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用什么照明：蜡烛

我们知道，宋代夜禁制度松弛，城市中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市民的夜生活很是丰富，酒楼茶坊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瓦舍勾栏每晚都上演精彩节目，令人流连忘返；店铺与街边摊营业至深夜，乃至通宵达旦；街市上热闹不减白昼。城市夜生活的展开、市民对黑夜的开发，离不开一个前提条件：发达的照明。如果没有明亮的照明工具，在黑夜里，大伙儿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早点洗洗睡。

也因此，我们看宋人描述夜生活时，总是提到灯烛。《东京梦华录》写到，“凡京师酒店，……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最豪华的樊楼，“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樊楼的灯火，成为东京的繁华象征，深深铭刻进宋朝诗人的记忆：“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铁围山丛谈》记述，“（东京）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多年之后苏轼回忆起马行街的繁荣时，也写到“灯火”：“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宋朝都城的元宵节，更是不眠之夜、不夜之城：“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家家灯火，处处管弦”，繁闹之地点燃巨烛，“照耀如昼”。灯光，消弥了白昼跟黑夜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夜晚与白天一样光线明亮、人声喧哗。

那么宋人用什么照明呢？

油灯的普及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因为答案众所周知：不就是油灯吗？

油灯确实是古时最常用的照明工具，不过，你未必知道，宋代的灯具与燃料悄然完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迁（变迁的时间起点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但变迁的完成则是在宋代）。汉代的油灯，多使用动物油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西汉铜卮灯，即发现有疑似牛油的残留物。动物油脂凝点低，常温下为膏状，燃烧时光线昏暗，且冒黑烟（我们看出土的汉朝灯具，多带有导烟管），还有难闻的气味。

到了宋代，动物油脂已很少见，人们点灯普遍使用植物油脂。北宋庄绰的《鸡肋编》比较了几种植物油的优劣：“油，通四方可食与然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灯；……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灯，但烟浓污物，画像之类尤畏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以胡麻油为佳。跟动物油脂相比，植物油脂优点明显：排烟较少，也没有难闻的气味。

从出土的灯具实物来看，汉代灯具多为青铜器、铁器与陶器，以青铜灯的造型最为繁复、华丽，如1985年山西朔县汉墓出土的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由衔鱼雁首（灯盖与烟管）、雁身（灯架兼吸烟装置）、灯罩及灯盘组成，四个部件均可拆卸。灯盘有手柄，可转动；灯罩是两块弧形屏板，能开合，既可挡风，又可调节亮度；雁腹内盛水，油脂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通过鱼腹和雁颈组成的烟管导入雁腹，最后沉淀于水中。整个灯具设计之高妙，令人叹为观止。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 灯

宋代青釉洗式五管器

到宋代时，青铜 灯已十分罕见，陶瓷灯具成为最常见的照明工具，而且灯具的造型比较简单，往往是单体的碗、盘和钵。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宋代青釉洗式五管器，出土自简阳东溪镇宋墓，研究者相信，这是一个五芯灯盏。跟西汉的彩绘雁鱼青铜釭灯相比，这件青釉灯具可谓朴素无华、平淡无奇。

这说明了什么？宋人的工艺水准不如汉代吗？当然不是。毋宁说这是汉代灯具应用不广的反映。试想一下，华贵的青铜灯具，价格不菲，平民百姓哪里用得了？自然是皇室贵族、官宦之家，或富有的平民家庭才得以享用的奢侈品；而简单的陶瓷灯盏，则是值不了几文钱的寻常之物，再贫穷的家庭，都买得起一只陶瓷灯盏。

换言之，汉代时，很可能只有皇室贵族、官宦豪富及一部分富有平民才使用灯具，多数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老百姓恐怕并无夜里点灯的习惯。“凿壁偷光”的故事即发生在汉代，汉《列女传》也记述了一贫女，家中没有油灯，只能与邻居“会烛相从夜绩”，而受到邻家奚落。再据《汉书·食货志》，冬天农闲时节，妇女有“相从夜绩”的习惯，夜间纺织为什么要聚在一块？自然是为了共用灯盏。可见汉代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备有灯具。

