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宋朝——假如宋朝有一份《查理周刊》

每个时代都有言论的禁忌，这些禁忌通常被排除在言论自由的边界之外，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有的禁忌被突破了，同时又有新的禁忌形成；有的禁忌借助强硬的立法进行维护，有的禁忌则是社会成员通过自发的约定相互遵守。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及之前，普遍存在“渎神”的禁忌，据说柏拉图就主张，对犯了渎神罪的人应该加以监禁，必要时必须处以死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被雅典的民主法庭以渎神罪处死。如今西方基本上没有渎神罪了，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宗教歧视则发展成新的言论禁忌。

中国社会由于很早就完成了西欧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才完成的人文化，所以几乎一直都不设渎神罪。不过在中国古代，儒学为治国之正统，侮辱、亵渎儒家圣贤也是彼时的社会禁忌，当然圣贤的学说可以质疑、重新诠释，但圣贤本身是应当受到尊敬的，渎圣侮贤，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话说北宋时候，川地出了一位叫作龙昌期的民间学者，在正统士大夫的眼里，这个龙昌期就是一名“异端”，因为他的言论触犯了“渎圣”的禁忌。

龙昌期学问很好，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自成一派，以“议论怪僻”著称，曾别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道德经》，蜀地很多名士都拜他为师，“知名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龙昌期早年曾经“携所注（著作）游京师”，希望朝中有伯乐赏识他这匹千里马，但朝廷没有用他，只好失望而归。后大臣韩琦在剑南当安抚使，得知龙昌期之才学，便力荐龙昌期到国子监当了一名助教。另一位大臣文彦博也很赏识他，又向朝廷推荐，于是获授“校书郎，讲说府学”。此时，龙昌期已年过八旬，他把自己历年出版的著作“百余卷”献给宋仁宗，以证明自己的学问确实很牛。

宋仁宗将龙昌期的著作发给翰林院，想听听大学士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其实非常欣赏龙昌期的学问，下诏“赐龙昌期五品服，絹百匹”。然而，翰林学士在通读了龙昌期的著作之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龙昌期“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甚至“以周公为周之贼”。周公为儒家心目中的圣贤，龙昌期居然斥责周公为“贼人”，在当时，这是毫无疑问的“渎圣”言论。

一些正统的翰林学士很愤怒，向宋仁宗报告了他们的看法：“观其（龙昌期）穿凿臆说，诡僻不经，甚者至毁訾周公，疑误后学，难以示远。乞下益州毁弃版本。”要求撤销龙昌期的教职，并销毁他的著作。

但翰林院“未闻朝廷卓然有所施行”，反倒听到皇帝加赐龙昌期“五品章服及絹百匹”的消息，这下更是怒火冲天，知制诰刘敞立即上了一道火药味很浓的“论龙昌期学术乖僻疏”龙昌期之书，亵渎圣贤，要是放在从前，早已像少正卯那样被诛杀了（但“孔子诛少正卯”是否确有其事，历朝都有人质疑，许多学者相信那是法家栽赃给孔子的）。现在陛下“纵昌期之妄而不诛，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币，是非贸乱，沮劝颠倒，使迷国之计行于侧，而非圣之俗倡于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不过，宋朝的士大夫还不至于杀气腾腾，刘敞话说得狠，实际上倒无诛杀龙昌期之意，只是要求皇帝追还赏赐龙昌期的诏书。他说，如果不追回诏书，说明皇上坚持相信龙昌期是国之贤能，也就说明我刘敞“蔽贤而害能”，那么请陛下治我等之罪。一这差不多是在要挟宋仁宗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也认为，龙昌期“异端害道，不当推奖”。台谏官也上书“交攻”。不过，从刘敞疏中抨击“执政不能谨重政体”“藉人情卖弄国恩”等语看，当时的执政官却是同情龙昌期的。

正当物议沸腾之际，年迈的龙昌期跑到登闻鼓院，递状自辩，并“还纳所赐”，辞职回乡。这场由“渎圣”言论引发的争端，因为龙昌期有尊严的退让，终于平息了下来。回川路上，龙昌期途经洛阳，去拜见了提携他的文彦博。文彦博向龙昌期表达了歉意，又说：“朝廷方崇尚周孔之教，而先生非之，故至此耳。”龙昌期说某何尝非孔子，但非周公耳。”文彦博说：“亦足矣。”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刘敞、欧阳修等人反应过度了。不就说“周公为周之贼”吗？何必上纲上线喊打喊杀？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体会宋代那时候的士大夫的感受，你将儒家最尊敬的圣贤诬为“贼人”，也难怪他们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而且，想想同时期的中世纪欧洲教会对“渎神罪”的残酷处罚，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儒家对民间学者“渎圣”言论的态度其实还是相当宽容的一只是要求朝廷不可褒奖“渎圣”的人，不希望“渎圣”的言论得到传播，但后来宋人编撰经学著述，还是收录了龙昌期的作品，可见朝廷最终还是没有禁毁龙昌期之书。

