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服饰——宋代服饰

宋代崇尚礼制，冠服制度最为繁缛。宋代初年，朝廷参照前代衣服式样规定了皇帝、皇太子、后妃、诸臣、士、庶人的服式。后来，三番五次修改，直到宋亡，一直未停。宋代官府设有专门作坊从事各种绢帛、丝织品的生产。北宋都城设有绫锦院，征调手艺精湛的工匠织作锦、罗、绉、、绫、等高级丝织品，以供皇室及朝廷官吏制作服饰的需要。绫锦院发展到拥有400张织机。许多州、府也有专门机构，从事各种织物的织作。欧阳修曾用“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诗句来形容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丝织业繁荣的景象。从服饰所需物质条件上看，宋代不亚于唐代，但宋与唐相比，服饰款式少有创新，而且色彩单调，向质朴、洁净、自然的方向倾斜。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宋王朝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加上辽、金相继南下，战争连绵，火与血给现实生活带来灾难。尤其是南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岁月难熬。权贵们只望苟延残喘，无意在服饰上煞费苦心。一是宋代晚期程朱理学影响较大，它主张“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存天理，必然灭人欲，对人们的思想有所钳制。看来，一个时代的服饰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朝曾三令五申禁止胡服传人，但是，实际上胡服在中原有增无减；到了南宋，胡服流传更广。可见，服饰文化是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生理学、艺术等诸多因素，不是简单的官方命令所能左右的。

官服

宋代皇帝服饰有大裘冕、衮服、通天冠、绛沙袍、履袍、衫袍、窄袍、御阅服。大裘冕是祭祀昊天上帝时的礼服。大裘，用黑羔皮制成，领袖用黑缯。冕，无旒，前圆后方，前低后高，玄表朱里，以缯制成。衮服是祭祀宗庙、朝太清宫、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时的衣着。衮服为青色，绣有日、月、星辰、山、龙、雉、虎七种图形，红裙绣有藻、火、粉米、黼、黻五种图形。冕有十二旒，二纩，并贯珍珠，冕版用龙鳞锦表。通天冠是大祭祀、大朝会、大册命、亲耕籍田时的首服。宋代通天冠与唐代的有所不同，它是用辽东产的北珠镶嵌。虽说也是24梁，加金博山，但它是用金或玳瑁制成蝉形嵌在冠上。冠高、宽均为一尺，青表朱里。与通天冠相配的绛纱袍，用云龙红金条纱制成，红色袍里，黑色袖口。履袍是大礼完毕还宫、乘大辇时的便装，以绛罗制成，因着履，故称履袍。如穿靴，则称靴袍。履、靴都用黑皮。衫袍是大宴时的衣着，有赭黄、淡黄、红色等色。窄袍用于平时理政时。御阅服是皇帝的戎服，为骑马阅兵时的着装。综上可知，皇帝在不同场合着装不同，祭祀时要求庄重，理朝时要求神圣，巡视时要求便捷，阅兵时要求威武，无一不体现至高无上的权威。

皇太子服饰有衮冕、远游冠、朱明衣、常服。衮冕是祭祀时的礼服。冕，青罗表，绯罗红绫里，饰金银钅及花，前后白珠九旒，二纩贯水晶珠。衮服，青罗衣，绣有山、龙等图形，红罗裳绣藻、粉米等图形。远游冠为受册、谒庙时的首服，有18梁，青罗表，饰金银级花。朱明衣与远游冠配套而用，它是用红花金条纱制成的，里为红纱。常服为皂纱折上巾，紫公服，配犀金玉带。不难看出，皇太子服饰是“准皇帝”的衣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帝是世袭制，皇太子服饰特点（特有的质料，特有的图案，特有的款式）反映了这种特殊关系。

