘，一面将丝、麻、毛等纤维续进去，就可以纺出长长的线来。这种小小的工具，又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人类创造机械的开始。可能当时人类已经注意到了圆的转动，了解到圆与转动的机械效能，也就知道了轮子的使用，这使人类掌握了省力的方法，懂得了利用机械工具来更好地向自然索取，因而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纺轮、车轮与制陶用轮，应该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机械工具之一，有了它们，才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评价服装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是怎么赞美也不会过分的。

在各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纺轮，正说明当时纺线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如此大量的纺线活动，自然不会只生产一些用于缝纫的线绳。在今天，一些农村还有类似的纺轮使用，一个熟练的妇女，一天可以纺出半斤以上的细线，大约有数千米长。原始先民的生产力可能不会与此相差太多，据此推断，这时纺出的大量线应该是用于纺织，织出新的服装面料——纺织品。就这样，一个新的服装世界由此渐渐地拉开了帷幕。

在少数民族中保留下来一些十分简陋的织布机，它们就是原始织布机的影子。例如：在南方的黎族、佤族、高山族、基诺族、布朗族等民族居住地区里，都可以找到一种席地使用的水平式腰机。这种腰机是由几根粗细不等的圆木棒构成。用它织布时，要席地而坐，彩陶盆上的舞人纹饰把经线的一端拴在腰间，另一端拴在一根木棒上，其他的木棒穿过经线；织布者双脚伸直，踏住拴经线的木棒，然后用梭子来回穿过经线，用木刀把纬线打紧，织成布匹。

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国文化遗址曾经出土一件用青铜制作的贮贝器。在这件贮贝器上雕铸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就有一些用席地式水平织机织布的妇女。这些妇女有的在用纬刀用力打纬，有的正在来回抛梭子，有的双手握刀向前剔经线。这些动作都是织布的基本动作，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原始纺织过程，仿佛一系列静止的录像场面。原始人们使用的早期织机，估计与此原理基本相同。

布帛纺织技术的灵感是怎么得来的呢？根据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它很可能是来源于编织技术的产生。可能在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已经开始了用树枝、草茎来编织筐、篮、席子等器物的生产活动。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陶器的发明，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个过程：原始人先编织了筐篮，而后又在筐篮上涂抹陶土，堵塞空隙；在偶然的情况下，这样的筐篮被火烧了，使得陶土浆形成的外套烧成了坚硬的陶器。所以说，编织工艺应该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技艺。直至今日，东北的鄂伦春族人还不会织新石器时期玉人布，但是他们却能用柳条编织门帘，用马尾绳编织鞍垫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编织技术的产生要早于纺织技术。在新石器文化时期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曾经发现底部保留有席子条纹的陶器残片，它是当时编织工艺的具体证明。

更重要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陕西省临潼姜寨、华县泉护以及河南省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经在出土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的印痕。这是由于在当时制作陶器，使用麻布垫底，布的纹理便留在了陶器上，可见那时候布已经不是罕见的贵重物品了。在庙底沟等地陶器上发现的布纹是一种十分粗疏的布帛留下的，在每平方厘米中只有10根经线与10根纬线，正像汉代《淮南子·汜论训》中所说的；“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意思是；伯余最初制作衣物时，用麻的纤维织布，在手指上挂上经线，织成的布像网一样粗疏。在时代与此相近的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用苘麻纺的双股线；同时这里还出土了木制的纺车与织机零件，如打纬刀、梳理经线用的长条木制齿形器、两端带有缺口的卷布轴等，这些器物经用碳-14测定年代，距今大约七千年。

在稍晚于河姆渡时期的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当时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地葛布，布面上用圈绕的方法织出了罗纹。这种葛布的经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0根，纬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3～14根，花纹部分可以达到28根纬线，它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葛纺织品。藤葛最初是野生植物，后来由人工栽培，人们在收割藤葛后用热水煮烂它，就可以剥出葛纤维。葛布疏薄轻凉，适合在夏天穿用，正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五蠹》中所说，当时的贵人是“冬日豹裘，夏日葛衣”。

在距今约五千年的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苎麻纺织物的残片，包括麻布与细麻绳等，其中的平纹麻布，经线与纬线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16～24根，甚至有些达到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样的密度与现代的细麻布很接近，比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双股经线的罗地葛布在织造技术上更为进步。在南方的一些原始部族中，还开始利用木棉、棉花等植物纤维纺织。在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福建省崇安武夷山船棺葬内，发现了青灰色的联核木棉布，它的经纬密度各为每平方厘米14根。

北方内陆的原始先民们也大量利用羊毛、驼毛以及其他动物毛纤维，近来多次在新疆出土古代的毛纺织物就是证明。如在罗布泊中，曾经出土了数千年前的古尸，他的身上就包裹着粗毛织物。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哈密五堡遗址中，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与斜纹两种织法织成的毛布，还有用彩线织成条纹的毛，毛是一种类似毡子的物品。牺背立人擎盘十六节龙凤纹玉饰现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从南到北、从东到酉的华夏大地上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数千年前的纺织品，有力地揭示出了古代人类大量使用麻、葛、毛、丝等动植物纤维来进行纺织的事实。

从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我们还可以幸运地见到一些仿照当时人类制作的人形陶器，从而了解到一些当时人们的衣着情况。

1988年，在甘肃省玉门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人形器。制作者巧妙地将人的头做成器口，河南安阳出土的大理石人像（残）两臂做成器柄，器身上有网纹的饰件，似乎是粗布的衣服，加之下穿不连裆的裤子，脚上有翘头的靴子，形态显得憨厚可爱。这里还出土过一些模仿人的下半身的彩陶罐，有明显的裤子与鞋，罐身像是一条腰间束紧的裙子。1989年，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冰崖村出土了彩陶人形瓶，身上画着四排斜角弧线纹，可能就是象征有纹样的衣服。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属于新石韶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盆，画了三组舞蹈人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这些舞蹈人物穿着窄袖紧身、长度与膝部相齐的衣服，头戴巾子，特别有趣的是他们还在身上垂下一条兽尾一样的饰物。1995年，青海省同德县团结村也出土了类似的彩陶盆，上面画的人物穿着紧身上衣，下身穿着鼓成球形的短裙，似乎是表现舞蹈时短裙飘起的景象。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玉人，它身穿紧身衣裤，束腰，头戴有方格的扁平圆帽，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衣装了。湖北省天门县邓家湾的新石器时期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塑女子像，头上戴有平顶的有檐圆筒高帽，陕西省北首岭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头戴平顶帽的人像；甘肃省玉门还出土过陶制的尖头靴子。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从头到脚的各种服装。这些实物证据虽然比较简单、粗糙，不能更为具体地表现出新石器时期的衣装细节，但也足以反映出当时多姿多彩的衣着式样了。

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把制作服装作为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装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从此，穿上服装的人类文明将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前奔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