因为灯光的匮乏，夜晚意味着普遍的黑暗，这也导致古人对黑夜产生了深切的恐惧，这种恐惧体现在法律制度上，又形成“黑夜禁忌”，如居延汉简中的一则逮捕法条规定：“《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周礼》亦记载了古老的夜禁制度：政府设“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而在宋代，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庶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植物油燃料得到广泛使用，灯盏的结构也明显趋于简化，灯具的材质普遍采取廉价的陶瓷，意味着油灯作为一种寻常的日用品，已普及至千家万户。从南宋梁楷的《蚕织图卷》（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我们可以看到，住着茅屋的普通养蚕户，家里都点着油灯。宋代夜禁制度的消亡，也可能与民间灯火的普及有关联。

梁楷《蚕织图卷》局部

白蜡的应用

古代的照明工具，大致可以分为灯系与烛系。宋代“照明革命”的另一个体现，是蜡烛的广泛应用。

当然，中国人使用蜡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魏晋时期，汉刘歆《西京杂记》载：“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也有石崇“以蜡烛灼炊”的记述。这里的蜜烛，当为蜂蜡所制。古人很早就掌握了从蜂巢中提取蜂蜡的方法：“蜡乃蜜脾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黄者俗名‘黄蜡’。”不过，最初的蜜烛形制跟今天的蜡烛并不一样，多是蜡块，使用时先加热熔化成液体，再充当油脂点灯。然后才出现了粗短的圆柱体蜡烛，这是因为蜂蜡熔点低，易软化变形，难以制成细长的管状烛。而且，汉晋时期的蜜烛绝对是奢侈品，只有皇家或石崇这样的巨富，才用得起蜡烛。

宋人所用的蜡烛，形态上已经跟汉代的蜜烛完全不一样，而跟我们现在所用的蜡烛更接近，呈长长的管状，中间有烛芯，可以直接点燃。从表现夜游、夜宴或祭祀题材的宋代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宋代的蜡烛形态，如宋代佚名《夜宴图》（美国私人藏）、南宋李嵩《四迷图·酗酒》（收藏者张大千曾将此图标注为“文酒夜宴图”，似不确）、宋人摹《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马麟《秉烛夜游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是画饮酒宴游的夜生活，也都画出了点燃的长条状蜡烛。

宋代佚名《夜宴图》局部

李嵩《四迷图·酗酒》

宋人摹《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马麟《秉烛夜游图》局部

南宋《女孝经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嵩（款）《焚香祝圣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则画有宋人祭祀时使用的蜡烛，也为长管状。《焚香祝圣图》题签提到的“焚香”是指使用香炉，图中点燃的红色管状物为蜡烛。

南宋《女孝经图卷》局部

李嵩（款）《焚香祝圣图》

不要小看这种长管状的蜡烛，它不但保存、携带、使用方便，燃烧时间较长，亮度也远大于油灯，可谓是人类照明史的一次进步。它的出现，得益于古人对制烛新材料的发现：白蜡。白蜡熔点比黄蜡（蜂蜡）高，“不淋”，既有可塑性，又有一定硬度，这才可以制成长长的蜡烛，点燃后也比较光亮，正是照明的理想材料。

白蜡取自蜡虫的分泌物。由于白蜡是中国特产，西洋人也将它叫作“中国蜡”。中国养殖蜡虫提取白蜡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至唐代，但有史料可确证的时间则是宋代。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录有“白蜡”条目，介绍了蜡虫的养殖情况：“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录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

这条史料透露了几个信息：南宋后期，白蜡虫养殖业从淮河一带扩展至江浙地区；养殖白蜡虫的收益跟养蚕不相上下；白蜡的价格高于黄蜡。

宋人还用乌桕油脂制作蜡烛：“乌桕，实如鸡头，液如猪脂，可压油为烛。”乌桕种子有一层蜡质表皮，是制蜡的上品；桕子榨油，混入融化的白蜡，倒进模具内，凝结后便是桕烛。按南宋诗人陆游的使用体验，桕烛的光亮可将蜡烛比下去，“乌桕烛明蜡不如”。不仅陆游这么说，另一位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有《乌臼烛》诗曰：“焰白光寒泪亦收，臼灯十倍蜜灯休。”