宋代诸臣服饰，名目繁杂。

宋初，诸臣祭服为衮冕。其中的九旒冕套装为；涂金银花额，犀、玳瑁簪导，青罗衣绣山、龙、雉、火、虎虫隹五种图形，绯罗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种图形，绯罗靴或履。这是亲王、中书门下的衣着。七旒冕套装为：犀角簪导，衣绘虎虫隹、藻、粉米，裳绘黼、黻。这是九卿的衣着。五旒冕套装为：青罗衣裳，无花纹，铜装佩剑。这是四品官、五品官献官时的衣着。朱罗裳是六品官以下的着装。冕旒越多、图案越繁，官位越高。

百官礼服有冕、毳冕、絺冕、玄冕。冕是宰相的衣着，冕有八旒（每旒八玉），三彩，青纩。衣为青黑罗制成，绣有华虫、火等，裳为纁表罗里，绣有藻、粉图形。毳冕是六部侍郎的衣着。冕有六玉，三彩。衣绘虎、藻、粉米图形，裳绣黼、黻。絺冕是光禄卿、监察御史、读册官、举册官的衣着。冕有四玉，二彩。衣绘粉米图形，裳绣黼、黻。玄冕是光禄丞、奉礼郎的衣着。冕无旒，无佩绶。衣纯黑，无纹，裳刺黼。可见，旒、玉多寡，标志着官位的高低。

百官服色也有变化。宋初规定，三品以上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七品以上服绿色，九品以上服青色。元丰年间有所改变；四品以上服紫色，六品以上服绯色，九品以上服绿色。服色趋于简化，四种变成三种。

帝王百官穿着形制繁杂的朝服，披披挂挂，冬天尚可，夏日闷热。据说，宋代有一个丞相在盛夏穿朝服上朝，差点闷死在朝廷大殿里。因发生此事，宋代一度规定，容许百官在盛夏不穿朝服朝见。宋代士大夫主要着深衣、紫衫、凉衫、帽衫、襕衫。襕衫多以白细布制成，圆领大袖，下裳腰伺有襞积。进士、国子生、州县生多着此服。

宋代君臣对服饰的华丽有所顾忌，他们认为用珍奇的禽兽羽毛来美化自己，有伤自然，违背仁政。大观元年（1107），郭天信提出废除翡翠（指一种鸟的蓝色、绿色羽毛）装饰。徽宗说：“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宋吏·舆服志五》）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建议制定祭祀、冠婚之服，“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宋史·舆服五》）。这种服饰设计方案，竭力趋向质朴，比较符合理学“革尽人欲，复明天理”的宗旨。

服饰是“无声语言”的一部分。它通过使用可见的但又没有言语的象征来传播信息。因而，古人在冕冠上作了许多文章。宋代吏冠中的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都各有独特的内涵。进贤冠用漆布制成，冠额上有镂金涂银的额花。冠后有“纳言”（帻巾），宋代幞头以示忠正。罗制冠缨，垂于颔下打结。用玳瑁（或犀角）制成簪导横贯冠中，通过发髻起牢固作用。冠梁银地涂金。这是二品以上高官朝会的首服。貂蝉冠也叫笼巾，用藤丝织成，表面涂漆，正方形，左右用细藤丝编成两片蝉翼。冠的前部有银花，上部缀玳瑁蝉，左右各有三只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据说，貂象征“内劲而外温”，蝉象征“居高食洁”。这是中书门下的首服。獬豸冠，即法冠，冠上涂碧粉，梁数依品级而定。獬豸，取其“能触邪佞”之意。这是御史大夫、中丞的首服。东破巾幞头也是宋代官吏的首服。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在朝会、处理公务时，要穿礼服，戴幞头。这种幞头多用藤或草编织巾里，外面用纱，涂漆。它与唐代幞头相比，有所改进，以直脚为多。起初，两脚左右平直展开，后来，两脚伸展加长。有的簪以金、银、罗、绢的花卉。官吏也戴头巾。依款式而论，有圆顶巾、方顶巾、琴顶巾等；依质料而论，有纱巾、绸巾等；依人名命名而论，有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等。东坡巾原为宋代文豪苏东坡所戴。它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稍窄些，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戴时则有角，处在两眉间。有人曾这样描写：“麻衣纸扇趿两屐，头戴一幅东坡巾。”（杨基《赠许白云》）这是个典型的宋代文人的形象。