龙昌期自辩“何尝非孔子，但非周公耳”，不过在宋代，“非孔子”的也大有人在一宋朝民间流行滑稽戏，而滑稽戏有个特点，即敢于拿“神圣不容侵犯”的人物开涮，有点像今日美国脱口秀、法国《查理周刊》的风格，当朝宰相被开涮过，孔子也被开涮过，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剧目，叫作“弄孔子”优戏。“弄孔子”优戏兴起于唐朝，盛行于两宋，而在元、明、清三朝衰微，这种兴衰的趋势可能跟社会宽容度的变迁有关。

可以想象，正统的儒家士大夫对那种将孔子搬上舞台戏弄的“弄孔子”优戏是非常恼火的。话说宋哲宗朝的某个元宵节，在一次宫廷御宴上，有教坊优伶表演滑稽戏助兴，表演的节目，居然就是“弄孔子”优戏，而席间恰好坐着孔子后裔孔宗翰一这伶人胆子也真够大。孔宗翰当然很生气，要求惩处伶人。当时有同僚劝孔宗翰“此细事，何足言？”孔宗翰反驳说：“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乐道，而贱伎乃尔亵慢，纵而不治，岂不累圣德乎！”史料说“闻者惭羞叹服”。

平心而论，先祖被优伶拿出来开涮，孔宗翰心中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国宴上表演戏弄圣贤的滑稽戏，也确实不成体统。不过依宋朝的惯例，优伶应该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通常是打一顿板子以示薄惩。朝廷也没有明令禁毁“弄孔子”优戏（个案性质的对出格优伶的惩戒以及个别地方对某类戏目的禁演，则是有的），民间“弄孔子”优戏照演不衰。到了明代，朱元璋才下令要求“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圣贤、帝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

南宋初年，王十朋赴湖州任太守，在嵊县这个地方，他看到东岳祭神赛会表演的滑稽戏，就是“设盗跖以戏先圣”的“弄孔子”优戏，“不忍观”，还写了一首诗发泄胸中愤恨：“里巷无端戏大儒，恨无司马为行诛！不知陈蔡当时厄，还似如今嵊县无？”“盗跖戏孔子”的情节应该本自《庄子》杂篇中的《盗跖》，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子贡被柳下跖辱骂戏弄的故事。但学者考据认为，“盗跖戏孔子”实无其事，是庄子编造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十朋要在诗中说“里巷无端戏大儒”。王十朋说得咬牙切齿，“恨无司马为行诛”，但毕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将演“弄孔子”戏的演员抓起来杀掉。“恨无”二字其实道出了当时士大夫对民间“弄孔子”优戏的无奈。

近世学人多认为“弄孔子”优戏的流行是社会风气自由、开放的体现，而视王十朋的态度为“专制流毒”，如民国时期的词曲理论家任二北先生就说：“王状元看优戏，对艺人亦动杀心，分明承‘先圣’衣钵，孔丘所倒行逆施于‘夹谷笑君’者，流毒之远，一至于此！不知当时戏中，果能演跖为人民英雄，演丘为巧伪人否。因为认定孔丘“流毒之远，一至于此”，任先生甚至不大敢相信在“礼教森严”的宋朝，人民有权利戏弄孔子。

我个人觉得，宋朝的滑稽戏敢拿孔子开涮，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比较宽松。但我不认为在戏台上以调戏先贤为乐是多么值得推崇的事情。在众语喧哗的社会，“渎圣”的言论不妨倾听，但它不应该大行其道，获得加冕般的礼赞；相反，它应该感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自发形成的舆论压力。

其实，宋代的戏曲界还是有着自治之意识与能力的，比如唱曲的艺人成立了自己的自治组织，叫作“遏云社”，并订立了社条，其中一条称“如对圣案，但唱乐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词，切不可以风情、花柳艳冶之曲，如此则为渎圣……筵会、吉席、上寿、庆贺不在此限。”意思是说，在庄严、神圣的场合，只能唱乐道、山居、水居等清雅之词，切不可唱风情、花柳艳冶之曲，否则，便是亵渎神圣。而筵会、吉席、祝寿、庆贺等场合则不在此限。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我不是查理》一文的结尾，来表达我对“渎圣”言论的基本立场：“健康的社会不会打压言论，但会对不同类型的言论者给出不同礼遇，人们对睿智、考虑周全的学者的声音给予高度尊重，给予讽刺者‘半尊重’，但对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则给予羞辱和鄙视。对那些想得到人们关注的人士来说，你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你能赢得的不同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