宋人用来制烛的原料还有石油，叫作“石烛”。今日蜡烛所用的工业蜡即从石油中提炼，不知宋人又是如何制作石烛的，因史料记载过于简单，不好臆断。不过我们确知，石烛的照明效果很不错，来看陆游记录进《老学庵笔记》的使用体验报告：“宋白《石烛》诗云：‘但喜明如蜡，何嫌色似黛。’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据说石烛也耐烧，一支可顶蜡烛三支，但缺点是烟浓。

蜡烛的商品化

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长管形的蜡烛至迟在唐朝就出现了。陕西乾陵博物馆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就绘有手执蜡烛的侍女。唐诗也常常提到蜡烛，比如“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不过，这些带有“蜡烛”的诗句所描述的，通常都是上层社会的生活，因为蜡烛此时还是贵族、官宦、富商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平民可消费不起。因此，燃烛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种方式，如贵戚“杨国忠每家宴，使每婢执一烛，四行立，呼为烛围”。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蜡烛

到了宋代，恰如宋诗所描写：“白云劝酒终日醉，红烛围棋清夜深”，“湖上画船风送客，江边红烛夜还家”，蜡烛已经成为普通的日用品，进入一般士庶家庭。

我们知道，宋朝的元宵节非常热闹，家家户户都会放灯，从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八，连放五天。放灯期间，“灯品至多”，“精妙绝伦”。相传南宋李嵩绘画的《观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就画有一组元宵花灯：奏乐仕女身后架了一个灯棚，上面悬挂着三盏巨灯；右侧的桌子上安放着一只走马灯；还有两名童子一个手执兔儿灯，一个手执瓜形灯。这种可以提在手上到处游玩的花灯，使用的燃料不大可能是油灯（因为花灯在晃动时，液体很容易泼洒出来），只能是蜡烛。也就是说，在宋代元宵花灯中，蜡烛的应用是相当普遍的。

传李嵩《观灯图》

为了鼓励民间放灯，临安政府每天还会给市民发放蜡烛与灯油，《武林旧事》载：“天府（临安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升阳宫支酒烛，北至春风楼支钱。”在南宋杭州，显然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蜡烛。

我们如果去检索宋代笔记，还会发现关于蜡烛的使用记录突然多了起来，南宋洪迈《夷坚志》多次提到“烛”，如“洛中怪兽”条载：“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兽，仿佛如犬，或如驴，夜出昼隐。民间讹言能抓人肌肤成疮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见兽入其家，挥杖痛击之，声绝而仆。取烛视之，乃幼女卧于地已死。”这个故事很诡异，不过我们不去管它，只注意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洛阳平民家中备有蜡烛。

《梦粱录》则记载，南宋杭州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女家收了聘礼后，要在“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到迎亲之日，男方派人各执“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等礼品，“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蜡烛显然是宋人办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宋人婚后生子，为孩子举行“抓周”仪式时，摆出来让孩子抓的物品，包括“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其中也有“烧香炳烛”。

宋朝都城设有一个服务机构，叫作“四司六局”，相当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人家若有喜庆欲办筵席，可雇用“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这“四司六局”中，专设了一个“油烛局”，职责即“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需要用到蜡烛。

在《梦粱录》记录的杭州“团行”（工商行业组织）中，有“修香浇烛作”，说明制作蜡烛尤其是祭祀用的香烛，在南宋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在“铺席”（商店）中，则有“童家桕烛铺”、“马家香烛裹头铺”两家“有名相传”的大品牌；《梦粱录》又载，杭州“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可知南宋杭州出现了蜡烛专卖店，蜡烛是市场上常见的商品，不再是贵族豪富专享的奢侈品。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画有一间售卖蜡烛的“朝山纸烛铺”，虽然仇英应该是以中晚明的苏州城为参照描绘宋代市井风情，不过证之《梦粱录》的记载，南宋杭州的街市无疑是有这样的蜡烛铺的。