宋代官吏佩“带”，以质地不同区分职位高低。皇帝、皇太子佩玉带，大臣佩金带，还有银、犀、铜、铁之类，各有等差。有时，皇帝把玉带赏赐臣下。神宗熙宁六年（1073），熙河路告捷，宰相王安石率群臣到紫宸殿祝贺，神宗皇帝解下白玉带赏赐。熙宁八年，岐王颢、嘉王君页获得方团玉带。元丰五年（1082），神宗下诏：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宰相、观文殿大学士等，佩金球文方团带，佩鱼。所谓佩鱼，就是按晶级不同分别佩带金、银制成的鱼，作为饰物。宋代规定，着紫衣者（高级官吏）带金鱼，着绯衣者（中级官吏）带银鱼，都系在带上而垂于后。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衣者，也佩带。亲王武官、内职将校都不佩。

民服

我们从古代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考察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服饰特点。《宋史》关于宋代服饰的记载要比《新唐书》关于唐代服饰的记载详尽得多，而且引述了若干皇帝诏书的片断，揭示了不少服饰发展走向的社会背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北宋京城（开封）东门外汴河两岸清明时节各阶层居民生活的情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习俗：有的黎民，头戴巾，上穿袄，下穿裤，忙忙碌碌；有的百姓，头戴斗笠，上着衫，下着裤，四处奔波。“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吴自牧《梦粱录》）。北宋汴梁人的衣着：卖药的、卖卜的，都具冠带；士、农、工、商各具本色，有的戴帽穿背子，有的穿衫束角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行业不同，衣着有别。我们从他们的服饰特征大体可以知道他们从事何种职业。

宋代男子，上身以穿圆领袍衫为主。此外还有凉衫、紫衫、毛衫、葛衫、襕衫、鹤氅等。凉衫披在外面，因色调是白的属于冷色，故称凉衫。紫衫，形制较窄，本为戎服，后来士大夫也穿。窄袖紫衫前后开衩，便于骑马。凉衫较宽大，紫衫较短窄。凉衫，男女均用。由于凉衫浅白，又多用于吊丧。宋孝宗薨，即令群臣服凉衫赴丧。毛衫，用羊毛织成；葛衫，用葛麻织成。二者因质地不同而得名。襕衫属于袍衫的形制，近于官服，与大袖常服相似，白色，其下前后裾加缀一横幅。“品官绿袍，举子白襕”（《玉海》）中的白襕指的便是宋代举子（被举应试的士子）身着的白襕衫。与襕衫形制相近的有鹤氅，较为宽大而披在外面。苏东坡诗句“试看披鹤氅”，即是形容宋代文人、山野人士的衣着。

此外，有一种长袍，袍长至足，有表有里，里面有绵絮，因为它长，也称长襦，有宽袖广身的和窄袖紧身的。有官位的，穿锦袍；平民百姓，穿布（或麻、或棉）袍；未有官位的文人，穿白袍。衲袍是质地粗糙而较短的袍子。劳动人民多着襦、袄。襦有袖头，长度通常至膝盖，有夹的有棉的，多衬在里面。袄与襦区别不大，多穿在外边。靖康之乱时，有些士大夫常以绮罗到民间换取粗布袄裤，以躲避金人抢掠。短褐是粗麻布制成的衣着，为贫困百姓常用。因其身狭袖小，又称之“筒袖襦”。宋代邵康节多次拒仕，“遂作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可见，宋代隐者穿褐衣。在宋代，男女均着背子。其质地区别极大，男子穿背子的有皇帝、官吏、仪卫、士人、商贾。女子穿背子的有后、妃、家居妇女、歌乐女子等。宋代还流行一种名为膝裤的胫衣，罩在膝下脚上，男女均用，贫富均着。据说，南宋秦桧在朝为相，高宗对他时有防范；秦桧死后，高宗松了一口气，对臣下说：“朕今日始免膝裤中置匕首矣。”

女服

宋代女服要比男服款式多，服色种类也多。从宏观上看，宋代妇女夏穿衫，冬穿袄，衣着特点是上淡下艳。上衣服色一般是淡绿、粉紫、银灰、葱白等，以清秀为雅；下裙服色通常是青、碧、绿、蓝、杏黄等，以艳丽为美。

宋代后妃有棉衣、朱衣、礼衣、鞠衣。皇太子妃有褕翟、鞠衣。袆衣，深青质，织成五彩翟纹，内衬素纱中单。中单领绣以黑白黼文，以朱色罗缘袖、边。蔽膝色随裳。大带色随衣，外侧加滚边，上用朱锦，下用绿锦滚之。带结用素组，革带用青色，系以白玉双佩。朱衣，绯罗质，加蔽膝，佩革带、大带、绶，金饰履，履随衣色。礼衣，12钿，通用杂色，加双佩小绶。鞠衣，黄罗质，蔽膝，大带、革带及舄随衣色。棉衣用于受册，朝谒、朝会等。朱衣用于朝谒圣容等。礼衣为宴见宾客之服。鞠衣为亲蚕之服。后妃的常服，通常为真红大袖衣，以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红罗背子，黄、红纱衫，白纱裆裤，服黄色裙，粉红色纱短衫。

宋代丝织物比以往又有了新的发展，花色品种增多，刺绣水平明显提高。于是女服中出现画领、刺绣领。据《老学庵笔记》记载，裤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宋代女裙，多以罗纱为主，且有刺绣。贵妇女裙有“双蝶绣罗裙”。还有用郁金香草染衣裙的，使之有郁金香之色和香味。宋代女裙，以长裙为多，裙带也垂得很长，“坐时裙带牵纤草，行即罗裙扫落花”便是描写长裙的诗句。裙色很多，有红、绿、黄、蓝、青等色。而歌伎乐舞者身着红似石榴花的长裙最为时髦，于是有人描写为“石榴裙束纤腰袅”。裙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之别。舞裙折褶更多，显得分外潇洒。福州南宋墓出土的裙，有一条除侧面不打褶外，都作细密褶叠，每片15褶，计60褶。妇女外出骑驴，则着“旋裙”，前后身开胯，以便乘骑。这种旋裙，始于京城女妓，后来一些士大夫之家也来效仿。

宋代女服有一种叫“大袖”，有直领、圆领两种。以素罗制成，对襟，衣身用正裁法，袖端各接一段，饰有花边。妇女穿的内衣叫抹胸，为菱形。福州出土的抹胸，表里均为素绢，双层，内絮少量丝绵，腰间各缀帛带，以便系扎。它上可覆乳，下可遮肚，不施于背，仅盖于胸，故称抹胸。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引胡侍墅谈》载；“建炎（1127～1130）以来，临安府浙漕司所进成恭后御衣之物，有粉红抹胸。”可见，当时贵妇用抹胸。妇女也着半袖衣背子。它有两种形制，一种在两腋、背后垂有带子，腰间用勒帛束缚；一种不垂带子，不用勒帛。

宋代300多年间，女服有些变化。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妇女上衣时兴短而窄；至宣和、靖康年间（1119～1127），女服上衣趋向紧逼狭窄，前后左右襞开四缝，以带扣约束，当时称“密四门”。有一种小衣，也是逼窄贴身，左右前后四缝，用纽带扣，称之“便当”。这种形制，到绍兴年间（1131～1162）稍有收敛。但到了景定年间（1260～1264），又恢复原样。时装样式，多始于内宫，逐渐上行下效，播及远方。其纹饰特点，靖康年间的女服，四季花卉的纹样多集于一衣之上，时有小景山水图案。唐宋以来人们笃爱自然界的山水花鸟，山水花鸟画大放异彩。艺术家的成就直接影响到服饰的设计，绘画艺术美和服饰美得到了统一。

宋代帝王屡次颁令，限制士人庶民的服色花样。实际上是要求庶民的服饰形制越简单越好，色彩越单调越好。天圣三年（1025）皇帝下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缎）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宋史·舆服五》）。可见，宋代民服日趋单调和朝廷的禁令密切相关。