实际上宋朝的图像也可以佐证我们的观察。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幅南宋初画院摹本《蚕织图卷》，画的是江南蚕织户从“腊月浴蚕”到“织帛下机”的全过程。我们发现，蚕织户的家具当中，就有一架烛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南宋佚名的《耕织图轴》，图上也画出了一架烛台，想来是夜织时用来照明的。蚕织户并非大富户，只是一般农户，他们也用得起蜡烛。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上的蜡烛铺

南宋画院《蚕织图卷》局部

南宋佚名《耕织图轴》局部

南宋画师牟益绘有一幅《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图画表现南朝诗人谢惠连《捣衣诗》诗意，画的实际上就是画家心目中古代女性为丈夫捣练、剪裁、缝制冬衣的劳动场景。图卷中也出现了烛台与蜡烛。显然，在画家生活的南宋后期，蜡烛应该是常见的日用品，所以才被牟益画入描绘女性劳作的画面。

牟益《捣衣图卷》局部

宋代佚名的《秋堂客话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主宾二人秉烛夜谈的情景，可以看出来，住着茅屋的寒士也用得起蜡烛。

宋佚名《秋堂客话图》局部

那么宋代的蜡烛价钱几何呢？据《宋会要辑稿》，宋神宗年间，朝廷给予官员的奠仪包括“秉烛每条四百文，常料烛每条一百五十文，茶每斤五百文”，可知宋代宫廷蜡烛的价格为每根150文至400文不等，相当于一名城市下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不过宫廷的蜡烛制作豪华，用料精细，无疑偏贵，正如宫廷用茶每斤500文，而榷货务面向市场销售的茶价则是：“其贸鬻：蜡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品质一般的蜡茶每斤只需47文钱。同理，坊间民用蜡烛的价钱也应当不会太昂贵。

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这种用桦木皮包裹蜡脂制成的蜡烛每根约18文钱，顶多20文钱，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能消费得起的。

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说的是宋代杨家将的故事，里面有一处情节也提到蜡烛的价格：“杨景：‘和尚，我布施与你一千枝蜡烛。’和尚：‘且慢者。一千枝蜡烛，一分银子一对，也该好些银子。’”一分银子即0.01两银，按元朝的银钱比价，一两银子约兑3000文钱，0.01两银换成铜钱的话大概是30文。蜡烛一对30文，显然也不是特别贵重。元杂剧反映的物价情况应该是元代的信息，不过宋元相隔不远，也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南宋蜡烛价格的参考。

当然，点蜡烛的成本还是明显高于点油灯，一名南宋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至5文钱。而通宵点烛，少说要三至五根蜡烛，即需要支出50至90文钱，是油灯成本的1至20倍。

因此，北宋名臣寇准好奢华，家中不点灯，专点烛，便被欧阳修视为是“可以为戒”的不良生活作风：“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亦是寇莱公（寇准）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杜衍）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还有一个叫蒲宗孟的官员，“性侈汰，藏帑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烛三百，入郡舍，或请损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他是苏轼的粉丝，曾致信苏轼汇报学道心得，苏轼给他复信：“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 委婉劝他不要点那么多的蜡烛。

寇准与蒲宗孟燃烛的豪迈劲儿，唐朝的杨国忠也许会自叹不如，晋代巨富石崇若穿越过来，见了也会惊呆。但实际上，寇准、蒲宗孟的个人财富肯定比不上石崇，只不过蜡烛在石崇的时代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杨国忠的时代也可以用来炫富，而在寇准的时代已不怎么贵重，所以士大夫家庭才能够“燃烛达旦”、每夕“燃烛三百”。

今天，灯烛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寻常之物，但它们背后，也蕴藏着中国物质文明演进的生动信息哩。