胡服

宋代伊始，朝廷便对少数民族服饰的传入严加禁止。后来，宋徽宗下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事实上，服饰文化不可能完全静止不变。每个时代，人们都会根据当时的经济、文化状况，依据特定的审美要求，适当地改变自己的衣着。胡服在中原不仅没有灭绝，反而有所滋蔓。宋徽宗又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一种妇女靴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宋史·舆服五》）这种措词相当激烈，可见皇帝把胡服看成是洪水猛兽，要严加防范。宋代北方先因契丹族势力强大，后因女真族兴起，胡服流行范围不断扩大。据《揽辔录》记载：“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有些妇女的发式效仿女真族，作束发垂头式样，称为“女真妆”。开始于宫中，继而遍及四方。临安舞女则戴茸茸狸帽和窄窄胡衫。《续资治通鉴》记载孝宗乾道四年（1168）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可见，南宋时期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删艮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梳妆

宋代妇女的发髻种类颇多。有的梳成“朝天髻”，即把发梳至头顶，先编成两个圆柱型发髻，然后将发髻朝前反搭，伸向前额。为使发髻高耸，在髻下衬有簪钗花钿，将发髻前端高高托起。有的梳成“同心髻”，即将头发束在顶部，然后编成一个圆髻，示意渴望团圆，故称“同心髻”。有的梳成“流苏髻”，髻式上耸而略向后倾，插上各种珠翠，并有两条红飘带垂下。

为了使发髻更加光彩夺目，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多种花鸟、簪钗、梳篦插在髻上。宋代花冠有的喜用罗、绢、金、玉、玳瑁制成桃、杏、荷、菊、梅等花卉簪在髻上。有的冠上插花，用漆纱、金、银、玉制成高冠，冠插白角长梳，左右两侧插花，把一年四季名花同时嵌在冠上，称之为“一年景”。据史书记载，宋徽宗时，汴京妇女“作大鬓方额”。政和、宣和之际，“尚急扎垂肩”，即北宋流行的一种妇女高冠，高不能过七寸，广不能过一尺。宣和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由于妇女插花的影响，皇帝大臣也时有插花。有首诗戏谑说：“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宋代妇女喜欢戴真花，以牡丹、芍药为多。她们穿什么装戴什么花形成了一系列模式。例如，穿紫衣服，簪白花；穿鹅黄衣服，簪紫花；穿红衣服，簪黄花。有的宫女，上着紫衫，下穿桔红长裙，头簪紫花。逢年过节，妇女们都特意打扮一番。周密在《武林旧事·元夕》中写到：“元夕（正月十五日夜）节物（应时节的景物），妇女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月下所宜也。”闹蛾是妇女一种头饰，用乌金纸剪成蝶形，以朱粉点染。玉梅是用白绢制的梅花。雪柳是用纸或绢制成的迎春花枝。还有一种额饰“梅花妆”。说到它的来历，不免回溯一段故事。据说，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时，忽然梅花落在她的额上，仕女们觉得非常美丽，争相效仿，在额上画梅，于是“梅花妆”流行开来。历经隋唐五代，到宋代仍然很盛行。宋代瓜果式金耳环宋代妇女讲究眉式，佩戴耳环。不论皇后还是宫女，常把眉画成宽阔的月形，然后在月眉的一端（或上或下）用笔晕染，由深及浅，向外散开，别有风韵。宋代妇女的耳环，有的用金丝打制成“S”型，一端作尖状，一端成薄片，在薄片上浮雕花卉。江西彭泽宋墓出土文物中有这种耳环。有的由两个金片合成，金片上压印着繁缛的纹饰，中间为两个对称瓜果，上下枝叶蔓延，穿耳金丝呈枝杆状，与金片纹饰浑然一体。这种文物见于江苏无锡宋墓。

宋代妇女佩带香囊。青年男女离别时，女方常以香囊相赠，留作纪念。有的用素罗制成，绣有鸳鸯莲花，背面平纹素纱，沿口用双股褐色线编成花穗作为装饰。

宋代妇女外出或成婚，头上要戴盖头。从《东京梦华录》、《事物纪原》上得知，盖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唐代风帽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用一块帛缝成个风兜，套在头上露出面孔，多余部分披在背后。有的将布帛裁成条状，由前搭后，只蒙盖脸部及胪后，耳鬓部分显露在外。另一种是一块大幅帛巾，多为红色，在结婚入洞房时女方用它遮面。据《梦粱录》记载，成亲前三天，男方要向女方赠送一块催妆盖头。是美人，还是丑女，揭开盖头才见分晓。盖头的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到民国年间婚礼上的新娘还蒙着盖头。

僧道服

早在汉代道教便创立，同时，佛教也传入中国。到了唐宋，佛、道二教并驾齐驱。道士的服装主要有道冠、道巾、黄道袍等。道冠，通常用金属或木材制成，其色尚黄，故称黄冠。后人常以黄冠代指道士。道巾有九种：混元巾、九梁巾、纯阳巾、太极巾、荷叶巾、靠山巾、方山巾、唐巾、一字巾。道士常服为黄道袍，也叫大小衫，大多交领斜襟。他们多穿草鞋。宋代道士保持着古代上衣下裳和簪冠的形制。

据佛教章法规定，佛教僧侣的衣服限于三衣和五衣。三衣，梵文Tricivara的意译，音译为“支伐罗”。三衣就是佛教比丘（出家后受过大戒的男僧）穿的三种衣服，即僧伽梨（九条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郁多罗僧（七条布缝成的上衣）、安陀会（五条布缝成的内衣）。这些衣服布条纵横交错，呈田字形。五衣，指三衣之外加上僧祗支（覆肩衣）、厥修罗（裙子）。前者，覆左肩，掩两腋，左开右合，长裁过腰，是一块长形衣片，从左肩穿至腰下。后者，把长方形布缝其两边，成筒形，腰系纽带。相传，三衣、五衣都是释迦牟尼规定的法衣。此外，还有袈裟，也是佛教法衣，由许多长方形小块布拼缀而成。僧人为了表示苦行，常常拾取别人丢弃的陈旧碎布片，洗净后加以拼缀，称之为百衲衣。它不许用青、黄、赤、白、黑“五正色”及绯、红、紫、绿、碧“五间色”，只许用铜青、泥（皂）、木兰（赤黑）三色。据《释氏要览》卷上载，其来源有五种；有施主衣、无施主衣、往还衣（包死人衣）、死人衣、粪扫衣（指人们丢弃的破衣碎片）。

法衣是道教法师举行仪式、戒期、斋坛时穿的衣着，有霞衣、净衣等。僧道也穿直裰，又称直掇、直身，以素布制成，对襟大袖，衣缘四周镶有黑边。

戎服

宋代军队平时防卫巡逻或作战，常着战袄、战袍。宋代无名氏的《宣和遗事》曾有这样的描述：“急点手下巡兵二百余人，腿系着粗布行缠，身穿着鸦青衲袄，轻弓短箭，手持闷棍，腰挂环刀。”袍和袄只是长短有别，均为紧身窄袖的便捷装束。

官兵作战时通常要穿铠甲。铠甲表面缀有金属薄片，用来保护身体。据《宋吏·兵志》记载，宋代有的全副铠甲甲叶达1825片，分缀于披膊、甲身、腿裙、兜鍪、兜鍪帘等处，由皮线穿联。一副铁铠甲，有的重达49斤左右。“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欧阳修《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描写的正是数十万官兵身着寒冷彻骨的甲衣执行防务。此外，皮制的战衣叫皮笠子、皮甲。

宋代有一种特别的铠甲——纸甲。康定元年（1040）诏令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副。它是用一种特柔韧的纸加工的，叠三寸厚，在方寸之间布有四个钉，雨水淋湿后更为坚固，铳箭难以穿透（见朱国桢《涌幢小品》）。

仪卫军的甲衣，粗帛为面，麻布为里，用青绿颜料画成甲叶图案，加红锦边，红皮络带，前胸绘有人面二目，自背后至前胸缠有锦带，并有五色彩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